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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历史上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越南的古代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越南史书所称的北属郡县阶段；二是越南独立建国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当时这个地区一个叫李翁仲的人，就曾前往咸阳学习儒学典籍。在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时期，儒学文化在越南今天的中北部地区已经传播和践行起来。史书上说的“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就是证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儒学文化在越南地区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东汉初年，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所治地区坚持进行“导之以礼”的儒学教育。三国时担任过交趾太守的士燮精通《左传》、《尚书》等儒学典籍，在他治理交趾期间，中原大批文人儒士也前往投奔，通过他们的传经弘道，推进儒学的教育、传播和应用，交趾地区出现了“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四十年境内无事”的局面。进入隋唐时期，儒学在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岭南地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越南地区的姜公辅、姜公复、廖有方均进士及第，其中姜公辅还当过唐朝宰相，被誉为“千古文宗”。唐朝的达官名儒褚遂良、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刘禹锡等都先后流寓越南地区，王勃的父亲王福畤还任过交趾令，他们都为越南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作出过贡献。 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宣布独立；到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建国的发展阶段。在越南建国初期的吴朝、丁朝、前黎朝三个朝代，实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践行并未停止。1009年建立的李朝和1226年建立的陈朝，推行“儒释道并尊”，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李、陈二朝的当政者将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支柱。1126年李朝曾举行过盛大的贺《五经》仪式；陈朝时期的越南，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国子监、国学院、大学及书院、府学，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儒学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陈朝的著名儒士朱文安，毕生从事儒学教育与研究，著有《四书说约》，被颂为一代“儒宗”。1400年胡季犛建立胡朝，实行“限佛尊儒”政策。胡季犛还亲自著《明道》、译《书经》、编《诗义》，推动儒学知识的普及。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后，越南进入“儒教独尊”时期。黎利即黎太宗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要考《四书》，并在全国刻印《四书大全》。黎圣宗则在越南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立法与文化教育政策。儒学的兴旺推动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贯穿着儒学思想的著名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就是这个时期由史官吴士连撰修的。1778年建立的西山阮朝，继续推崇儒学，以著名儒学家阮涉为院长的崇政学院，曾组织学者把《小学》、《四书》翻译成字喃，并刻印成《诗经解音》，以便于人们传颂。1802年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继续实行“儒教独尊”的国策，儒学从北到南推广至湄南河三角洲，践行于越南全境。阮朝的明命、绍治、嗣德诸帝都亲自研究儒学。阮朝初年的儒学名家范登新著有《大学衍义》，另一儒学名家汝伯仕著有《易系解说》、《大学圆谈》。由阮朝国史馆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等，均以“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成为研究越南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籍。在阮朝时代，可以说越南的儒学研究、教育和传播、应用都达到了极盛之时。 关于儒学由中国传入越南后，对越南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越南学者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他们认为：第一，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对越南的独立建国和治国理政，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胡志明国家大学教授阮玉诗说：“作为中国历史上官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儒教传入越南以来，一直为越南本土文化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直接支配越南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直接参与国家组织和国家管理”。第二，儒学在越南社会通过千百年的教育和传播，已沁润和融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越南历史文献关于“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等的记载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学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普及性的影响”。第三，儒学文化也是越南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来源。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就说过：“孔子学说的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而且他通过借鉴儒学的道德思想，并加以改造创新，提出了越南的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提出了“忠于国”、“孝于民”的新的忠孝思想。越南学者认为，儒学传入越南后，同越南本地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对儒学典籍采取用越南创制的字喃进行注音、翻译、解释，就是越南儒学的一个创造。河内国家大学教授阮金山说：“越南儒学文献源远流长”，“是儒学在越南本地化的结果”，“是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关于历史上中国同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和儒学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同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已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了。据考古发现推断，公元前1世纪在今天印尼的苏门答腊就有来自中国的人定居。从两汉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交通的拓展与畅达，中国同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起来。这种相互间的交往与联系，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渠道进行的：一是通过相互间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的；二是通过相互间人们从事的经贸往来和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进行的。 关于相互间的使节、官员的往来。从中国方面说，三国时吴国出使的官员朱应、康泰，南宋时出访的官员周去非，元朝时出访的周达观和航海家汪大渊，他们曾先后到过属于今天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一些地区，归国后分别著有《吴时外国志》、《岭外代答》、《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书籍，记述了他们所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民情情况。从东南亚地区方面说，史书上关于他们的使节、官员前往中国的记述也相当不少。