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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对学生总是无私帮助、热情扶植。1963年春，北大中文系58级学生姜志雄发现何大伦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有《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全文，这是汤显祖《牡丹亭》创作的蓝本。对于这个重要发现，吴先生很高兴，也和我们几个研究生说过，但他又是非常慎重的。为了搞清这篇话本是否就是嘉靖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或者是否晚于汤显祖，他遍览了《燕居笔记》全书，稽考其他篇章中每一件史料的发生时间和每一篇文字的大致写作时间，这样得出《燕居笔记》里没有一篇涉及嘉靖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从而使《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之一的结论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吴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了。姜志雄的论文发表在北大学报1963第6期上，这个结论已成学界的共识。 宁希元教授也常和我谈起吴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他花了几年功夫，完成了《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这是一本难度很大、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他的初稿完成后，吴先生审读了书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后来书出版遇到一些麻烦。出版社先出版了后交稿的徐沁君先生校本，希元希望尽快看到徐校本，吴先生很快给他寄去了。希元对书稿又一次进行修改，吸收徐校本的优点和扬弃其缺陷，使书稿更完善。在这次修改的过程中，吴先生又审读了部分书稿，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并为该书写了《题记》，充分肯定了它的成就和价值。 吴先生对我的关心、扶植，更是令我难以忘怀。1987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古代小说史，就此请教吴先生。我考虑改变过去小说史、文学史按朝代分期叙述的办法，以小说的类型分类叙述，使读者能够看出时间上的发展顺序，落实“演变”的前因后果；过去小说史多只是评论名著，我们这个写法把过去小说史和小说论著中很少提到的作品都放在演变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如《五虎平南》、《五虎平西》等，就在论述杨家将题材小说中介绍。但这样写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有些小说是各种题材的综合体，不容易给它找到恰当的归属；二是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不同的两大系统，文言小说不好混在白话长篇小说中去分类论述，怎么处理？吴先生赞同我的总体设想，同时帮助我确定了几部小说的归属问题，如《镜花缘》、《绿野仙踪》等；他建议专设一章《志怪传奇小说》，这样就解决了文言小说问题，也和全书以小说类型分类的原则一致。他还提醒我，在把较多篇幅给次要小说的同时，在名著上还要下功夫，写出新意，做到点、面、线的结合。初稿完成后，他通审了全书，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使我们避免了不少观点、材料和文字上的错误，对书稿的质量作了重要的把关。1990年书稿出版时，他又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充分肯定“这确是一次大胆而有新意的尝试。” 吴先生曾经批评现在做学问的人分工太细，路越走越窄，“治古典文学的不搞现、当代文学”，所以，我和陈惠琴合写《中国讽刺小说史》时，就想古今贯通，从古代写到现代。吴先生又一次指导我们，提出的几点意见，对我们启发很大。首先，他帮助我们理清中国讽刺文学的传统、讽刺小说的范围和发展线索。根据他的意见，我们确定了讽刺小说的界说和范围；提出讽刺的语气有两种：温和婉曲和严厉直斥；讽刺的形态有机智、滑稽、荒诞、幽默四种；讽刺小说有写实性和寓言式的两种类型。这样，全书论述的范围明确，架构比较合理。其次，他提出中国讽刺小说有三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即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阿Q正传》；钱钟书的《围城》。他认为“作为一位讽刺小说作家，要想写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和艺术水平高的作品来，不仅要有无美不备的创作天才，还必须有识透世相的人生阅历，而更重要的乃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素养。三者集于一身，再加上要求创作讽刺小说的时代紧迫感，才能使其伟大作品从十月怀胎而一朝分娩。抓住这三部巨著，再向深细处爬梳剔抉，则撰写一部有特色的《中国讽刺小说史》，庶几乎可以不妄作矣。”这对讽刺小说的创作和研究都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第三，鲁迅对讽刺小说的要求特别严苛，认为晚清《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不够格，别称为“谴责小说”。吴先生认为晚清这些小说之所以嬉笑怒骂，无情揭露和大胆谴责是时代大风气使然，“我治中国小说史，对于讽刺小说和谴责小说两者的关系，既看到其异同与相通之处，也保持着‘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态度。”我们很赞成吴先生的看法，把“谴责小说”称为“近代讽刺小说”，给予恰当的评价。 吴先生审读了《中国讽刺小说史》大部分书稿，正式出版时他写了序言，题写了书名，他那风流儒雅的字为书的封面增添了光彩。 吴先生是一位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是一位为人师表、用自己的学术关注着民族文化健康提升的大学者，他那高尚秉直的道德品质、诚实严谨的学术人格和广博精深的文化造诣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蓦然回首，我有幸师从先生已然半个世纪。五十年来，吴先生引导我探寻学问的真谛，老师的教诲之恩我终身难忘，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山高水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