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梅颖（本文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女士在2015年12月26日第二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上主旨演讲全文）  第二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开幕，张梅颖女士发表主旨演讲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来宾： 在我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历史上，乡贤历来都是社会各界普遍推崇的一个文化群体。他们凭借自身的学识涵养、道德文章，在基层社会自治、民族文化的传承中起着诗书传家、尊师重教、淳化风俗、和睦乡邻、稳定秩序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来自行政权力，而是来自“不言之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庙堂美谈，离不开乡贤教化的民间善举。 这里，我只就自己不久前从一部电视片中受到的触动和启发，说说乡贤的教化功德。这部电视片叫《宋耀如·父亲》，讲的是宋家故事。 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三姐妹的故事，是我国现代史上家喻户晓的一段传奇。宋家庭院里，这三朵名花雍容华贵，各有姿态，百年流芳，是一处绝无仅有的人文风景。用心栽培出这片风景的，是她们的父亲宋耀如。在宋门佳话的百年流传中，这位父亲在多数情况下都属“绿叶”角色。这部电视剧，还原了宋耀如在宋家的核心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伟大的父亲，一位令人景仰的乡贤。 宋家子女多翘楚，绝非偶然，而是源自这位伟大的父亲。三姐妹的传奇，始自宋耀如的传奇。在他主导下，宋家的家族文化、贵族气质，经百年传颂，在一种喧嚣、匆忙、浮躁、戾气遍布的社会氛围里，形成了鲜明对照，散发出难得一见的真善美本色。 我看了这部电视剧的脚本和样片，受到很深触动，想到两个话题—— 一是信仰与追求。 什么叫信仰？以智慧认定的真理自愿服膺、由衷信守，决不为名利、荣辱、安危、穷达等任何外部因素所动。 宋耀如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他在美国多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后长期持续的基督教牧师工作，以及参与民族工商业早期开拓的艰苦实践，使他自然而然形成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对基层民众疾苦的理解、体恤和仁爱，对国情民瘼的深刻洞察。这些素养，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一代乡贤共同的精神特征，也决定了他和孙中山一见如故，成为其民主革命的坚定拥护者。他能为民主革命事业殚精竭虑，付出了年华、财富和身家儿女，前后追随孙中山时间长达二十年，没有信仰支撑，难以想象。而这种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精神，对其子女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和“身教”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民族整体上不具备本质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里欠缺来自宗教的敬畏与自律。千百年里，我们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同时又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古训——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在风气清正的时代，有利于形成鼓励向善、向学的社会氛围。但在惩罚善意、欺凌君子的逆导向社会氛围里，恐怕就会导致愚昧野蛮、玩世混世、没有底线的乱象。什么都不信的结果，是什么都可以干。谋略文化盛行，举世所求尽是眼前物质利益，声色犬马，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全然不知真理为何物，不知道义在何方，不知责任在何处。 这时，有人花了很大工夫，回首百年历史，讲述宋耀如的故事。更有民盟的同人，花了很大工夫，组织今天的论坛，确定乡贤文化的传承这一主题。我们应该从中听到历史的回声和呼唤：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需要在全社会重视培养光明信仰、磊落人格和健康追求。在这个培养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并借重乡贤群体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资源。 我从宋耀如想到的另一话题，是贵族精神与平民意识。 贵族精神源于欧洲，与中国古代君子气质相当。其主要内涵，应该是善良、自律与学识、品德相结合的修养，有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富于勇气，敢于担当。这些品质，我们在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胡适之等等乡贤身上看得分外清楚。 贵族精神中的社会责任感，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公众事务的担当。对上不卑，对下不亢，尤其是对下，蕴含着一种可贵可尊的平民意识，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切和乐于付出。 宋耀如养育出的宋庆龄是现代中国最具贵族精神和平民意识的妇女领袖。抗战其间，她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抗战胜利后，该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为解救民生疾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一生热心妇女解放，始终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经常深入各地视察工厂、农村、部队、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永远都是谦和平等待人。 宋家三姐妹中，论敢于担当，要属宋美龄。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阶段上，她曾于1943年专程访美，在参众两院联席会上用流畅、清晰、富于感染力的英语演讲，强调“战胜日本比战胜德国更重要。美国应该让她的人民到中国去战斗！”。她说到四万万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抗击侵略者的壮举时，用“与其忍辱接受失败，不如光荣地冒失败之险去争取胜利”的豪言壮气淋漓，长时间的掌声、欢呼声，为中国赢得了世界正义舆论的强劲声援。 乡贤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在政治高位上。他们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着基层支撑的作用。在纵向治理体系中，他们融通上下；在横向文化交流中，他们沟通中西。乡贤群体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费孝通教授，曾对士绅阶层进行专题研究，他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人，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被排除于政局之外，但还拥有社会威望。这样的人并不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政治权力，而是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原则，来限制政权的力量。” 这段文字，虽写于六十多年前，但其现实意义尤其强烈。六十多年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对乡贤群体全面整肃，对乡贤文化彻底破坏，已使乡村结构破碎、文化空虚，甚至呈凋敝状态。当前的中国，太需要一大批拥有社会威望的学者－知识分子，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依据大众利益，提出伦理原则，发生实际影响，在政局之外影响政局，克服官场弊端，改进政治效能，推进社会进步。这是宋耀如为代表的一代乡贤终生为之奉献心力的名山事业，也是需要新一代知识分子勉力担当的历史使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乡贤群体的复兴。在这个意义上，我热切瞩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经过了巨大的历史曲折之后，乡贤群体再度出现并活跃在中国社会舞台上，乡贤文化重现生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