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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隐”、“孝”、“仁”与“爱有差等” 从这三段文本引申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人情、法律、天理之间的关系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我们儒家的伦理法系思想中，怎么样来对待如此的问题呢？ 台湾学者庄耀郎，在解读上面三段文本的时候，他就这样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这个“直”，其实就是真情实感。孔子用人情本来的恻隐之心，关爱别人，当下就有一种关爱怜悯之心，恻隐就是仁德的萌芽。他说这个“直”就是恻隐之心。比如我们见到人家有疾苦，就仿佛自己有疾苦一样，人家饿了，我就有饿感，人家有苦难，我自己感同身受，所以这是人心人情之直。从人心人情之直的立场来说，就是人情之“直”。这里，人情并不是私情。 庄耀郎先生还讲，人情的直，是我们立法的根据和根源。我们现在为什么讲法治呢？因为法有普遍性、公平性，毫无例外性。因此我们要把人情的一个外在化、规范化，变成一个大家都遵守的公共秩序，这个是法。所以，当礼这种文化在调节社会力量不够的情况下，要用法这个强制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我们要重视的是，中国是一个以礼治为主的国度。法制也非常好，但是法制如没有文化礼乐，没有这样一个价值系统，寡头的法制是非常危险的。可见，人情和法律又有一个先后的问题，法理要有据于人情，法律又规范人情，我们过去的礼也带有一部分法的内涵，它也是规范人情的，所以人情和法律之间是统一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 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文本就涉及到儒家如何对待人性、人情、法理、法律，及如何处理公私义利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法还要根据于我们的情、人、人性。“直”是真情实感。 下面还会看到，孔子在其他的场合下，也有讨论正直的事情。那什么是“隐”呢？关于“隐”，最近廖名春先生和我们也有争论，他把《子路》十八章的“隐”当作是下面有个木字的“檃”。“檃栝”就是端正的意思，木匠把木头用火烤一下弄直，矫正。那“隐”到底是不是端正的意思呢？也不是。我们讲严格的学术，就是要求内证。比方说我们不能用《荀子》，战国后期的文献出现的这个“檃栝”的“檃”字，来讲《论语》中所见的此处的“隐”字。《论语》中的字与词，最好还是用《论语》的内证来解决。一个内证就是，《论语·季氏篇》孔子讲到的“隐”是“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他当时就说：“我们侍奉君子的时候，有几个毛病要注意，君没有讲，你先讲了，这是急躁；君讲了你没有讲，这个是隐。”隐在具体的先秦儒家的文本中有这样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不公开的宣扬，第二个就是细微的批评，微谏。 所以在儒家的语境中，我们讲“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儿子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不公开，并且私底下和风细雨地批评他的爸爸，和颜悦色地讲清道理，让他的爸爸把不请自来的羊或者顺手牵羊的羊送还给羊的主人。这绝不是鼓励偷盗的意思，孔子从来没有鼓励偷盗的言论和思想。这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只是说你不要公开的去告发，伤害了父子之情。这个问题可以和风细雨的调节，可以和风细雨地在私下加以解决。  礼记（资料图 图源网络） 《礼记·檀弓篇》第二章，我们可以举证关于隐的问题。这章讲，服侍亲人要“有隐而无犯”，“隐”和“犯”是相对立的概念。犯就是干犯，犯言直谏。《礼记·檀弓篇》注释中讲“隐”就是几谏，几谏就是轻微的批评，直谏就是犯颜，直截了当地批评。对于家庭内部，对于父母，要和颜悦色的几谏，这就是隐，包含批评但只是轻微的批评。直谏就是在公共事务中，为臣者当面撕破脸皮，在朝堂上大胆批评君主。父子之间以恩德为主，撕破脸皮之后伤害了父子之间的恩亲，很难弥补。君臣之间以义德为主，敢于批判。 我们应该在父母身边，赡养父母。讲孝，不仅要给父母饭吃，还要给他们心灵的慰藉。现在的老父老母，他们感觉很孤独，想要和你唠唠嗑，我们做子女的太忙，但还是要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在他们身边养他们，一直到他们安详的去世，去世之后还要守孝三年。过去的规制是，你要当官的话你要放弃公职，回到家里去守孝25个月。