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西风东渐，传统与现代之争便未停歇。从晚清的体用之争，到民国的全盘西化与整理国故之争，再到改革开放后新全盘西化与新儒学之争，人们在传统如何成就现代化和现代化如何吸纳传统之间各执一端，喧嚷不休，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代表的孔子的命运更是跌宕起伏，从孔家店屡屡被砸，到屡屡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祭拜，冷热荣枯之速，往往令人目不暇给。这其中有学术理念歧异，更有政治路线分野，而两者的界线重叠，有时更令情势暧昧不明。 近来国学似又渐热，尊孔之风又兴，相关争议又起。为此本刊邀请相关人士围绕传统与现代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展开探讨，以期求同存异，取法中道。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逐步重获文化自信的国人如何以更平和的心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以传统文化之精华成就现代化之根基，以汲取人类一切先进文化成果之现代化更新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就中华文明新范式的必由之路。 今天中国所处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已足够支持民主与法治。我们真得以开阔的胸襟，高瞻远瞩，为建立一套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和为推行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而切实奋斗。 新政治秩序与新文化秩序 今年9月底，围绕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一系列官方纪念活动隆重高调，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热议。 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就开始逐渐升温。不过，对于传统文化往往出现两极化的评价。赞成者认为，传统文化可以救当代中国社会之弊，因此必须继承；反对者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进步的障碍，所以只能抛弃。  林毓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著名华人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系荣誉教授、（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先生，主张对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观念与价值加以重组或改造（有的传统成分重组，另外有的成分则需改造，当然也有成分应该扬弃），使经过重组或改造的符号、观念与价值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了文化的认同。” 今年80岁的林毓生先生原籍山东黄县（现改称龙口市）。林先生少年时代在北京（当时称作北平）度过；西四帅府胡同报子胡同北师附小毕业、和平门外师大附中肆业。林先生青年时代是殷海光、哈耶克、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亲炙弟子。 事实上，他是20世纪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在美国任教12年期间的最后一个学生。今年春季林毓生先生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访问教授期间，应邀偕夫人莅临上海，于哈耶克教授115岁冥诞之日（2014年5月8日）在复旦大学卓越经济学大讲堂主讲“哈耶克论自由的创造力”。 林毓生倡导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力求建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曾引发范围广泛的讨论，其著作《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海内外学界都有很深远影响。 林毓生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儒家传统看重人的价值，发展出来很强的人本主义，例如：基于人性本善所形成的“仁的哲学”蕴含着对人的尊重（“为仁由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人的自我完成的道德任务─这个要求，对于受过教育的知识人而言，则更为严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些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坚持与宪政民主所肯定的人的价值与对人的尊重是相通的。 儒家传统里的人，最初接触西方宪政民主之后对其粲然可观的政教规模，至感钦羡，竟然提出所谓“西学源自中国说”，认为那是在中国已不易见到的，来自远古中国圣人之教的结果。 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当时仍然受到“天朝无所不有”观念的影响以致对于西方的了解产生局限性或误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儒家传统中的价值观与西方宪政民主的价值观，不但是相通的而且促进了他们赞赏西方的宪政民主。 不过，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与文化之间互动的发展并未出现“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的观念，也未演化出来法律主治的法治（the rule of law）实践传统及其理论。在“普遍（或普世）王权”的笼罩之下，这倒并不奇怪。 因此，严格地说，中国传统中没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及其观念。然而，中国传统却有许多资源可以与民主与法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发展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合理、合乎人道的现代化中国，宪政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和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这两大建设缺一不可。”“换言之”，林毓生说，“新的政治秩序与新的文化秩序的建设是现代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