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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汉学家罗多弼，是国际儒联第五届执委会委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他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典籍，用瑞典文翻译了《论语》《大学》等，被认为是继高本汉、马悦然后第三代瑞典汉学家的代表。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通过电邮的方式对罗多弼进行了采访，并整理成文发表在《长江日报》上。这里予以全文转载，供读者阅享。  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资料图 图源网络） 记者：我与罗多弼先生的十几封邮件往来，持续了大半个月，年近7旬的他用中国传统书信格式写电子邮件，称呼、落款、问候语一样不少。 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抽出时间发来邮件，甚至还打来两次国际长途，用清楚的中国普通话，表达歉意，告知问题回答到哪一步了，还要多长时间，希望不要影响我们发稿。在最终发给笔者前，他还请他的一位中国朋友过目，以避免不妥当的表述。 尽管他不一定信奉儒家学说，但是他的言行举止无不儒雅严谨。他身上无意中体现了中西共同追求的美好价值。作为关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沟通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使者，他的风度和成就令人起敬。  罗多弼：传统文化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包袱（资料图 图源网络） 面对一些中国人自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态度，以及关于对待这份文化遗产的纠结态度，罗多弼都大胆直言，提出中肯意见，希望人们能够避免过去百年来的激进主义态度。 罗多弼透露，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用瑞典文写一部中国思想史。他写中国，心目中的读者是瑞典人，但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中国读者想读到他的书。 孟子比孔子更重情 记者：你年轻的时候读《论语》，觉得没意思，觉得孔子的观点大多很简单。现在有什么不同感受？ 罗多弼：我当初学汉语和中国思想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都觉得孔子思想过时了，认为儒家对中国所需要的现代化构成了障碍。今天的时代风气不一样了。很多人，包括我的不少中国朋友，都在用新的眼光看孔子和《论语》。孔子很多看似简单的话，值得人琢磨。 记者：比如，他哪个话你印象最深？ 罗多弼：孔子一个很根本的想法，就是主张要避免极端，寻找“中庸之道”。我今天觉得他这个论点表现了很成熟、深刻的智慧。 我也很认同他关于人生观的几个看法，如“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发展并实现他潜在的能力。他的伦理观的一个砥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当然也觉得非常好。他的一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表现出了很宽容的态度，也表现对多样化的肯定。此外，我也很喜欢孔子对学习的重视。 记者：相比孔子，听说你更喜欢孟子？ 罗多弼：是，我觉得孟子更注重情感，这一点可能也符合当代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有研究证明，婴儿在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妈妈哭或者痛苦的时候，他也会痛苦，所以人出生的时候就会有同情的本能。要建立新的全球伦理秩序，这是很好的基础。 重视传统不是要回到过去 记者：“五四”时期的中国人为何激烈批判传统文化？ 罗多弼：鸦片战争等经验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的激进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很多内容，主要是儒学，对中国所需要的改革是一个障碍。如果要救国，就要“打倒孔家店”。他们认为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完成现代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后来这个就成为了20世纪中国意识形态和学术的主流。虽然如此，对很多人来讲，抛弃传统文化是一个很痛苦的代价。 记者：今天为何又有人呼唤回归传统文化？ 罗多弼：最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了不起，现在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令很多中国人更有一种文化自信，为本国的传统文化感到骄傲。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觉得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过“五四”以来所批判的传统文化，和今天很多人肯定的传统文化不完全一样。“五四”批判的对象是掌权者手里作为压迫工具的传统文化，今天肯定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古代典籍、艺术等所表现的文化。 记者：对待传统文化，最好的态度应是怎样的？ 罗多弼：我认为对任何一个文化和社会，批判精神非常重要，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很希望中国人继续发挥批判精神，而且发挥得更为独立、更有个性。但是文化批判精神不需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我们也不要忘记，五四运动的大师，很少真的主张全盘否定。比如，胡适就曾一直很努力地探讨和识别传统中应该保留吸取什么，应该否定抛弃什么，这是他很大的贡献。 “回到孔孟和庄子”之类提法，很容易引起误解。我并不觉得要完全投入古代思想，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把它当作一种宗教。作为现代人，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界定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哪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良性”回归在发生影响？ 罗多弼：老实说，我不太认同“回归传统”这一说法。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也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会给当代人提供宝贵的资源，不过我认为不要回归过去。 哪些因素有利于好好利用传统的宝贵资源，我认为最有利的因素就是传统文化本身的优秀产物，即哲学、文学和艺术等。 对吸取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最大的障碍，可能是权力的干预。尤其是儒家传统在古代被政权所利用、所歪曲，成为了权力的工具。结果是，20世纪初以来，主张现代化的人就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对立起来。 中国与西方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隔阂 记者：中国人面对世界，曾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怎么看？ 罗多弼：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其他文明优秀，这是民族主义偏见，后果可怕。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是一个例子。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曾经被西方的列强所欺负，强者欺负了弱者。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了，很难怪为什么有人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并且认为中国文化比其他文明更优越。这可以理解，不过很不对。我们需要的是互相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说一个文明比另外一个文明优越，这种判断不科学，也会导致很不愉快的后果。 记者：你为什么更看重中西之间的共通点？ 罗多弼：生活在全球化日益强化的世界里，跨文化对话，以及互相的理解越来越重要。如果认识到中国人和西方人本质上很相近，那么就有利于跨文化对话以及互相的理解。 中国跟西方文化可以互补，都是属于世界文化。隔阂，很多是想象出来的。世界没有那么多无法逾越的隔阂。如果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这很容易导致矛盾冲突。 中国人“感时忧国”是好事 记者：你接触到很多中国人，你觉得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点？ 罗多弼：回顾我四十年的经验，可以说，我碰到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很“中国”。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最喜欢讨论的也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即使有人主张文化上西化，把传统文化当作一个负担，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问题。这种“感时忧国”的意识我认为很有中国特色。 另外一点也很明显，就是最近十几年以来跟我交流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所表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以批评为主，现在我认识的中国人大部分以肯定、羡慕和骄傲为主。这个变化表现了时代精神的变化。 记者：听说你在中国坐出租车，司机常误以为你是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 罗多弼：确实有几次我碰到中国人，他们问我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人，当然这种情形很少。我说汉语时，口音还是比较重，而且我的表达方式跟中国人也有所不同。不过自从我197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起，我就觉得跟中国人说汉语非常好玩，也给我很多启发。一般来讲，中国人在这一方面非常热情，即使我说得很不好他们也很高兴、很友好。我经常碰到这么一种情况，中国人的英语比我的汉语好，但是他们还是很有耐心地让我练习我的汉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