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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乐恒 本文论及当代儒学复兴之路的三个误区：误区一，“儒家宪制”；误区二，“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研究”；误区三，“政治儒学”。 另外，文章也提出当代儒学复兴的四个比较合理的道路：复兴点之一，儒家仁爱精神的充分阐发；复兴点之二，民间儒学与乡村儒学、民间儒家团体的建立；复兴点之三，儒家经典的重建与诠释；复兴点之四，现代新儒家的继承与深化。  当代儒学复兴（资料图 图源网络） 儒学的复兴尚在起始阶段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宗教传统一样，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磨合，因此有着活泼健康的精神生命，同时也有着与现实的各种纠缠。不过，在现实的命运上，儒学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宗教传统也有所不同。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相当深远的“令人吃惊不已的文化自虐冲动”（张祥龙语）与运动。有些运动试图将儒学与孔子曾经整个地打倒，再踏上一千只脚，使之永不翻身。但这样的一种冲动与运动，注定是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传统与文明蕴含着活泼的精神与生命，而且这个活泼的精神与生命又是与人性、人心、人道、人格的常理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想将它连根拔掉，这注定就是放火烧天，徒自疲劳，并为后人所取笑。 正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全面的文化自虐与打倒儒家的历史，而我们对于世界各大深厚的文明与宗教又难以作瞬间移植之功（这谈何容易），因此在当今时代，国人往往遭遇了深刻的价值、信仰、意义的真空，这一真空又会造成各种迷惘、困惑、堕落。在这个大环境下，国人逐渐发现，曾经被打倒与铲除的孔子儒家，还是具有活泼的精神与生命的，这个精神与生命能够给我们相当程度的指引，让我们走出困惑，寻回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据此，我们可以预见，当代中国大陆的国学热、儒学热，将会持续发展下去。这是不可阻挡的文化复兴趋势，国人已经很清晰也很自信地走上了一条“当代儒学复兴之路”。相信这是当前学界的共识。 不过，当前我们行走在“儒学复兴之路”的什么阶段呢？根据笔者理解，儒学的复兴尚在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甚至有可能难以分出主路与歧路，大道与小径。这个状态，正合《周易》屯卦所说的“天造草昧”的情形。草，是草乱无序；昧，是冥昧不明。我国传统社会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价值之根已被一而再地腐蚀与破坏，而我们现代性进程又诡异地徘徊不前，加之全球的文化、政治、经济的格局往往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因此在这个天造草昧的状态中，当代儒学复兴之路也存在着走向歧途与误区之虞。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发挥《周易》屯卦《大象》的精神：“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我们看到乌云相互纠结在一起而闷雷阵阵，就会知道这是各种云团尚处在艰屯凝滞的状态中，如果这些云团再进一步和洽地相交，就会通畅无碍地化为雷雨，从而走出艰屯凝滞的状态。而有心者观察到云雷由艰难而走向通畅，便容易联想和体会到世间万事也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人世间有艰屯凝滞之事，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其把脉，作出疏导。避免它走错了路，引导它走合适合理的路。当前的儒学发展之路亦复如是。我们需要努力经之纶之，顺势利导，增进共识，避免歧途。 那么，当代儒学发展的歧途，端在何处？当代儒家复兴的正道，亦何所往？这似乎并非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完全处理的，同时也当然并非学识粗疏之笔者所可究诘之事。然而，文化上的经纶草昧的事业，也需要众人的合力，方有能通能达之时。笔者凑个热闹，聊发无忌童言，亦讵云不可？故此不揣冒昧，作为此篇，所言虽大，似非无当。知我者，将谓有补；罪我者，实为不必。此篇要旨，论儒学复兴之路，其误区有三，正道有四。  儒学的复兴尚在起始阶段（资料图 图源网络） 儒家复兴之路有哪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近年来，许多研究政治哲学、政法理论的儒家学者，纷纷提出“儒家宪制”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个提法和取向并不妥当。究实而论，在宪制的建立和建设的论题上，传统儒学是可以提供出深厚、丰富、健康的思想资源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着力，确实可以贡献出相当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成果。 但是，如果我们不但认为儒家的思想资源可以推动宪制的建立和建设，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就应该是“儒家宪制”，那么就会将制度与“儒家”两者都伤害掉。