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沿着他的思路，面对变化的中国发挥新意 ■ 民盟昨开论坛纪念梁漱溟诞辰120周年 自梁漱溟以降，乡村建设始终是诸多中国知识分子考虑中国未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身体力行，投身于乡村建设。而如今，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乡村依然存在愈显凋敝的问题。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于1922年，是梁漱溟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梁漱溟曾说自己的《中国文化要义》“内容观点自认为分析中国老社会的构造（或云结构）有精到之处”。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代表作。 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梁漱溟是“民盟”的缔造者之一，昨天民盟中央、民盟上海市委和上海社科院在上海社科院联合举办了“文化自省：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论坛”，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等几十位民盟成员和学者出席了昨天的论坛。 多地开研讨会 纪念梁漱溟 除了昨天的民盟纪念活动，桂林、北京等全国多地也将举办相关研讨活动怀念大师。10月18日梁漱溟诞辰，梁家后人梁培宽等及数十位专家学者将在北京大学参加由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梁漱溟纪念研讨会。世纪文景也将于明年初推出包括《梁漱溟日记》《东方学术概观（增订本）》在内的多部作品。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幼年不学四书五经，而入洋学堂，念《英文初阶》《地球韵言》；曾两度欲自杀，一度想出家，终因哀民生疾苦，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积极入世求解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24岁以中学学历登北大讲坛，教授印度哲学，7年后，主动辞去教职，投身新教育和乡村建设；抗战中，巡历敌后游击区8个月，敌兵围堵，飞机轰炸，数次险死还生，而始终泰然自若；为联合救中国，他发起民主同盟，调查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力促国共和谈，前后奔走8年，被称之为“中国的甘地”；他与毛泽东曾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1953年因向最高领袖“要雅量”，成为“反面教员”；1971年，他只批“林”不批“孔”，再遭全国性大批斗而不改初衷，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文革”被抄家，资料全无，仍笔耕不辍。 与传奇相伴的是种种的误读和误解，梁漱溟不得已，一生都在不断地自我辩白。有人称梁漱溟为哲学家、思想家，他则自辩“我不是书生。我不是学问家。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对被冠以“最后的儒家”称号，梁漱溟自陈“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的前生是一个和尚”；当众人都在称赞他敢于触犯“龙颜”的骨气时，他却自我反省“态度不好”“满身旧习气”。 梁漱溟和毛泽东的 分歧与一致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几次通宵长谈激辩中国道路，这段经历在他传奇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马驰在昨天的发言中说，后人了解梁漱溟，莫过于当年在延安，他与毛泽东就“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进行辩论，针对西方社会“个人本位”、“阶级分化”的特点，他提出了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观点。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当时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时至今日，再以社会发展现实状况来看，似乎情况更接近梁漱溟的分析。”马驰说。 梁漱溟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时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等重要著作中。马驰认为，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认为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一直到1980年，梁漱溟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才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 梁漱溟认为“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马驰认为，按照梁漱溟观点，中国与其称为国家，不如将其作为以伦理关系为纽带，以伦理情谊为主要维系手段的“文化共同体”。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梁漱溟认为，中国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从家庭出发而不止于家庭，是以伦理关系组织社会。“梁漱溟在这里对中国社会结构或特征的把握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他的致命伤是以偏概全，用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代替了普遍现象。又由于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夸大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否认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普遍性。” 梁漱溟还认为，中西伦理具体融合道路的选择及其形式和内容的规定，都是根据现存的矛盾特别是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只有实现了中西伦理的具体融合才意味着中国问题的深层次解决。马驰昨天说：“中国自古就有人民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但只是在民有、民治、民享三个方面，而缺乏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其原因在于中国过于倚重家庭生活，政治上一向主张消极无为。虽然如此，中国当今急需补充的却不是西方的全套的民主、自由和科学，而是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因此，伦理道德的拯救，也就是政治上经济上的拯救。这些论述即便是放到迅速走向现代化的当今中国，无疑都是警示之言，值得今人认真思考。”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谢遐龄则认为，对梁漱溟的最好纪念是接着说——“沿着他的思路，面对变化了的、变化着的中国实际，发挥出新意。”