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这本书 由于现今社会历经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化之变革，一般人对儒学传统已经十分陌生，因此我除了点明方向之外，尚须提供一些基本材料以免大家寻索之劳。 儒学的文献太多了，一般人都会有不知由何处找起之感。因此我选了一些，供各位入门参考。如有师友愿就此课题做些讲习或研究，这也可以作为基本教材。选得很简约，各位可各以己意补充之。 明代刘宗周《人谱类记》二卷，分体独篇、知几篇、凝道篇、考旋篇、作圣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类录之，以为楷模。我这篇东西就是学他的。选文底下，附有简单的讲解，各位可以跟选文一段段对照着看。 选得简约、讲得简单，可能有些学界朋友要不满意了。但凡讲究养生的人，多是拿来主义，根本懒得动脑，只求能立刻实用就行。所以恐怕他们还要嫌我讲得啰嗦了，最好是一句咒语，念了就能长生不老。 而儒家养生也真的非常简单！因为儒家学问的特点就是难就难得要命，简单又简单得要死。虽义理深邃，讲也讲不完，然而这简单的解说，作为入门导读，却绝对够用了。各位依此修习，必能“仁者寿”！ 写作因缘 有朋友问我为何忽然谈起养生，而且是谈儒家养生。嘿，我非“忽然”谈此，讲论经营此等学问数十年矣！ 我于1989年即在台湾协助道教会创办了“中华道教学院”，担任教务长，后又任副院长。这是世上第一所道教学院，把原先父子秘传或师徒秘传的符箓、科仪、养生诀法等公开传授，初步奠定了现今两岸三地道教学院教学体系的规模。 道教本是我家传之学，当然自幼熟习。但我因要教这些课，重读《道藏》，却对道教有了些新体会。认为道家内涵复杂，老庄思想只是其中一个小源头，还有许多东西其实来自儒家。例如上章拜表等仪式、道职天官等建置，都本于儒家；伦理观与养生法，亦颇汲取于汉儒之说。我的《道教新论》一、二集里有不少文章即具体说明了这一点。 1996年我又替佛教界创办南华大学，设立“生死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人的生死问题。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学科，筚路蓝缕而影响越来越大。 不过，生死学这个学科，本是由美国的“死亡学”转来的。亡友傅伟勋觉得只谈死不谈生，终非正道，故特扭转为生死学。但他不幸在南华刚开学时就物故了，由我秉其遗志继续推动。 然而其初期之发展毕竟仍受旧格局的限制，论死重于论生。那时又因社会需求殷切，所以兼办了“殡葬管理研习班”。最初只是试办，谁知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的回响，以致后来一谈到生死学，大家便与殡葬联想在一起。生死学中有关“生”的部分，终究未能大畅其说。仅我写了《儒家的饮馔政治学》《儒家的性学与心性之学》等文，于1998年结集为《生活美学》一书，提倡生活的儒学，聊资平衡而已。 2000年，我又创办了佛光大学。这时就继生死学之后，又再创设了一个新学科：生命学。结合生命科学、身体观、民俗治疗、特异功能、医学、灵学、物理学等，综合地进行生命的探索。 这样的新学科，创立不易，要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体制中生存发展也是很困难的。但我以为这是个值得发展的方向，尤其中国传统儒道释之思想资源，若借此得以开发出来，岂非一大贡献？故仍不遗余力地推动。 因办这几个学科，我们与医学院校合作不少。我还在长庚医科大学开设了一个讲座，解说中医相关技术与药方背后的观念及文化内涵，连教师们都来听讲，十分成功。我讲了一年，再由杜洁祥、宋光宇接棒。另又与谢正一合组了“自然医学学会”，而南华也同时开办了自然医学研究所。这在整个华人社会中都算是比较先进的。 佛光大学乃是佛教团体所办，宗教研究自是强项，其中亦有不少是与生命研究相配合的，例如陈玉玺先生的宗教心理学、谢剑先生的宗教人类学、刘国威的藏密研究等都是。宗教徒的修证生活及其心理状态，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自己本来就兼做这几方面的研究，故喁喁相和，颇得浚发之乐。 台湾的哲学界，那些年又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对现代化、理性化这种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范式及相关思想颇申反省批判。一时之间，非理性思维、身体、情欲、性别论题大行其道。在儒学研究方面，与过去当代新儒家偏重于心体与性体的论述不同，这时就较会朝气、身体这方面去讨论。杨儒宾、黄俊杰诸君于此贡献良多。 这个思路，恰好与我上面所谈的一些工作是可以相呼应、相配合的。当时我正担任世界中国哲学会副会长，故顺应时势，策划过若干相关研讨活动；也与陈界华、李纪祥、周庆华、黄伟雄、孙中曾等人办了个“人文讲会”，专就身体议题进行探索，写了《教的身体观》《以人为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体观》等论文。 