我们在襁褓当中，父母养育我们至少三年，当然也不止三年，因此我们以这种方式来服侍父母。 孟子讲，父子之间不要太过直接的批评，批评过当就会引起父子反目。为什么孟子在第二个故事说，舜要自我流放和爸爸共享天伦之乐？这是因为，孟子并不以拥有广土众民为最大的快乐。孟子讲君子最快乐的只有三件事，而拥有天下并不在其中。我们的父母兄弟都活着，这是人间第一大快乐事，这叫天伦之乐；第二个是道德之乐，人活着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俯仰不愧于天人，堂堂正正做人，这是道德的愉悦；第三个快乐是当老师所特有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中国将教和育两个字合起来并称一个词，是最早出现在《孟子》中。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我们是以《孟子》的内证来解读孟子。 宋代有一位叫杨时的人，程门高弟，他解读过我们前面讲到的《孟子》的这一章。他认为父子之情是我们的私恩，法律是古代最重要的天下公义。而两者孰轻孰重，他说，其实这是不可以简单的比较的，恩情偏胜于义德，就委屈了法，义德偏胜于恩情，就把恩情掩蔽了。所以两者孰轻孰重，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说舜做了天子，假如他的爸爸杀人的话，而大法官皋陶抓了舜父，舜是不能去赦免的，这是从法。放人就废了法，杀了他的爸爸就伤了恩。天下不可一日无法，人子不可一日无父。所以，舜宁可放弃天子之位，自我流放。这是杨时的解释。那有人会问，舜的爸爸被抓了，他是怎样背着爸爸走的呢？这岂不是犯了劫狱罪？其实古人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故事的重点还是讲感化。因为舜的家庭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家庭，惟其如此才显示了舜的大孝。此文本前一段就是不干预皋陶的执法，不赦免他的父亲，就是从公从义从法。做到这还不完美，假如可以放弃天子之位，放弃公权力就无所谓贪污腐败、贪赃枉法了。如果还能和爸爸一起去不毛之地自我流放过清贫日子，可谓两全之策。 在文革的时候，盲目地鼓励父子相互揭发，父子反目，带来的亲情的伤害，实际上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修补过程。文革时期最绝的事就是妻儿的背叛，使有的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最后的念想都没有了，支撑自己最后活下来的勇气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对于亲情，一定要注意加倍保护。几谏就是不要犯言直谏。 那么我们怎么服侍君主呢？对于父母有隐无犯，在公共事务中，我们对待国君，要有犯而无隐。我们侍奉君，在公共事务方面，臣子有官守有言责，言责即犯言直谏。这和服侍父母不一样，因为服侍父母是私领域的事情，服侍君主是公共领域的事情。君做得不好的地方你要犯言直谏，批评他，我们也在君的左右帮助他，一直服务到这个君死了，我们也守孝三年。但是，臣对君的职责是敢于直言，敢于批评，敢于纠正君的错误，要公开的批评，这和你服侍父母是不一样的。可见，君臣之间最重要的是“义”，如果阿谀奉承领导，那反而是伤害了义，要敢于对于你的领导犯言直谏。至于老师，则是介乎君与父之间，无所谓隐也无所谓犯。  郭店竹简（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93年在我们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里面发现的文字和大小戴《礼记》记载的一句文字是一样的，叫“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可见，儒家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上是区别对待的，私领域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以恩德为重，爸爸妈妈再有缺点也要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感化他们，爸爸妈妈再混账也不会像舜的父母这么混账吧？那样加害于自己的儿子，即使遇到这么混账的父母，除了用法律的手段以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感化。门外根本的问题就是公共事物的问题，朝廷的问题就是以义德为主，不要去过于迁就上级，一定要明确地批评君上的一些不当之处。 可见，儒家伦理对于不同的伦理关系，对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对于君臣的关系，对于师生的关系是区别对待的。一个是“义”为主，一个是“恩”为主。汉代的大经师注释的这个“隐”是什么意思呢？郑玄注“隐”只是“不宣扬其过失”。