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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文化：李大白 发自青岛 一本出版了十几年的学术著作，引发了一场关于“古今之辨”的学术研讨会。 2015年8月9日，由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共同举办的《宋儒微言》研讨会在青岛举行，参会的不仅有李存山、梁涛、陈明、陈立胜等儒学专家，卓新平、张志刚等宗教理论专家，还有翻译了康德三大批判的李秋零、研究基督教哲学的何光沪等其他领域的教授。学者未封泰斗，作品也不是新书，这使得卢国龙和他的《宋儒微言》迅速成为一个学术界的现象级事件。 之所以成为一个现象，是因为之前没有被重视，2001年出版的《宋儒微言》其貌不扬，甚至差点没能结项，因为卢国龙是社科院道学研究室的主任，当年以道教题目立了项，最后结项的时候却出了一本儒学专著，最后也因此书兼任儒学研究室主任。两年后，耶鲁大学余英时先生的一本大书——《朱熹的历史世界》横空出世，因其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引起学术界的狂欢，没人想起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卢国龙已经有了一本《宋儒微言》。直到前年，人大国学院副院长梁涛在为一个课题查阅资料时才偶然发现，“原来学术界还藏着这样一本奇书！”这才被学术界重新认识。 在研讨会上，中山大学教授陈立胜这样评价《宋儒微言》：“卢国龙与侯外庐、余英时在治学方法上是不同的，他从学术上去探讨政治儒学与义理的关系，政治哲学的话语与天道性命的话语究竟是如何贯穿的，余英时的作品是没有这个讨论的。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的抱负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如何‘接续道统，重立政统’，这就是儒学自身在当代社会对自己的定位，国龙在十几年前就找准了这个定位。”梁涛认为此书也有缺点，那就是对张载和程颐的研究不够透，而最大的突破在于对王安石、苏轼学说的挖掘：“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儒道融合的学者，国龙是研究道家的，从道家眼光看儒家，就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这是对我们的重要启发。”  2015年8月9日，青岛，《宋儒微言》学术研讨会现场。 在历史教课书中，宋明理学似乎只是几个互不相识的理学家各自在书斋里空想空谈的“心性”，只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思想桎梏，历史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笔者对照阅读了《宋儒微言》与《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先生著作规模巨大又细致入微，有着极为详实的材料与优雅的语言，体现了深厚的学养与宏大叙事的能力，生活化又具有亲切感；卢国龙则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俯瞰宋儒的历史世界，在有限的篇幅和不多的材料中直书对历史的洞见。两部著作的作者未曾谋面，也未曾参考过彼此的作品，但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同一问题，一见识超拔，一生动扎实，拨开在历史天空中弥漫千年的黑雾，共同还原了这个“斯文”帝国的文化图景。 毋庸置疑，当前儒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宋儒微言》——这本研究宋明理学的专著被“重新发现”，并接受主流学术界的提炼、质疑与讨论，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时代对于自身的理解。东西之别、古今之辨，是近代以来笼罩中国学术上空的永恒话题。然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历史的评价永远基于自身的处境，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定位永远基于对自身的认识和定位，北宋儒学复兴与政治变革给予我们何种经验与教训？师古与用今之间，“微言”有何“大义”？卢国龙自有看法。 一、“微言”背后的政治哲学 腾讯文化：在《宋儒微言》成书两年后，余英时先生出了一本题材相似的学术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两书同样着眼于宋代的儒学复兴与秩序重建，余先生的提法是“政治文化”，而您却将之归纳为“政治哲学”，这两个核心概念有何不同？ 卢国龙：“政治文化”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广义的、描述性的概念。而“政治哲学”是一个现代概念，是提炼式的，可能是两个人的问题意识不一样。对我来说，政治哲学所要追溯的，就是北宋那套政治秩序背后的合理性依据，它的前提是什么，这是政治哲学需要解决的。 “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个时代的环境、学术的表现等，这都可以算作文化。这是因为我和余英时先生的视角不同，余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同时也涉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但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个限定，为什么叫“政治哲学”？