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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振忠 石伟杰 徽商是明清时代的商界中坚，对于十六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长期从事历史人文地理、明清史研究，尤其专长于“徽学”，著有相关论著十数种，在民间文献的发掘与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其中，《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从制度分析入手，将制度史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此书初刊于1996年，2014年该书获选再版。我们近期采访了王教授。  王振忠 澎湃新闻：学界对于徽商的起源，有“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等多种说法，您是如何看待这个争论的？ 王振忠：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徽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徽州籍商人，而是特指徽州商帮，也就是为了应对外部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在这样的界定下，讨论“徽商”的起源才有意义。 至于徽商起源“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之分歧，大致说来，有的是对史料的误读，有的则是概念不清引发的歧说。以“东晋说”为例，它的依据是《晋书·五行志》的记载，书中说东晋宗室司马晞未败之前，每逢宴会，便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后来，司马晞果然被迁徙到新安。因徽州在西晋时曾设新安郡，清代有人就认为，司马晞所听到的“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应与徽商经营四方有关——这也就成了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徽商起源于东晋的根据。其实，在司马晞的时代，除了地处江南的新安郡之外，西晋时期洛阳附近的司州河南郡新安县（今县西北）更加有名。根据安徽省博物馆刘和惠先生的考证，司马晞听到的“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可能是东晋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民间歌曲，其中的“新安”，应指中原的新安县，与北宋以后徽州之前身——江南的新安郡并无关联。我赞同刘先生的看法，因为东晋的新安郡尚属“深林远薮”的蛮荒之地，虽间有中原移民迁入，但当地仍以“椎髻鸟语”之人占绝大多数，尚无产生“歌舞离别之辞”的条件。所以，关于徽商源起于东晋的说法，显然是对史料的误读。 至于“南宋说”，则属于概念界定上的问题。南宋定都于临安（今杭州），这对地处皖南低山丘陵的徽州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徽州木材及其他土特产经由新安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在江南各地经商的徽人数量大为增加，这让后者培养出强烈的契约意识，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及从商经验。其时，也出现了一些富商大贾。如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祖籍是婺源，其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了徽州府城的一半，人称“祝半州”。类似于此的富商巨贾，亦屡见于历史文献。不过，当时还没有看到以乡族关系为纽带开展商业竞争的商人群体。因此，还难以说徽商源起于南宋。 十多年前，《四库全书》电子检索刚刚出现，我曾借助检索写过一篇短文，叫《明清文献中“徽商”一词的初步考察》，结论是：“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十六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综合其他史料考察，及至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情况已极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商从明代中叶起引起了世人愈来愈多的关注。 事实上，明代中叶以后，徽州盐、典、木各业巨商崛起，积累了大批资金，其中有不少商业利润回馈于徽州本土，这在皖南形成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因民间资金来源充裕，一般人皆可较为便利地获得低息借贷，并通过个人信用“打会”融资，筹集规模不等的资金，藉此投资于各类生意、外出务工经商，从而维持着一个庞大的从商人口。这些从商者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商人群体，开展商业竞争。因此，明代中叶以后徽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法。  徽商老宅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重农抑商是主流，您如何看待徽商的兴起？它对士、农、工、商的格局有影响吗？ 王振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策划、组织过一套历史人文地理的丛书（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当时我首先提出“区域人群”这一基本概念，是指传统时代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各地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明清时代的“徽州朝奉”（徽商）、“绍兴刀笔”（绍兴胥吏和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 在我看来，这些区域人群的出现，与明代中叶以后整个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变化包括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气候，从十五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了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明清小冰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危机（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大范围歉收、游牧民族频繁南袭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却在迅速增大。根据人口史的研究，十四世纪中叶的明初，人口数量仅为七千万左右，但随着承平日久，人口迅速增长。及至十七世纪的晚明，人口峰值已接近两亿，人口压力空前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对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养活庞大的人口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晚明时期，“救荒”是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永乐年间编纂的《救荒本草》，在嘉靖年间曾两度再版，由此带动了多部以“救荒”为主旨的农学、植物学著作的出版热潮。与此同时，中国还从海外辗转引进了一些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等。 晚明时期，绍兴籍的著名官僚祁彪佳写过一篇《救荒小考》，他指出：“重农固为务本，但今人稠地窄处，竟有无田可耕者，因其土俗，各有力食之路，但占一艺，便非游手，此亦救荒源头。”在他看来，人多地少之处，应根据本地的乡土风俗和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出不同的谋生手段。而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只要有一艺在身，便不能算是游手好闲，这是解决“救荒”难题的根本办法。正是因为生计追求成了首要问题，各地人群需要以群体力量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也就在这种背景下，诸多商帮遂风起云涌，浮沉商海。  黟县西递村 传统的中国社会，商人居于四民之末，商业被视为市井小人之事。及至明代中叶，在“救荒”的大背景下，“治生”成了个体的头等大事，社会上遂出现不少肯定商人社会地位的言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四民”排序。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四民异业而同道。”而徽商在教育后代时也强调：“士商异术而同志”，“士、农、工、商皆为本业”。他们认为，经商、业儒只是各人志向不同而已，实际上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徽州的一些民居中，看到反映昔日徽商观念的各类实物。例如，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黟县西递村，就有一副非常著名的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在徽人眼里“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此与前述祁彪佳的看法异曲同工。这些，都充分肯定了经商在个人安身立命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