不犯，是“不犯言直谏”，我们侍奉亲人，是以恩德为最主要的标准，侍奉君上是以义德为最主要的标准，侍奉师长是在恩义之间的。 我们看什么是孝呢？各位都知道孝亲的重要性。《论语·学而》篇记载，孔子有一个年岁很大的学生有子，有子讲，君子重视根本，培植根本，道义就产生了。只有根本树立以后，我们的文化才能生生不息的发展。对父母的尊重叫孝，对兄长的尊重叫悌，孝和悌是仁德之本。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孟子》中就说过，这世上什么是最大的呢？侍奉亲人是最大的事情，但并不是说儒家只讲侍奉亲人。这个最大，是指比较重要，是从孝道开始，培养我们的道德心灵。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庭是培养我们最初的学校，我们学习做人做事，都是父母无言之教慢慢浸润、感染我们的。所以《万章篇》也讲了，孝子最大的莫大于尊亲，懂得爱人是父母的爱感化了我们，父母的爱是最无私的，然后我们再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体会仁爱，这足以使我们的人格得到成长。 我们的论敌以为，儒家的文化只是在家庭伦理中。其实不是这样的。西方人也很重视家庭。下面我们会讲到，黑格尔把家庭伦理放在神的层面。其实中国更重视家，家是个人和社会连接的一个中介。家庭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港湾，是培养我们情商最好的基地。我在高校执教三十年，也算阅人无数，能够到武汉大学读书的孩子都很聪明，智商很高。但这个孩子将来是否成才，不在于智商的高低，更多他在于情商的高低。而情商怎么培养，一个人怎么全面的培养？我们古人讲的“心、性、情”的培养，我们的人心，人性，人情，怎么培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启蒙老师怎么教育，他们的身教要胜于言教。我们现在有很多名校的博士，学历很高，智商很高，这些人出国以后却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没有对他心灵的维系，有人皈依基督教，骂中国，骂中国文化。也发生了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事情。这就说明为什么要尊亲立爱，从我们家庭伦理推扩到社会伦理，家教的一个基础。 蔡元培先生是前清的翰林，又是喝过洋墨水的大知识分子，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为中学生写修身的教材，为到法国打工的华工写夜校教材，都讲到孝的重要性。孝亲是私领域的事情，爱父母和如何去报答父母，是我们做人的根本。这不仅是维护私恩，更是培养公德的基础。私德是公德的基础。我们讲儒家仁爱的时候，讲孝悌是为仁（行仁）之本，而仁德是孝之本体。我们并不是为了孝而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我们的亲人是培养我们社会公德，培养我们大爱的基础。试想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何以爱他的邻人，爱陌生人呢？ 在文革时期我们出身不好的人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乡间和城里闹文革完全不同，后来下乡之后，我们才慢慢感受到人情之爱、人情之德还是从家庭开始的。这时候，我们才体验了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将这种爱转化成道德理性的基础。仁德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孝道只是仁德的初始。很多人批评儒家爱有差等，我们爱别人、邻人、陌生人其实都是从我们对父母兄弟姊妹的爱推广出来的，所以爱人总有远近亲疏的差别，我们不可能做到包打天下。 下面我再为大家介绍几个西方思想史上亲亲相隐的故事，然后再讲讲亲亲相隐对私领域的保护，对亲情的维系。而这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大义灭亲也是儒家的传统，为什么不能以大义灭亲作为法律的依据？而中国法制史上反而要以亲亲相隐作为法律的依据？ 基督伦理讲上帝对人的爱是普爱，是无差等的爱，上帝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们凡人怎么可能做的到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爱我的太太，也爱您的夫人”，这种爱可能是无差等的吗？所以具体现实的人，爱人是有亲疏远近差别的。人是受时间性、空间性限制的，所以不能够做到爱无差等。西方哲学史的前辈贺麟先生，他有论著讲爱有差等的重要性，而有些宗教、思潮主张的爱是躐等的爱，爱无差等。其实，恰恰相反，没有差等的爱反而很危险，容易流于一种偏颇，没有理性。爱有差等，反而是有理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