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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杰思  国学教育（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国学教育已开展二十多年了，现在，到了进行全面地总结、认真地反思、系统地改进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探索出一套真正国学教育方案，我们就能引导国学教育进入到新的时期。在国学教育开启时期，需要唤起人们对经典的重视，需要激情澎湃，需要鼓动渲染，但进入国学教育的新时代，则要在保持激情的同时，更多地需要理性思考，更多地需要科学精神。国学教育的反思，已是刻不容缓。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何时做？ “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解一生之需。”国学教育必须找到正确的模式，找到正确的方法与正确的原则。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倡导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对于我们当代国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们所主张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引导、学思结合、循序渐进、熟读精思、温故知新、专心致志、知行并重、先易后难、博约兼顾、自由讲学、讲论答疑、寓教于乐、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涵养、虚心、立志、克己、主敬、存养、省察、力行等原则和方法，已融入到国学教育义理模式中。片面国学教育方案中，出现了大量既违背孔子、朱子教育思想，也违背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做法。甚至将孩子作为国学教育实验的小白鼠。如果拿几个孩子作实验倒也罢了，如果是拿几百万儿童作实验，在实验出现错误的情况下，也不思改进，反而加以百般掩盖，那就危害很大了。 只有将系统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实践的整合起来，才会形成真正国学教育方案。国学教育需要出现大量的实践个案，在分析个案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规律。个案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当代中国，缺乏系统国学研究者，研究者只是从西式的某一学科出发，去中华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材料进行研究，而且，国学研究者一般不进行国学推广工作，国学推广者一般不去研究国学，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片面国学教育方案。 为了让人更明确地了解国学教育义理模式，在此，我将国学教育义理模式同其它国学教育模式进行横向对比，有了对比，才有选择。 在所谓的“国学热”中，在少数有识之士提倡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我看到的事实却是，民众对真正的传统文化越来越疏远，社会生活西化和三俗化朝着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方向发展，中华文化流失的速度远远高于中华文化重建的速度。  国学热所引发的思考（资料图 图源网络）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中华文化持否定、疏远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持肯定、亲近态度的人；二是，即使肯定并亲近中华文化的人，对于弘扬中华文化，要么只说不做，要么做了却不用心做；三是，即使是用心弘扬中华文化的人，他们推行的国学教育方案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目前占据国学教育阵地的主要是两大流派：纯研究派和纯读经派。 先看纯研究派，他们走的是将中华文化西方化、知识化、对象化、烦琐化、碎片化的道路，他们是将中华文化当作研究的对象，当作写文章著作的材料，当作谋取职称、地位、金钱的工具，至于传播、教化、普及、信仰、修养、践行、运用，他们通常不感兴趣，因为传播、教化、普及、信仰、修养、践行、运用等，不纳入他们所在单位的考核评价体系中。纯研究派制造的学术成果，只有极少数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有一定价值，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是低水平重复，没有价值甚至具有负面价值，有些学术成果是在民众与中华文化之间制造了障碍，民众通过这些学术成果去面对中华文化，反而增加了理解和接受的难度，反而导致大量的误解。 再看纯读经派，他们注重经典，注重经典在大众中的传播，但是他们只读经，并且在十三岁之前不解经、不涵养、不践行、不运用，并且将读经与国学技艺教育、与现代知识体系学习割裂开，十三岁之后绝大多数读经者遗忘所背记的经典，真正走上解经、涵养、践行、运用之路的人极少。 其实，国学教育应当如何推行，对纯研究派和纯读经派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早已开始了探索。极少数的学者走向民间去传播，自己也有一定的践行功夫，如推行“乡村儒学”的专家即是如此。但这样的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所占比例太少了，没有超过百分之一。同时，也有少数私塾和学堂在读经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讲解，注重践行，注重国学技艺学习，但他们的探索还没有形成系统方案。 本人不忍看到中华文化就这样全面衰败下去，探索国学教育二十多年，并依靠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这一平台进行大量的实践，汇聚了二千多年国学教育的成功方法，总结国学教育二十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回归孔子教学法和朱子教学法，参照香港孔教学院经训科和台湾四书课程教育模式，形成系统完整的国学教育方案，提出的国学教育义理模式。国学教育义理模式可以简称为义理教育或义理派。 义理派试图在纯研究派和练读经派之外去探寻国学教育第三条道路，这是不是国学教育的一条新的出路呢？通过本文，大家可以作出思考和判断。如果不赞同本文主张而依然采用纯研究派或纯读经派的做法，本人也表示理解，毕竟这两派的推行者可以获得一定的现实利益，在现代商业社会，真正能逃利益支配的人又有多少呢？要改变纯研究派和纯读经派主导国学教育的局面其实非常之难，原因就在于，“触动人的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关于民国时代的经典教育，思想家胡适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讲：“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胡适有了听“讲书”的历程，使他成长为思想家，成长为品德高尚的人。当然，我对他关于传统文化的某些偏见，并不认同。 由此观之，在学堂中，只背诵不理解的“背死书”是一种简单、低级、低效的经典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基本上只有两个环节：诵读和背记。既“背书”又听“讲书”，则是更好、更有效的经典教育方式，这种方式有三个环节：诵读、理解、背记。有了这三个环节还不够，因为《中庸》设立了经典教育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陈杰思提出的国学教育义理模式，阐明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诚敬、集粹、理解、体证、诵读、背记、涵养、力行，这也是经典教育的八个环节，这是经典教育对教师来说最复杂、对学生来说最有效的方式。不幸的是，“背死书”的教育方式竟然占领了中国当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私塾和学堂，而且收费颇高。您是应当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送到”背死书“的学堂，还是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送到既”背书“又”讲书“的学堂？还是将自己或自己的孩子送到坚持经典教育八项原则的义理学堂？如果您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有国学教育的情怀，如果您是真正为了学生好，您自然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王财贵先生二十多年来推广儿童读经，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我在推广国学教育义理模式（简称义理教育）的过程中，许多国学教育机构负责人及老师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儿童读经理念，对国学教育义理模式产生种种误解。要消除这些误解，就必须作出清晰的解释，因此，非常有必要阐明国学教育义理模式与儿童读经有何异同，以供大家思考并选择。 我并不希望在国学教育领域中制造对立，引起对抗，只是希望在国学教育领域中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是国学事业走向兴盛的必要前提。将儿童读经与义理教育进行比较，目的在于让民众了解更多信息，有思考的空间，有选择的余地，也希望引起讨论，产生更多更好的国学教育方案，以挽救国学教育衰败之势。我只是担心，如果只有一种方案摆在大众面前，大众没有选择余地，只会沿着一条道路走下去，假如这条道路错了，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如果要在行动上不折腾，就必须先在理论上反复“折腾”。国学教育事业不能只有一条道路走到底，应当有多个方案摆在大众面前，由大众去选择他们认为是“最佳”的方案。 对待王财贵先生的儿童读经，有两种极端错误的态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不但否定王财贵先生的所有主张，而且对王财贵先生的人格进行攻击，对其理论进行歪曲，甚至上升到对中华经典的全盘否定，上升到对经典教育的全盘否定；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的态度，不但完全按照王财贵先生的所有主张去做，而且还奉若神明，不想有任何改进和调整，不允许有任何的反思和批评意见，对反思和批评者报以人身的攻击！本人秉持中庸之道，对王财贵先生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儿童读经理论中正确的东西加以接纳，对儿童读经理论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我对王财贵先生非常敬重，但不能因此就隐藏自己的观点，不能因此就不讲真话，不能因此就置国学教育之大业于不顾，不能因此就置数亿儿童的前途与命运于不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