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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历史性启示与认识 从两千多年来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从儒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性启示与认识呢？下面讲几点个人的看法，请各位专家学者一起切磋和指正。 第一，要充分认识以儒学为主要文化标志的东亚文明的历史功绩。人们常常把东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和区分，就是因为东亚文明、东方文明的文化是以儒学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有着与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不同的独有特色和独特优势。这种被人们称之为“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东亚文明，是由中国同所有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它长久地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并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因而享有举世同钦的盛誉。这是东亚人民共同的光荣与骄傲。中国唐代学者孔颖达对“文明”的意义曾作过这样的诠释：“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是任何一种伟大文明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东亚文明其“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光芒，不仅照临于东亚和亚洲地区，也照临于世界各方；不仅垂功于往昔，也泽惠于今天。千百年来东亚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与难题，寄希望于从儒学文化中找到启示、智慧和致治之方，仍在继续证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学文化珍惜好、应用好、发展好，使之不断发扬光大，使它所蕴含的社会哲理和治世智慧继续造福于东亚、亚洲和世界人民。 第二，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不断传播之中，通过同其他文化的互学互鉴，才能取得持久的发展。无论哪一种文化，也无论它产生在哪里，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而且都是在流动、开放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如果自我封闭和禁锢，其生命力也就丧失了。只有通过跨越时空的不断传播与开放，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才能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才能持久地发扬光大。这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儒学文化从中国产生以后，经过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地区的广泛流传，从而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东亚文明的文化标志，这一历史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 第三，引进和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同本土文化相融合，方能取得成功。儒学文化从中国传入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说明，无论是朝鲜半岛、日本还是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他们都注意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实际来学习和应用儒学思想，并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赋予儒学以本国本地区特色，使之在当地不断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本国本地区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儒学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中，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和真谛之所在。今天我们在推进儒学在国际社会的教育、研究和传播、践行过程中，更应把这种结合实际学习和应用儒学的基本经验运用好，使之成为儒学继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第四，要把精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同物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和齐头并进。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化担负着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使命，同时它又服务于和支持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繁荣。二者的相互关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昭示我们，自古以来，不仅彼此之间使者、官员、学者的往来为儒学和其他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彼此之间的经济商贸往来也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都是先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开始的。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必然带动精神文化的传播。历史上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物质技术产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向世界各地传播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同当时中日海上经贸交流的发展与兴盛，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同样，18、19世纪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发展经贸事业同发展儒学文化事业，也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毫无疑义，今天我们在推动儒学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发展进程中，也应充分发挥物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促进精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作用。事实上各国各地区都是这样去做的，许多企业家纷纷加入发展儒学文化事业的行列，正在成为儒学文化传播与践行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 第五，坚持按照不同事物之间和谐共存和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办事，是儒学文化的本质要求。儒学有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就是不同事物和谐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通过相互交融和转化，又产生出新的事物和谐共存的新的统一体，由此不断推动事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和实生物”的客观法则。中国先秦时期诸子思想的“百家争鸣”的共同繁荣局面，以及两汉以后的儒、释、道并立同尊的文化局面，都说明了这一点。儒学还有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就是在处理国家、邻邦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以和为贵”、以德为邻、和平相处。《左传》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种宝贵的思想和原则，应该永远维护和坚持。综观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古代历史上所以能够长久地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能够使和平相处成为相互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同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及其思想引导密切相关的。16世纪末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谈到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成为和平友好的文化使者这段历史时，曾经这样说过：“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料，在一个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皇帝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来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现在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并经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昭示于全世界的，这一著名原则其所以发端于亚洲和东方，也决不是偶然的。总之，“亲仁善邻”、“和平共处”，是儒学文化和东亚文明对人类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让这块思想宝镜永远照临于正确处理东亚、亚洲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历史长河之上。 第六，儒学研究者肩负着儒学教育、传播和践行的历史重任。中国宋代著名儒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经说过：“学者亦有当务。”就是说，学者们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当时之务”，就是应该通过讲学、讨论、编写普及性读本等形式，把儒学等历史文化的典籍与研究成果所包含的思想精华，广泛地传播到官员和民众中去，应用到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去。朱熹是这么倡导学者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付出巨大心力撰写的《四书集注》，成为了中国宋代以后各个朝代以及不少东亚国家的官员、学者、学子和其他人们必读的儒学读本；他还先后到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书院参加讲学和学术讨论活动，传授儒学等历史文化的知识与思想；晚年他在中国福建省建阳地区的考亭还筑室授徒，创立了考亭学派。朱熹认为，“修缉礼书”只是学者之“一事”，而且是儒学经义的“浅表”之处，唯有将礼书用于治世安民才是“源本”。因此，他倡导州县官员要把当时通行的“政和五礼”结合各地实际加以简化，每年正月在城乡张贴，力求“使庶民尽人皆知”。朱熹倡导的这种“学者亦有当务”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学者和其他学者中成为一种共识与共行之道，许多学者都是集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教育者、传播者、践行者于一身。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面讲到的19世纪末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华人学者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曾锦文等，不也都是一身几任吗？他们既是儒学的研究者，也是教育者、传播者、践行者。现在各国各地区许多致力于儒学文化事业的学者们，在传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方面做得都很好，他们在开拓国际儒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充当了多面手，其贡献的智慧和力量也是各显异彩，令人可钦可佩！ 陈启生先生和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的各位同仁，多年来坚持以“广深研究儒学，去芜存菁，创造转化，发扬光大”为宗旨，致力于“弘扬儒家学说，建设精神文明，再造社会伦理，促进日用常行”。他们为发展儒学文化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坚持把儒学的教育、研究同儒学的传播、践行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新的可行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我要借此机会，向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向马来西亚所有从事儒学教育、研究、传播和践行的团体与个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中国有句古语：“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儒学作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伟业，作为世界文化园圃中的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其色彩与馨香必定是与日俱新和历久弥彰的；在传承和光大这一历史文化伟业，共同构建当代国际儒学的精神嘉园中，所有的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不仅可以大有所为，而且必定会日积其功而迈远尤著的。 最后，祝东亚各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欣欣向荣！祝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常青！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