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乾隆皇帝像（资料图） 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案发，这位分管财政的副省长从采购国库粮的公款中侵吞3000-4000两(约合如今人民币60万-80万元)，被判“缓决”，贪官居然能免死，这令乾隆皇帝十分生气，闻讯当天，连下四道圣旨。 在“重典治吏”的《大清律例》中，公职人员贪污适用“监守自盗”罪，40两(约合如今人民币8000元)以上就是斩首。杨灏的贪污金额，已经百倍于死刑线，可谓“百死难赎”。不过，雍正时期对刑律做过修订，将官员的死刑标准提高到了1000两(人民币20万元)，升幅高达25倍。而且，即便1000两以上的大案，也有一套复杂的规定，令那些能在规定时限内退赃的贪官们得到减刑。 杨灏在案发后的最多半年内，就已经完成退赃。但是，刑部最早的判决意见仍是“虽已交纳赃银，不准减等。”未说明具体原因。根据各种史料参酌，估计是湖南巡抚陈宏谋不同意——陈与杨，恰是政敌。 杨灏的生望，在陈宏谋调离后到来。新任湖南巡抚蒋炳提出，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这是死刑案在执行审批环节的一种分类，指危害性不大而可以缓期执行。归入“缓决”的，在皇帝勾决当年处决名单时，往往会被放过，留待次年，这期间就可能因为大赦等而得到减刑生还的机会。 但是，这一“依法办事”的案件，却激怒了乾隆。在乾隆看来，杨灏监守自盗、数额巨大，没有执行“斩立决”(审理后即执行死刑)而执行“斩监候”(等待秋审核准后处决)，就已经是优待了。湖南省和刑部，居然还将他从“情实”案卷转入“缓决”，不仅有包庇之嫌，而且会起到一个很坏的示范作用：反正只要退赔就可免死，贪官们必将“前腐后继”！ 在他当天下达的四道圣旨中，命令将杨灏立即处决，并对湖南巡抚蒋炳革职抄家，“拏解来京”。次日，乾隆再度发布长谕，从反腐败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解释了其理由，但只字未提依法办事。 因“党庇杨灏”一案，共有69名官员被处分，尽管他们的所为于法有据。湖南巡抚蒋炳最重，居然被判了死刑，经乾隆亲批，才改判为充军流放。一年后，乾隆宣布，从刑律中删除已经存在了33年的“完赃减等”的规定，重新为贪官们打开了通向死亡的大门——40两杀头！ 不过，5年后，乾隆却推出了“议罪银”——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反腐的伸缩性，令乾隆一朝创下清史两个纪录：杀贪官最多、出贪官最大，比如和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