这是因为，这个制度的主旨和作用是要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权力的运用，这是最基本的内容。因此，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建设并不是哪家文化哪派宗教所能独自占有、独自完成的。无论儒家，还是基督宗教，抑或伊斯兰教等，如果其思想资源中，具有可以促进制度的建立和建设的内容，都是欢迎的。但是制度就是制度，无须也不容头上安头，将之冠以“儒家宪制”、“基督教宪制”、“伊斯兰教宪制”之类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伦不类，混淆了文化与政治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也损害了宪制的基本精神和方向。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关注取向的主导之下，其实是没有人真心关心制度本身是否真实地建立和推动起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舍弃这种不伦不类、头上安头的做法，而将之代替为“儒学作为多元文化、宗教、思想中的一元力量，去推动制度的建设”。前者的说法是两伤，而后者的说法则是两美。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的儒家学者，舍弃这个说法；而致力于发掘儒学中的思想资源，以推动制度建设。 如果有学者回应说他虽然是提出“儒家宪制”之说，但他做的工作其实是发掘儒学资源以推动制度建设，那么他的这个提法就会对他所做的工作形成一种迷惑与迷雾。如果他继续坚持要使用这个说法，那么他无非要耸动世人罢了，并非有真心实意去推动制度建设。而另一种情况，如果有学者执意要搞“儒家宪制”，而并不主张儒家是作为多元中的一元以参与制度建设的话，那么他其实连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旨都没有参透，这时候他更应该回去读书学习，而不是出来建宗立派。 第二个误区是“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这里的“原教旨”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就是说，具有原教旨倾向的人，主张要回到原初的思想、教义、信仰、传统、经典中去，而比较拒斥现代性、世俗化的精神和内容。当前中国大陆许多赞同以至信仰儒家的学者，往往走向“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之路。这些学者当中有许多是相当真诚的儒家信仰者，而他们当中的诉求也多元多样。不过，通观之后，大家的目的倒是比较一致：就是拒斥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身，并将民主、科学、法治乃至哲学等视作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而怀疑之、否定之、拒斥之、抛弃之。 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是有许多儒家自我标立成为“大陆新儒家”，而有意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拉开距离、划清界限。他们大概认为“港台新儒家”是全面拥抱民主和科学的儒者，是失去原汁原味的古典精神和古典素养的儒者，是没有骨气让原汁原味的古典儒学挺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儒者。其实，姑不就其他方面而言，即从学术上说，我们的许多大陆儒者比起唐、牟等人，相差岂可以道里计哉！笔者认为，就学术思想而言，对比“大陆新儒家”，唐、牟等“港台新儒家”更为可贵，他们能够充分界说传统儒家的殊胜之处，同时也深入反思传统儒家的不足之处。他们论证并指出儒家的殊胜之处，在于通过道德的形上学而确立道德的主体性；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未能充分从中引申出知性的主体性与政治的主体性。 而他们更可贵的是，他们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又充分展示出如果儒家未能引申出知性主体（对应于科学）与政治主体（对应于民主）两种主体，那么道德主体也就同时不能充分地发展，因为三种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是同一主体的三个内在的组成与向度。这三种主体性，相合则互相滋润，相离则唇亡齿寒。唐、牟、徐等人便由此揭示出儒家需要借鉴乃至融合民主和科学。 我们并不是因为儒家身处现代社会，所以就要一味地承认科学民主，而是因为古典的儒学思想如果要让自身的思想得到内在的融贯，如果要让自身走出思想困境（例如在政治上，古典的儒家很难摆脱中国传统政治“一治一乱”的循环相仍），就会内在地要求自我从道德主体而转出知性主体与政治主体。据此，唐、牟等现代新儒家的论证，属于一种“内部论证”，也即论证出古典儒家的困境并由此显豁出民主与科学是儒学发展的自我要求、内在要求；而许多大陆儒者对他们的指责则是“外部指责”，也即指责港台新儒家动不动就拥抱西方的、外来的民主与科学。显然这种指责是相当的无力和不相应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唐、牟、徐等港台新儒家可贵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精神、自我批判的精神，其实能够更为合理地继承和阐扬儒家活的精神与生命。  