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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寻  赵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四书学堂院长（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从1938年“抗战建国”论提出以来，有关未来中国国家取向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酿成1943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亲自上阵的一场论战。其结果也人所共知，“中国之命运”的神圣决断和严正陈词，不仅没有留下积极的成果，反而埋下了两年后全面内战的祸根，其后果一直影响到今天——这就是台海两岸的分裂。从本质上说，台海分裂，意味着现代中国的建国过程仍未完成，两岸近三十多年的和平，不过是一个长的休战时期。 曾亲历抗战的台湾前“国防部长”、前“行政院长”郝伯村讲，“不是要‘一国两制’，而是要‘一国良制’”才能真正解决台海问题。“良制”不是郝的发明，但他明确地把未来中国的国家建设，重新回溯到“抗战建国”的基础之上。这与我们目前对抗战的问题关注，是大不相同的。故此处希望就“抗战建国”论提出以来，有关中国国家的想象和争论，对其未来的意义，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概括地说，当时有关未来中国国家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援引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般修辞，有三种思潮：一是传统主义，一是自由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三者之中，又尤以第一种传统主义方向的论述，成果较多，影响较大，堪称抗战结成的最大的思想文化果实，但也是至今最被误解和滥用者。其原因，虽与其论述与国民政府的言论较为紧密，而后来一直是深重的禁忌所在有关。但五四以来，吾人对传统主义所形成的、刻板的“反现代”印象，却更是要首尸其责的。 传统主义为何与自由主义在台湾全面和解 实际上，以我的阅读和观察而言，三、四十年代以来，传统主义有关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国家精神的论述，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话语，有非常深度的融合，绝非那种抱残守缺、胶柱鼓瑟的中国特殊、传统优胜论的冬烘之比。  钱穆（资料图 图源网络） 唯此，传统主义终至在台湾与自由主义达成全面、公开地和解。这一和解，以60年代台湾中研院终于承认来自传统人文知识界的学术成就，接受以钱穆先生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传统学人为院士的事件，最具象征性。但这一和解，绝非仅仅由中研院某些对钱先生素持偏见的人士的改变所造成，甚至，亦不是由五四以来北大所代表的强的自由主义阵营，开始反思此前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的传统主义的贡献，所可以单方面造成。这从台港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的崛起，尤易见出。50年代以来，他们一方面继续阐扬宋明儒学的现代意义和根本价值，一方面开始把自由、民主、宪政当作中国国体建设的基础性共识。这完全可以视为，传统儒学甚至整个传统学术在二战之后最重要的转向。从此，那种把与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考，在台港及海外近乎绝迹。 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也在同时发生一个同样重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在台海分隔几成事实的时刻，传统思想文化领域的众多有成就的学者，并未追随国民党而去，包括在抢救名单中的，如陈寅恪先生、冯友兰先生，等等，也并未追随国民党迁台。为什么他们不走？不走的原因当然不同。但似乎有一个期待，即便不说是根本的，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对传统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解的期待。抱有这个期待的绝非梁漱溟等少数人士，像熊十力先生那样上书直陈“周官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流俗所云“曲媚上方”那般简单，而包含了以中国传统涵化、充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用心。事实上，即使以钱穆先生论学复论政的严正，亦不乏有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相通之论，遑论他哉。不过，人所共知的结果是，这一期待是彻底地归于失败了。 如何理解这一失败，此处只拟提供一个基本的反思，即其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无论如何，不管这一对立，在现实上是怎样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不仅是在与台湾的传统主义相比较而言如此，与其在抗战建国时期的论述相较，亦是绝不可掩的、最大不同之所在。由此，也就进入到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话语，在抗战建国中的论述倾向和相互关系问题。尽管有着不言而喻的紧张，但三者却甚少有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姿态，利用政治以灭绝他方者，更非所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