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如 （资料图 图源网络） 小如师生于1922年9月，按我国旧俗，今年是九十大寿了，或称之为九十初度。最近我听一位百岁老人说：中国的虚岁不“虚”，十月怀胎，生命已经开始，虚岁就是实岁，细思也有道理。 我认识吴先生还在半个世纪以前。1955年夏，我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负笈北上，来到这块梦寐以求的学术圣殿，满怀理想与憧憬。似乎在迎新联欢会上，听到吴先生的京剧清唱。他中等身材，当年还颇清癯，潇洒飘逸之中又有一股刚毅之气。最突出的印象是两点：双目炯炯有神，嗓音雄厚有力，几可震瓦。这两点也是当教师的好条件。我后来听过他一学年的授课，课堂秩序奇好，他目光扫处，学生们自然与之对接、交流，话音高亢，吐属清晰，要想偶尔走一下神，也不可能。 一九五五、五六两年是我们难得的苦读岁月，回忆起来，也是个人学术道路的真正起点。大环境是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又做了双百方针的报告，让许多知识分子心潮澎湃、豪情万丈；小环境是我们北大中文系55级近百人的优秀群体，形成了刻苦攻读的风气。在所有课程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学史”，每周四学时，要学习四年半（我们是第一届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第一段先秦两汉文学，由游国恩先生主讲。游先生所讲的一般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分析，可能受制于当时学习苏联规范化乃至程式化的影响，大都在一般书籍中都能读到，连他擅长的《楚辞》研究也不多讲个人见解，至今印象不深。然而，随堂随发的辅助教材，即后来成书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却给我打开了学术的天地，一生难忘。这部书虽用了“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名义，实际上是由游先生选目、吴小如先生注释定稿的。吴先生的注释与流行注本不同，凡注必引原始出处，有歧说必出两造原文，再适当断以己意，引证博而简要，繁而不芜，指示出无数进一步深读的门径。比如《诗经》部分，我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只读过《硕鼠》等几篇，这部教材中选入72篇，不仅数量扩大了，而且从简单的文本训读与赏析，进入到学术之门，从对《诗经》的单篇阅读，进入到对“诗经学”的了解，如《诗经附录》所辑关于“采诗”、“删诗”、“诗入乐”诸专题的原始文献资料，涉及赋比兴、诗言志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诗美等问题。我还按此书引书所提供的线索，到图书馆借阅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一批诗经学原著，我阅读学术型线装书就是从此开始的。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原以为是普及读物，却多为此书所引证，我专从北大岛亭书店觅购余先生此书，才知道著作形式不能决定学术水平，普及读物中也蕴藏有精辟见解，更要依靠发现者的眼力。 这部教材是我学术道路上遇到的第一本契合自己的书。我小心装订成册（由北大印刷厂单页印发），至今虽纸质脆黄，仍什袭珍藏，视作自己学术启蒙的证物。虽然比起前辈学者来，这个启蒙有些寒碜。 那时我还未上过吴先生的课，偶而在文史楼走廊相遇，我会不由自主地侧身驻足，让他先行，他自然还不认识我。 一九五七年后运动不断，反右、双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等，时不时会出现有关他的大字报，也无非是个人主义、狂狷一类知识分子的“通病”。我总纳闷，这位饱学的老讲师招谁惹谁了？ 与吴先生发生“零距离”个人接触要到一九五九年，则另有一番机缘。1959年9月，我们55级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文教战线“拔白旗、树红旗”的标志性成果，一时声名大噪；但到次年6月，风向转变，决定把两卷本的“红皮”文学史，改写为四卷本的“黄皮”文学史，我们的老师也从被批判对象，转而成为了编写的指导者。我当时是宋元文学段的负责人，被“结合”的老师就是吴小如先生，由此奔走于中关园吴门不辍。使我最难忘的是他的直言不讳，倾心指导。其时，学校的师生关系并不正常。记得有次全年级大会，一位语言学老教授发言说：同学们的批判精神和冲天干劲教育了我，以后要在同学们的帮助和“领导”下，努力工作。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透露出师道尊严已被颠覆，老师们在挨批之后，犹有馀悸。但有的同学还在私下议论说：老先生说得不对，是党的领导而不是年轻学生“领导”。正像另一位老师所说：现在教书，好比陈宝琛太傅教宣统皇帝，真难伺候。于是，老师们大都谨言慎行，唯独吴小如先生仍然保持他不吐不快的刚直性格。 本来，在编写这两部文学史时，我们在课堂上刚刚学到唐代，宋元还未开始；一穷二白就动手编写，错误之多，自属当然。吴先生对我们的原稿做了细致的批改，而且及时地把修改件骑自行车送到我们学生宿舍，流水作业，效率很高。可惜这些稿件现已荡然无存。但在我自己保存的两部文学史上，还记有吴先生的一些意见，对当年吴先生的倾心指教、师生间无拘无束的自由交谈，犹能仿佛一二。吴先生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水照于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当时知名度颇高的‘五五级’的高材生。在校时，因我们共同语言很多，他经常来寒斋闲话，彼此感情十分融洽。”指的就是这段时期。“闲话”不“闲”，我们没有什么小道消息，闲言碎语，所谈不越出治学一步，于我一生影响很深。我也刚刚被批判过“白专道路”，并非“左家庄”人物，因而“共同语言很多”，感情自然是“融洽”的。 北大毕业离校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虽同在京华，却疏于问候。有次因阅读浦江清、吴天五先生注释，冯至先生编选的《杜甫诗选》，产生一些疑问，就写信给他（我误以为吴天五是他的笔名之一），他立即复信我，详示天五先生的工作地址，并且说他一直关注我离校后的情况，凡报刊上有我的文章，必找来阅读，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高兴。我收读后，倍感温馨，觉得与母校的精神联系未断。及至“文革”，北大腥风血雨，我也一直惦念他的安危。一次读到他手书的一幅《枯树赋》原件，端正楷书，一股儒雅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无一字错舛，无一笔松懈，不禁为之神旺。书法如其人，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必定心态淡定，气度高昂，私心不免窃喜，并祝愿先生一切顺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