继承和阐扬儒家活的精神与生命（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笔者认为，我们对于唐、牟等港台新儒家的具体观点可以保持疑问，独辟新见；但不能通过一种“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研究”，来完全否定他们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因为如果我们对他们的工作作出完全的否定，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不对古典精神、古典儒家作出任何的反思，而认为古典儒家已经是一个自我圆满的系统，从而安于现状，拒斥问题。 另外，具有“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的研究与实践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持有这种立场的学者，其实并不那么“原教旨”。换言之，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真正的、原来的教旨，就会发现当前许多“原教旨”的主张其实并没有真正参透“原来的教旨”。就孔子的儒学思想而言，真正的“原教旨”其实是颇为开放、活泼的。孔子注重与他人的交谈与对话，讲求对他人的启发，而反对强求与灌输。如果我们封闭自身、强求别人，其实就违背了孔子思想中最根本的“原教旨”——仁心感通与忠恕之道。 能够参透仁心感通与忠恕之道的儒者，他的心灵必定不会封闭，必定自尊与自重，关怀别人，尊重别人，并可由此转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与对自身权利的重视。即使他人的思想与自己的思想不同，孔子当然也不会贸然强迫别人去信从、服从他自己的观点，而必定会通过交谈、启发的方式，与对方进行交流，凝聚共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心灵就会走向滞碍与封闭；心灵封闭之后，就会生出一系列“骄”与“吝”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原教旨”思想的起源。 如果一位持有原教旨取向的儒者，不自觉地作自我反思与自我超化，那么他就会不断要求所有女性都要遵从“妇德妇道”、“三从四德”，要求国人在伦理和社会上都服从“三纲之道”，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循“男主内女主外”，都要严格按照“二十四孝”的故事来守“孝道”。对于上述的这些命题，无论我们怎样去做所谓的再诠释，其实都肯定是违背孔子儒学的本来精神的，因为孔子并不会要求别人如何如何。即使孔子本人会有一些相近的观点，我们认为这除了不可避免的时代背景之外，更需要通过仁心感通、忠恕之道的核心精神，去对孔子的相关说法作出合理平情的理解。如果把握到了儒家的这个真精神，那么我们便不会陷入原教旨的立场中去。 举笔者为例，我本人其实就是以儒家为思想与信仰立场的人，但我并不会要求全社会、全中国的人都跟随、服从儒家立场与信仰，因此我也更不会将上述一些偏颇的道理加诸别人；而同时，当然我也厌恶别人用他们的一套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甚至一种全面否定儒学的所谓“自由主义”）来强加于我，因为这样的话他人也是一种持有原教旨立场的人。因此，当代健康的儒者，即使难以深切把握到孔子的精神境界，也理应向着子贡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而趋，而努力。否则，当代儒者骄吝的心态会不断地强化，非儒家健康发展之福。 当代大陆许多儒者之所以倾向于“原教旨色彩的儒学与古典学”，其原因是比较复杂多样的。如果一位具有原教旨色彩的儒者是比较真诚的儒者，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地说，造成他们倾向于原教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信仰者在其信仰开始的时候，为了坚定他的信念，往往采取较为极端、保守、封闭的护教方式；但当他的信仰沉淀下来、成熟下来的时候，他就会逐渐要求自己的信仰与理性相互交融，而走向开放。例如刚信仰基督教的人往往排斥性强烈，而信仰多年的教徒则有时会欢迎别人批评基督教，他自己也会反思基督教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定位基督教的长处与不足。笔者相信儒家的信徒，其思想也会经历从封闭到开放，从偏颇到成熟的过程。但在一般情况下，开放毕竟要比封闭好，成熟毕竟要比偏颇好；同时如果我们大陆的许多儒者的封闭与偏僻并非仅仅局限在自己或自己的小团体之内，而且还要以此为天下倡，则问题会更大。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许多大陆儒者走向原教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社会、文化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某种反弹。在全球化这个大浪潮中，强调民族性与在地化，并试图保守之、捍卫之，这是许多地区的人们的典型回应方式。例如数年前一位研究中东伊斯兰教的美国学者告诉笔者，她因为发现许多当地的青年女性都纷纷包起紧致的面纱，而去问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老太太。老太太说她自己已经六十多年没有见到这种情况了，这让她不可想象。她在几十年就已经脱下面纱，但现在的青年妇女却又重新戴起来。同样的道理，笔者认为大陆许多儒者之所有原教旨的保守封闭倾向，也多少是与全球化的背景有关。不过在这里，笔者认为，儒家应对全球化的浪潮，应该通过“全球在地化”的方式回应之，而不是通过极端保守的“在地化”来拒斥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