因为研究宋儒就会涉及很多其他的部分，不能不割舍。这与原来的哲学史研究又不太一样，就是“跨越一步”。“跨越一步”不是说我有什么新的发明，更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对问题的重新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刺激北宋儒学复兴的东西是什么？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政治文化”就是对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展现，“政治哲学”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提炼过程？ 卢国龙：是的，对余先生来说问题很广，对我来说，问题很集中。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与卢国龙《宋儒微言》书影 二、“中学生”的治学方法论 腾讯文化：阅读您的《宋儒微言》，有一种洞穿历史、全局在胸的整体观，您是在写作过程中思考，还是思考成熟之后才开始写作？ 卢国龙：这本书是1994年立项，1998年写完的。先收集资料，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沉思，才开始动笔，看书和思索的时间很长。其实我用的是一种最简单的研究方法，就像中学生读课文，归纳中心思想一样。比中学生稍微复杂的是：每个学术流派都涉及很多著作，对于这些不同的中心思想，我要有一个逻辑把它串起来，否则这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对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之著作的中心思想，我有一个把握，把这些不同年份、不同背景下说的话，找出它背后的思想逻辑，它们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这样去贴近古代思想家，让他们的言论在逻辑上能够被理解，那么这一派学术的思想逻辑我就基本把握了，基本都想明白了，剩下的就是表述。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方法，很简单。 腾讯文化：如果余先生用的是一个“历史还原”的方法，那么能否用“思想逻辑还原”来概括您的研究方法？ 卢国龙：应该是“入乎其中，出乎其表”。就是先要扎进去理解，然后再跳出来，因为这里面涉及的时间段还是很长，有庆历、熙丰、元祐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流派，要理解每个学派的思想逻辑，还要跟其他学派进行比对，才能发现各个学派思想逻辑不同的地方。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个对话关系，所谓“对话”不是像开会这样，面对面地对话，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上个奏折，或者注一部经。我就在想，二程、张载、二苏这些人，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思考的可能是熙丰变法的问题，当时荆公新学影响很大，针对他的问题，才会形成自己的思想逻辑。举个例子，苏东坡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著作里强调：你不可能完整地去掌握“道”，关于“道”，你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知识，你掌握的可能只是一个近似道的东西，“上善若水”，所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水的哲学，是经验哲学。水接近于道，但它不是道。因为水具有最大的适应性，但它毕竟不像道那样具有无限的适应性。既然你对道没有一个全面完整的掌握，你凭什么认为“由是而知焉”者，哪一个是“是”？你凭什么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这不是一个场景对话，而是理学家们思想逻辑之间的对话。每个时代虽然有不同的流派，但都会有一个核心的问题，荆公新学对庆历学术的针对性也是很明显的。 腾讯文化：很多学者在谈论宋明理学的时候，都认为宋儒是受到了禅宗的影响，包括余英时先生的书也是这个观点。然而您在书中似乎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是从道学的角度去追溯他们的思想渊源。 卢国龙：首先可能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搞道教研究的，总是会从道家道教的视角去观照研究的对象，而且我做北宋儒学的起因就是希望对北宋这个时代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北宋时期的道教。对佛学的探讨确实是我这个书里面比较缺的，一个是我自己没有非常系统地去学习佛教；还有一个我始终感觉，谈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一定要谨慎。北宋儒者对佛教的排斥，有儒家伦理这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排斥认为佛教没有什么好辩的。你讲得很细致，很精妙，佛教它都承认，但是佛教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它有西方极乐世界，佛教的世界是二元的，这个是宋儒最不能接受的东西。你最高的东西在彼岸世界，世界就不是统一的，对儒家来说，世界如果不是统一的，这个观念就很难接受，最核心的地方在这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