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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谈到中国传统商人群体时，比如晋商以票号、大院而著名，那么徽商有何特色呢？ 王振忠：十六世纪以来，通过不断的交往与冲突，不同区域人群的性格特征日益明显。晚明著名旅行家谢肇淛到过徽州，与徽州文人和富商大贾有过广泛接触，他在《五杂组》一书中就曾指出：“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所谓轻薄，大概是指徽商的“好色”、“好讼”。明代中叶以来，徽商无远弗届，其足迹遍布海内外，因多是男子孤身外出，追芳逐艳在所难免。在三言两拍等明清世情小说中，好色的“徽州朝奉”比比皆是。例如，著名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中，那位觊觎杜十娘美色的富商孙富，便是来自徽州的扬州盐商。类似于此的故事深入人心，因此，徽商之好色，在世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另外，作为中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徽商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他们在侨寓地遭遇纠纷，动辄通过诉讼官司加以解决，故而自明代以来，徽人“健讼”之名蜚声远近。 至于说“近雅”，是指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在徽州，很多人外出务工经商之前，在家乡都受过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另外，明清时代徽州是个科举极盛的区域，科举兴盛固然很令人骄傲，但这也意味着读书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不少人名落孙山，只能转而去经商。在这种情况下，徽商群体中便出现了不少高素质的文人。当时，不少地方的徽州会馆也叫“紫阳书院”、“徽国文公祠”。所谓紫阳，是朱熹的一个别号。朱熹虽然生于闽北，但其祖籍却在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徽商在徽州会馆中祭祀的主神，往往是“徽国文公”（亦即朱熹）。之所以打出朱熹的旗号，显然是以此高自标置，凸显“贾而好儒”的“儒商”特色。此种“贾而好儒”的特色，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追求，对于徽商群体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当时人的记录来看，一些商人“贾服儒行”，在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下，自觉地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迅速发展成为称雄商界的一支劲旅，与此一重要特色恐怕不无关系。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对于各地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谚，叫“无徽不成镇”。根据胡适的解释，这句俗谚的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发展商业，于是就将村落变成了市镇。清代以后，“无徽不成镇”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是长三角。但在明代，徽商活动的区域更为广大。比如在北方的北京、山东临清、河南开封等地，都聚集了大批的徽商，这与其时南北贸易的格局密切相关。当然，到了清代，除了北京仍有较多的徽州茶商之外，徽商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晋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则在北中国和西部地区。这是两者在活动区域上的不同之处。  马头墙 澎湃新闻：刚才讲到“无徽不成镇”，可见徽商分布之广，那么徽商在迁徙的过程中，是如何保持家乡文化习俗，同时又如何适应居住地文化习俗的呢？ 王振忠：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曾经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胡适的这个描述相当生动。事实上，从明代开始，天下繁华都会以及山陬海隅、孤村僻壤，处处都留下徽商的足迹，极受世人关注。这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徽州人，有不少落地生根，从祖籍地缘转入新的社会圈。大约从清代前期起，大批徽州人开始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宗祠，这是徽商“土著化”的一个标志。徽商要在侨寓地落地生根，当然要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比如清代江南酱商世家潘氏，是从歙县大阜迁到苏州，他们返归祖籍扫墓时，很多习惯便都带有强烈的苏州风俗色彩。清代有的徽州日用类书刊本，分别详细罗列出徽州与苏州的礼俗，以便相互参照，直观地反映出徽商适应侨寓地文化习俗的努力。 与此同时，明清时代，在不少城市中都出现了徽商聚居区。此类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在杭州是位于钱塘江滨的江干一带，扬州、淮安集中在濒临京杭大运河的河下，而汉口则在围绕着紫阳书院（徽州会馆）的新安巷周围。这些会馆和徽人聚居区，对于侨寓异地的徽州人保持自身的文化习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移民群体要对侨寓地产生重大影响，通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移民数量庞大且分布相对集中，二是移居人口持续不断。在这方面，“徽礼”在长江中下游的广泛流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关于“徽礼”，简单地说也就是徽州礼俗。自南宋以来，徽州民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傩坛祭仪，及至十五世纪，据说是由著名官僚程敏政将之删订增改而成《祈神奏格》，分门别类地收录了徽州的宗教科仪。由于《祈神奏格》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使得徽州民间礼俗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随着它的出现及其传播，不仅使得徽州一府六县的民俗更趋“一体化”，而且，对于徽州礼俗在异地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过家祭、祠祭、墓祭、会馆祭等，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各地极为流行的“徽礼”。就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清代扬州、汉口、景德镇等地皆有“徽礼”的流行。精密详备的徽礼，使得侨寓异地的徽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 澎湃新闻：刚才还提到徽商“贾而好儒”，是讲文化的，那么徽商在子女教育方面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王振忠：前面提到，商帮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四民秩序”观。不过，也应当看到，“以贾代耕”的徽商，他们大胆肯定商业行为的正当性，目的是为商人群体正名，以求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在不少人的内心深处，“儒为名高，贾为厚利”，徽商虽然重利，但亦重视“儒”名，故而服贾与业儒并行不悖，不少人更以“士商”自居。也正因为如此，徽州既是全国著名的商贾之乡，又以文风兴旺、科甲蔚盛，而被世人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一些商人在业贾致富后，总是想方设法让子孙攻读诗书，成就儒业。为此，他们踊跃捐资，在桑梓故里兴修官学、书院，广建义塾、文会，为乡里、宗族内的贫困子弟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有的家族明确规定，对族中聪颖好学但却无力从师的子弟，必须给予资助。对参加科举应试的学子，给予来往路费、笔札膏火、庆吊酬酢等方面的资助。这些规定，被详细地列入族规家法，世代遵行。 因此，在明清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文风相当兴盛。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五百十九名进士（包括在本地中式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六名。在此一百八十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九十四名，其中有十四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五十九名，有五名是徽州人。个中的很多人，都是徽商子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显然与徽商重视子弟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与北方的晋商有着显著的不同。  安徽歙县江氏盐业家族 另外，因传统时代有大批人外出务工经商，这对徽州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胡适曾指出：“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胡适本人就是因家族世代在浦东经商，而得以在上海读书，获得良好的教育。 除了一般的启蒙教育之外，值得重视的还有职业教育。在徽州，如果是商人之家的分家书，它的前言里通常都会提到家族的经商经历，这也是对后代的一种教育。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发现的不少徽商撰写的自传，其实与分家书的撰写体例有关。此外，由于徽商“贾而好儒”，不少人“弃儒从商”，商人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故而现存的明清商人书和商业书，以徽州保留下来的为数最多。这些商人书和商业书，或涉及经商的道德规范，指导东家、学徒如何待人接物，或详细介绍盐业、典当等的具体运作。作为家传之秘，这些商业书对于商人家庭或家族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经商知识和重要经验，子孙世业，历代相承，从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并在皖南形成了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