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如 （资料图 图源网络） 50年代，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常常在《文艺学习》、《文汇报》等报刊上看到吴小如先生的文章。进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系里给一、二、三年级同学共同开设一门新课“工具书使用法”，主讲教师便是吴先生，而该课的助教则由傅璇琮、袁行霈等先生担任。本来似乎枯燥无味的那些工具书，吴先生却讲得趣味盎然，引人人胜，二三百人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当时吴先生年仅35岁，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只能算是青年教师，但也许由于他成名较早吧，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属于系里的“老先生”之列的。而在那“批白专”、“拔白旗”的年代里，“老先生”简直就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同义语。除了听课以外，我们很少与老先生有个人接触。毕业后我留系任教，但不久即借调去教外国留学生，直到最近这十多年，才有机会常常向吴先生请益求教，虽然这时吴先生自己却已离开他执教几十年的中文系，转到邓广铭先生主持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去工作了。 吴小如先生，本名同宝，1922年出生于哈尔滨，祖籍是安徽省泾县茂林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吴家碌（玉如）教授。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1941年高中毕业后同时考上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但为了照顾祖母和母亲，仍留在天津读书并在中学任教。家庭环境对于吴先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使他从小就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也培养了他自强不息的刻苦奋斗精神。从1945年起，先后就读于燕京、清华、北大，受业于朱自清、俞平伯、游国恩、沈从文等著名学者，转益多师，为日后的治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49年毕业后，先后在津沽大学、燕京大学教书。1952年院系调整后，吴先生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将近30 0年，无论在教学上还是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吴先生热爱教学工作，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最大快乐，以讲课为主要“嗜好”，他的课堂教学效果之佳在校内外都是有口皆碑的。吴先生从1934年上初中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几十年来始终勤于笔耕，除大量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和集体编写的教材外，单就已经结集成书的著作而言，就有：《中国小说讲话及其他》、《读常人所见书日札》（以上“文革”前）、《读书丛札》、《古典小说漫稿》、《古典诗文述略》、《古文精读举隅》、《诗词札丛》、《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和《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与人合著）等。这里有必要指出：吴先生多半是在十分繁重的教学任务的间隙中从事学术研究的，而他的研究成果则又是他取縵出色的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保证。可以这样说，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相得益彰，是吴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也是最值得我们这些高等院校的中青年教师学习之处。 《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吴小如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与他具有广博而坚实的古典文学修养分不开的。无论诗词古文小说戏曲，他都有自己的独到的心得体会，从孔夫子到梁启超，他都可以开课讲授。这种境界是经过了多少年的辛勤耕耘才达到的。吴先生从少年时代由父亲口授唐诗起，一生真有无书不窥之势。他读书之广博，从下面一段他的自述可见一斑： 一九三八年秋，予在津门从朱经畲师受业，始知《诗三百篇》之学，于毛、郑、孔、朱外，有姚际恒、崔述与方玉润诸家。翌年秋，入京避津市水灾，日诣北京图书馆，手录明、清人说《诗》专著，如郝敬《原解》、姚舜牧《疑问》、姚际恒《通论》、方玉润《原始》诸书，皆于此时寓目。一九五0年秋，予为津沽大学诸生讲授《诗三百篇》，时仅一牟然涉猎多方，颇有所积。时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诸人之说，亦择善而从；而俞平伯、冯文炳两师所论著，采撷尤多。至于诂训章句之义，则深叹清人治诗如陈启源、王引之、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俞曲园诸家，所发明者实远胜前哲。及一九五六年，注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乃于《毛诗》之外，复比勘三家；于《清经解》之外，复追踪《通志堂经解》；于古今专籍之外，复泛求而杂览。斯则游泽承师启迪之效。（《读书丛札？诗三百篇臆札前言》） 吴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仅是他研读《诗经》的情形，实际上，他治《论语》、《左传》、《史记》乃至唐诗宋词，都是这样穷搜博讨，尽可能掌握所有第一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凡是读过《读书丛札》的人，想必不会不叹服于它的博大精深。正如沈玉成先生指出的那样，吴先生的这部力作，“在大量资料中引出结论，取精用宏，无征不信，新解胜义层见迭出”。（《我所了解的吴小如先生》）吴先生说过，他搞学问不凭灵感，不在学问中加入主观臆测，而是言必有据，每个观点都要建筑在大量的材料和客观旁证之上。吴先生的著作，体现了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它们给予读者的是可靠的知识和有益的启发，而决不像被人讥为“皇帝的新衣”似的一味标新立异的时髦著作那样徒然惑人耳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