新儒家本身也是有新发展的。其“外王”部分，结合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对于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经世致用，有新的讨论；其“内圣”部分，则结合意义治疗、心理分析，希望能更贴近现代人心灵，解决现代人之迷惘。如曾昭旭、王邦雄、林安梧、郑志明诸师友，均于此建树甚多。我与之上下其论议，益觉吾道不孤。 在学院外部，江湖上讲的风水、命理、占卜、星象、整脊、推拿、按摩、针灸、灵药、瑜伽、芳香疗法、易卦、铁板神术、紫薇斗数等，本来就充斥于坊间。我们既开设生命学、生死学、自然医学诸学科，他们当然也就群来附益，希望可以获得学院正式认可，或合作办班，以获认证。 在台湾，这些看风水的，讲草药、推拿、按摩、民俗医疗的，谈命理、相法、占卜的，合称“五术”。指山、医、命、相、卜，以这五类来涵括所有数术行业（许多人以为这些都属道教，其实不然，另有体系与脉络）。我担任中华五术协会的首席顾问，与此辈人周旋应酬既久，悉其情伪、熟其门道，而愈伤其芜滥。因此鼓励洪富连先生成立“星命大学”，邀耆宿讲授正宗术数，以杜绝旁门左道。 这情况就跟道教学院类似。凡想从事数术行业的人都可以来上课，学正统的知识与技术，通过了考核，即可获得学士学位，若欲再求深造硕士、博士等级，就还要作研究、写论文。毕业时，也与正规大学一样，着修士袍、戴方帽，由我或其他学术界贤达授证。这也可算是以学界力量协助这些行业自律之一法。目前在大陆，就还没有人做这类工作，所以才会群魔乱舞，这也大师、那也大师，妖言惑众，徒乱人意。 综观这二十多年在生命学、生死学、宗教学、医学、哲学乃至数术等各方面对身、心、灵之综合探索，当然感慨良深。 本来，做学问最基本的就应该是为了要安顿我们自己的身心性命。但很可怜：现代学术，自清末以来，就走上了一条鹜外争胜之途。国家办教育，旨在富国强兵，故以科技、实用、工具性学科为主。个人求学之目的，也在谋求属于自己的富国强兵，希望得一好前程，可以赚大钱、博名声、拥有于现代丛林社会中竞争求胜的本领。弄到后来，上下交征利不说，每个人都处在丧失意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meaning）中，不知整天追名逐利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精神便因此耗弱了、身体便因此拖垮了、心理压力便因此增大了、时间也因此没有了。然后才再花钱用SPA、按摩、催眠、音波治疗、瑜伽、针灸等各种方法去治失眠、减压、放松，或参加各种身心灵研习班、各种禅修团队，去寻觅生命。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造成此种乱象的源头或源头之一，即是教育。可是现代教育体制本身对此恰好又是最没有反省力的。因此至今能真正面对这种时代病的科系及学者，实在太少了。当年我创设“生死学”为何如此困难，原因即在于此。 相对来说，传统的儒道释三教之学，在现代社会冲击之下，又长期受到压抑。欲求能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存活，即须循从现代体制，采取一种客观、科学化、知识化的角度去研究，把它们讲成一大套与我们自己不相干的外在知识。这样的知识，当然与现代人之身心性命乃至现代社会都无法相应，于是我们便心安理得地说：“你看，传统那一套果然不适用于现代吧！还不快抛弃了它？” 可是，光只是照搬旧的一大套传统样式，例如仍采求神问卜、扶乩、掷筊、拜神、茹素、诵经、忏念等方式，就能安顿现代人之心灵吗？显然那也是不够的。传统形式的佛教、道教以及气功团体，未能开展出当代的生死学、生命学格局，而要等到我来做，就是这个缘故。 在传统宗教与现代教育科研体制都还未能针对现代人身心安顿问题提出办法的这个间隙，社会却是迫切需求着。正因需求面太大，而正当的供给不足，所以才有神棍、伪大师、江湖术士等类人之生存空间，借此敛财噉名。 这种情况，大陆比台湾要严重得多。我过去二十多年推动过的生死学、生命学、自然医学、儒道佛教修证学，乃至命理数术之规范化、学术化，目前内地都还未开展，或只是初见端倪而已，尚待大力宏阐。 我既长期关注此事，有些经验，自亦不便放舍。前几年刚到大陆执教，要忙的事太杂，无力及此。去年旅行至尼泊尔，见到当地盛行的修行风气，有所触动，才写了《儒门修证法要》，具体阐述儒家的修行法。今春回台湾度岁，看到许多友人忽然显得老迈了，心中怅然。因想：修行证果之法虽然重要，可能还是谈得太远了；对一般人来说，更切近浅要，而且人人关心又日日可行的，恐怕还是养生问题。儒家修身之学本来也就包括养生，只是一般学者都不注意而已。因此趁便又写了《儒门养生法要》，作为修证的初阶。 今后我还会继续推动各种养生与修炼的讲座、研究和活动。编写《儒门养生法要》《儒门修证法要》，只是其中之一环，将来会再结合老团队与新朋友，续予推广。先讲儒家，是因为儒家之学比较切要，现今懂得的人又反而较少，故以此先之。将来会逐步扩及佛教、道教、五术，乃至西方身心灵的各种学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