在中国东汉时期，属于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邑豪、今缅甸东部的掸国国王、今印尼境内的叶调国国王，都曾遣使前往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在中国唐朝时期，从公元620年左右的唐高祖时到870年左右的唐懿宗时的两百多年间，属于今缅甸境内的骠国、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和真腊国、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盘盘国、今印尼境内的室利佛逝国等等，都曾几次或多次遣使入唐访问。其中，公元801年骠国国王雍羌派遣王子率领骠国乐团一行30多人访问中国，向唐德宗君臣献骠国乐12曲，在长安宫廷中演出数日，曾轰动一时。诗人白居易在观看演出后写了一首《新乐府·骠国乐》，说是“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举正朔”。唐德宗还致信雍羌，以示“柔远”之意。在中国唐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东南亚各地区的使节、官员以至国王前往中国访问的事例，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关于相互间的学者、僧人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在东晋末年，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返国时曾在今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逗留了5个月，进行讲经活动并了解当地的风物民情。唐代高僧会宁曾前赴今天印尼的爪哇、三佛齐学佛与弘佛，另一位唐代高僧义净也到印尼地区访问过，并在三佛齐居住达10年之久，与他同时到印尼的僧人有近20人。中国学者出访或出使东南亚地区，千百年间也是所在多有。中国晚清时的两位著名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就曾先后到过新加坡地区。左秉隆在新加坡长达10年，他组织当地学人研究儒学典籍，对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黄遵宪在新加坡期间，曾组织“图南社”并亲任督学，指导华人学子研读中国古代经典，探讨儒学思想和当地的社会问题。 关于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和人们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从两汉直至明清，中国历朝历代到东南亚经商、谋生的人络绎不绝，而且越往后越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特别是到15、16世纪至18、19世纪形成了高潮。据史籍记载，通过经商和就业谋生并逐渐在马来西亚地区定居下来的华人，在槟榔屿18世纪中期就已有1400余人，到18世纪末增加到3000人，到19世纪初已达到7000余人；在马六甲定居的华人，18世纪末期已超过了3000人。在印度尼西亚地区，中国唐朝时就有一批为躲避战乱而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最终在苏门答腊定居下来；中国元朝时，爪哇的望加锡、勿里洞等地已出现华人居住的村落；中国明朝时，在巨港地区定居的华人已不下1万人。到1860年印尼的华侨华人已有22万，1880年增加到34万，1900年达到53万。 在中国同东南亚地区两千多年的交往中，结成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好邻邦。其相互的人员往来和政治、经济交往，必然带动和促进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国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历史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统观起来，儒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东南亚地区进入兴盛和高潮时期，是到18、19世纪了。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难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人空前增多。这些人大多是为了谋生，也有的是去经商，有的是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前往东南亚地区寻求政治、经济的支持力量。华侨华人大量聚集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形，从前面讲到的马来西亚、印尼地区在这个时期的华侨华人人数的统计中就可以看出。随着华侨华人的急剧增加，讲读儒学典籍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各种形式的华人学校大量兴办起来，华人学者的学术文化活动也普遍开展起来。 儒学的发展与兴盛，首先表现在儒学教育和儒学研究上。儒学的传播和应用，是以儒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础的。在儒学教育方面，又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进行的。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为例，在18、19世纪的不少华人社区，先后兴办了一批包括义学、私塾、书院、书社的旧式华文学校。1815年在马六甲地区已有9所华文私塾，约有学生160多名；1820年左右在槟榔屿地区有4所华文学堂；1829年在新加坡地区有3所华文私塾；1849年和1854年，马六甲的华侨陈金声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文阁私塾和萃英书院，他还于1889年在槟榔屿创办了南华义学。到20世纪初，一批新式的华人学校也先后兴办起来，如“孔教会中华学校”和“乐育”、“中西”等学校。在旧式学校中，充满着儒学文化的教育色彩，崇文阁就明确以“读孔圣之书，究洛闽之奥”为宗旨；在新式学校中，儒学知识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内容。无论旧式的还是新式的华人学校，作为儒学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基础渠道，为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区儒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儒学研究方面，前面已经讲到19世纪末中国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在新加坡的儒学研究中所起的推导作用。与这两人同时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和传播中作出过独特贡献的，还有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曾锦文等著名华人学者。邱菽园以传播儒学和中华文化为己任，于1896、1897年接连创办丽泽、乐群书社，稍后他又同林文庆等人一起倡导，通过创办学堂开展儒学研究，一时间各方响应，蔚为风气。邱菽园在1898年还创办了《天南新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儒学思想的文章。1900年该报曾连续发表当时到新加坡的广东学者王晓沧和晚清著名诗人丘逢甲的文章，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中“引起了震撼”。将通过兴办学堂进行儒学研究同通过创办报纸进行儒学宣传结合起来，以促进儒学文化的兴盛，这是当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儒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将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同用当地文字和白话文翻译、诠释儒学典籍以及编写儒学知识读本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几位学者用力最勤、贡献尤著。张克诚认为，“孔子之教，简编浩瀚，虽老师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为了使儒学的道理让识字者“一见便知，转相传述”，他用白话文编写了《孔教摄要白话》，成为东南亚最早的白话儒学读本。李金福在当地被称为“华人马来语之父”，他的《至圣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介绍孔子的专著。郭德怀兼通中文、马来文和英文，他用马来文翻译了《大学》、《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师孔夫子》等读本。第三个特点，是将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同用当地文字翻译沁透着儒学思想精神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结合起来，以增加人们对学习儒学文化的兴趣。在这方面，出生于槟榔屿的华人学者曾锦文作出的成绩尤为卓著。他历时5年用马来文翻译出版了全本《三国演义》，同时还译有马来文本的《水浒》、《西厢记》、《隋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以上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华人学者在推动儒学教育、儒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儒学文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