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建国”时为何出现“学术建国”论？ 此处请允许先说“抗战建国”论。1938年4月，这一纲领由国民党中常会上正式提出。总纲讲到政治上的目标，没有大家想到的“行宪”的词汇，而是说“组织国民参政机构、单位完成地方自治的条件，健全民众组织，调整各级政治机构，整饬纪纲，严惩贪腐。”换言之，一切还在“训政”的框架里，但为后来的“宪政”留下了空间。翻来覆去强调的重点反倒是抗战和建国的关系：“吾人此次抗战，固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建国大业并非是抗战胜利之时重新开始，乃在抗战之中为不断地进行。” 后面接着讲，不要以为建国是要在抗战之后才弄，建国的根基实就在抗战之中。但“抗战建国”论提出以后，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反应，却并不见佳。当时亲近国民政府的贺麟先生就讲，战争打得其实不错，军事表现不错，可建国问题，始终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怎样才算是把建国问题真正提上日程呢？贺先生说，那就必须要反省，究竟用什么来建国？建国不只是抗战，否则就是抗战建国、抗战救亡了。而在贺先生看来，只有学术救国，才说得上是抗战建国。 为什么在这时候要提学术建国？贺先生当然不是要模仿费希特当年“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而是深信“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甲午以还，中国所面临的由边疆渐及腹心、日盛一日的内忧外患、奇耻大辱，乃因民族精神之不振，民族活力的丧失，而根本的所在又在于，中国思想学术的自甘堕落。只有在学术的基础上进行沉痛的省思，并重新寻获民族精神之源泉，抗战才有希望，建国不成为空谈。今天我们知道，贺先生的想法代表了包括王世杰，萧公权，以及何炳棣先生的哥哥何廉等一大批有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贺先生的《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在战后也一直视为自己的肺腑之言。 正是这种几乎可说是同气连枝的反应，促成了他们对中国文明精神的重新发现。以创获最大者之一的雷海宗先生为例。雷先生断称，盖目下中国文明正处于“第二周期”的结束，第三周期即将开始的关键时期，故抗战所系，对中国文明，乃存亡续绝之顷，生死攸关。雷先生显然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有关，是只有在“世界历史”的眼光中方可见出之论断。但雷先生的看法，恰又是深植根于对中国文明精神的独到理解的。按斯氏之观念，所有文化生命皆如种子，都有其特定的诞生与死亡，都有其必然的成住坏空的周期。但中国文化却“独具二周”，即已有两个周期，且可继发展。而眼下正是其新生命的形成之期。不妨说，雷先生以“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历史阶段划分，难免时有其生硬之处。但雷先生论述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端在于“第二周”从何时开始这样的重大裁断。 从何开始呢？雷先生的答案是，从隋唐帝国开始。中国文明之第一周期，所有的根据在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在北方。随着边患不断，北方精英不断南迁，自中唐起，南方已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文明的中心。抗战伊始，我们之所以还有不错的局面，原因即在于这一南方中国的基础。盖因南方中国，从来没有遭到如此重大的挑衅，而抗战恰好给了南方中国一个表现的机会。所以，雷先生当时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说法，假设以下几种情况，中国是否可以不发生抗战：一是中国出现一个科学天才，发明一种致命武器，把日本给灭了；一是日本发生一场像1923年那样的地震，把自己给震没了；一是英美直接出兵，把日本给灭了。雷先生的回答都是：“千万别！”为什么？雷先生说，时至当下，中国之文明已腐烂透顶，欲其真正复兴、继续其第三周的使命，就必须有这样的大战，就必须有这样的浴火重生的机会！ 此处我必须说，在传统的人文知识界，与贺先生、雷先生一样，在国难当头之下，发大悲愿，做痛切的反省者可谓普遍，其所得者纵非高亢、乐观的期望，亦觉中国不仅不亡，且将如凤凰浴火，涅槃重生。钱穆先生即是如此。但在座喜欢钱先生的太多，所以这里不用讲钱先生。刚才宋晨希讲抗战时期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山事业是隋唐研究。陈先生为什么要从隋唐讲起？为什么要从魏晋南北朝一路慢慢讲过来？我个人有一个推测，陈先生史学的重点，是要写宋代，虽然还没动手，但基本的论断和准备早已存在。因为不讲宋代，中国文明的未来，就没有鉴照，就没有基础。 所以，抗战时期，在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一批空前甚至绝后的成果，钱先生的《国史大纲》、贺先生的《文化与人生》、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等等，皆是。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等，素主宋学者，更无用论矣。因而，我们不能不提到陈寅恪那个有关“新宋学”之建立的著名论断：“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我想，这是很能代表三四十年代学术界之真正的思想方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