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小如 （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入大学起就听吴小如先生的课，而作为吴先生研究生算起来也整整五十年了。吴先生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治学经验，深深影响着我；他对我无私的帮助，热心的扶植，永远铭记我心。 我1956年入学，在57年就修过吴先生的《工具书使用法》课。59年他给我们上宋元明清诗文、戏曲。我还听过他开的讲座。当时虽然非常爱听他的课，但没有经常请教。1961年我们大学毕业时，正值困难时期，分配困难。小平同志指示多留研究生储备干部，我们年级120人，留了22人。不久又传来周扬同志指示，“研究生宁缺毋滥”，又进行精简，22人中有的人留校当教师，有的分配到其他单位，最终语言班（30人）留5人，文学班（90人）留4人。因此正式入学推迟到了1961年底。系研究生秘书徐通鏘先生（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不幸已去世）征求我的意见去学哪一段文学史，他建议去游国恩先生那里，学习先秦文学。我自觉古文基础差，不敢去，而要求跟吴组缃先生从事小说研究。他说吴先生已有5个研究生，不能再多带。后来系领导研究，还是尊重我的兴趣和要求，作了一个特殊的决定，由吴组缃、季镇淮和吴小如三位先生组成一个指导小组共同指导，而由吴小如先生当我的导师。系领导说，吴小如先生虽然还是讲师，但他的学术水平是完全够格的。从此吴先生就成为我研究生导师了，五十年来一直爱护我，帮助我，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誼。 我正式到吴先生那里做研究生已是1962年2月了。头两年国家经济困难，党中央调整政策，比较平静，没有政治运动，我们老老实实的读了两年书。可惜好景不长，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又开始折腾了。63年11月我们下乡宣传所谓社教“前十条”，64年10月北大800人的工作团到湖北江陵搞社教，我和吴先生都去了（我们在一个公社，但不是一个大队，没有见面的机会）。到65年5月我们回校，毕业论文也不要求做了，集体写了批判《三家巷》和《早春二月》的文章就算毕业，我的研究生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了。虽然我在吴先生直接指导下读研究生只有两年，但对我一生却有重大影响，引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吴先生对我的教育、影响首先是他治学的指导思想。他说： “在我的思想中，却认为一个本科生既然进了中文系，就必须兼通‘文’‘语’这两大部分。………一定要全面掌握，不能偏废。从治学方法来说，清儒所说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必兼而有之，我以为还是正确的。我自己一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也愿意我教的学生能较全面地掌握。这是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指导思想。 其次，我以为要教好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必须‘通古今之变’，即从上古的神话传说直到近、现代文学范畴的作家作品，都应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并逐渐形成一个有系统的观点，即所谓‘成一家之言’。 第三个指导思想是，必须做到博然后约，先厚积而后薄发。盖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若按作品的体裁划分，大体可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块’。一个人毕生精力有限，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自不能面面俱到，样样兼顾。但既要教文学史，就必须对每一‘块’的内容都有发言权。……尽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 我虽然准备主要研究小说，但遵照吴先生的教导，头两年花了大量时间读宋代诗词文和元明戏曲；到北京图书馆看《水浒传》郑振铎藏本、水浒的繁本和简本，作简繁本的比较。毕业后，我还是遵照先生的教导努力打好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如注意古代小说的作家生平、故事源流、版本等问题；对中国小说研究不局限在古代，也研究现当代小说，我写的《中国讽刺小说史》、《中国历史小说通史》都延伸到现当代小说；我还指导博士生做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离吴先生提出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吴先生的治学身体力行，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广泛涉猎，在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等各方面都有建树，他能在这些领域中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精辟的见解。《古典小说漫稿》、《读书丛札》、《吴小如戏曲文录》等著作蜚声海内外。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还翻译了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说别的，就我专门研究的小说来说，他涉及的古代、特别是现当代的小说我有一半没看过。我佩服他，也想多读一点书，但实在是望尘莫及，只能望洋兴叹了。 他在平时交谈中和大量学术随笔类的文章中，对学界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尤其是对文化圈中一些人普遍存在的语文基本知识错误甚感忧虑，对缺乏最基本的古代文化修养而又大胆妄为地标点、注释古书的人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为民族文化的健康提升大声疾呼。这对我来说也有警示意义。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读书笔记把“光芒”写成“光茫”了。他指出后，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这么普通的字都写错了！从此，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注释古书；不写没有把握，没有自己见解的文章；上课时不要写错板书，念错字。 吴先生为我做出榜样，指明路径，敲起警钟，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少走许多弯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