谢遐龄昨天也谈到了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他认为毛泽东的想法与梁漱溟先生相当一致，“当然，有一定的差异——梁老讲无阶级；毛泽东讲有阶级，只不过这所谓有阶级实际上是无阶级。表述上也不同，毛泽东的讲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梁老的讲法是新儒家。” 谢遐龄认为，如果揣度当时争点，“似乎是梁漱溟、毛泽东二人，究竟谁代表农民。梁老似乎还自认帮农民讲话。其实，解放后的中国农民，无论社会存在还是社会结构都已根本改变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粗看之下，与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初期阶段，似乎很相像。梁先生所力倡的，无非组织合作社恢复生产、办教育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建立民团自卫等等。实质上区别则是全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在谢遐龄看来，1949年以后对农村的改造其实是要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国家的农民”，“社会主义改造把社会存在作为自由农的农民转变为社会关系凝固在集体中的社员。” 当代中国乡村文化问题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代表著作，在这本书中，梁漱溟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都是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思考的积极实践。自梁漱溟以降，乡村建设始终是诸多中国知识分子考虑中国未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身体力行，投身于乡村建设。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在昨天的演讲中没有太多谈梁漱溟的思想和其当代意义，他分析的是，在梁漱溟提出中国的乡村问题之后，中国的乡村尤其是乡村文化为何在今天呈现日益凋敝的情况，“乡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 陈力首先忧虑的是“乡村文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和差异的扩大，城乡文化设施投入的不均衡和乡村文化投入严重不足。”在陈力看来，乡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既有经济水平制约也有领导问题，“更重要的是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制约，造成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的不健全。”在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框架已经成型，但在乡村尤其是中西部，还有许多深层次问题需要研究。陈力举公共图书馆为例，“由于受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制约，县级图书馆由县级财政保证，乡镇以下图书馆服务由乡村财政保证，乡村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无法提供文化服务。中西部乡镇财政主要来自转移制度，首先保证吃饭问题，图书馆等文化服务常常无法顾及。三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免费开放后，有些地方落实很不好，不是中央财政不到位，而是一到地方后，县级图书馆补贴到了，但把原有的经费扣掉了，实际上就是没有补贴到位。县级图书馆包括乡文化站，它们没有财政账号，其实没有得到这笔钱。” 在陈力的演讲中，他对乡村文化的第二个忧虑是现代乡村文化生态的重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缓慢而稳定，有适应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中国古代的农村是自治共同体，自办的文化一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比如戏曲内容以历史故事和忠孝节义为主，对增加国家和地方认同感是非常有意义的，真正的寓教于乐。”陈力说，但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村民变成公民，文化活动发生根本变化，社会服务取代自我保障，村镇提供的文化产品中，传统戏曲样式只对老年人有共鸣，但对年轻人，传统戏曲已经不再有吸引力。“普遍现象是，政府的投入不足，即便极少的投入也白白浪费没人感兴趣。现代乡村文化和传统模式没有建立起来，原先模式已经被破坏。现代乡村文化生态的重构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但让陈力最为忧虑的是教育的失误带给乡村文化生态的影响，“教育对文化生态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优秀文化传统的丢失是教育。”陈力说，有人把这种影响归咎于应试教育、教材等，“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吗？科举教育就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说科举影响到了中国文化传承？应试教育是教育与用人的结合，科举制度就是如此。科举有弊病，但首先是比较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一般社会底层人士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上层社会，也是对共同文化的维系，随着科举的成熟，考试内容的标准化，对教育内容和模式有决定性作用。大量没有进入士阶层的读书人进入乡村基础教育。”陈力做过一个研究，在元代1288年，全国学校24400个，当时入册共1319万户，人口5800多万人，平均近2400人左右有一所学校，还不包括农闲短期学校，而乡村学校和私塾是基础教育的中心。 到了20世纪初，这种教育和文化传承模式被打破，这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必然，但由此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现代教育制度用班级制教学，“这与传统私塾和复式教学完全不同。这个问题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过，班级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班级制必然导致分散的乡村学童向城镇集中。” 陈力说，更严重的问题是近些年产生的，这些年全国完成了乡村学校合并，“这必然导致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学校撤并，实际上是撤掉了乡村的文化中心。中小学盲目撤并，名义上是资源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地方上甩包袱，没有看到（此举）对中国乡村社会的严重影响。”陈力认为需要对现行的教育制度深刻反省，重建中国教育制度，“乡村文化生态的重构取决于教育，人为失误造成了严重和根本性影响，需要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深刻检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