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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以诗证史:唐诗篇什众多 为何独独青睐元白诗?(2)

http://www.newdu.com 2017-12-08 中国少年国学院 佚名 参加讨论

    怎样研究元白诗
    《笺证稿》前两篇选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引》论述,三、四篇为元稹的《连昌宫词》及其“艳诗与悼亡诗”,这四个长篇在结构上自成一部分,可视作笺证之典型,下面则试以《长恨歌》为例略论陈先生的一些研究特点。
    此篇笺证亦可分三部分,即总论文体、释歌、论传。陈先生首先提出解释白居易的《长恨歌》必须与陈鸿的《长恨歌传》相互参读,单刀直入则于白诗语境不能间达,而透过《长恨歌传》的史事叙述才能读懂白诗所发之议论,更深入地体会到白诗文笔之妙,这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过程。在第二、第三部分诗与传等的相互参校中,陈先生考证了贵妃入宫之先后、骊山行乐之真伪、玄宗幸蜀之路线、霓裳羽衣之大概等史实,这是以诗文为主线,各种史料相互比较研究的过程。
    
    《元白诗笺证稿》内文
    犹可注意的是此笺第一部分的总论,陈先生在这一部分提出了两条诗证的方法论:“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大致说来,此处的文体即是说中唐(贞元元和)时候古文小说体的兴起与元和诗体的开创,而诗与文的体例变化又是相互影响的。单就《长恨歌》与其《传》来看,即是受如韩愈《毛颖传》等古文小说之影响而汇“诗才”、“史笔”、“议论”于一体的创作,而元稹模仿而作的《连昌宫词》则是省去了《传》而达到极精练的状态,是此种诗体创作的高峰。陈先生的这些论证是以韩、元、白诸人的诗文为线索,通过系年先后之比较而得出的文体演进关系,这是整体上的研究。具体到个别词句时,则涉及到不同文人往来酬唱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即是“当时文人之关系”的比较,其影响包括遣词、立意、谋篇等多个方面,而通过陈先生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元白诗作中对方的影子,复因二人酬唱颇多,则能建立一个系统的研究范畴,这就是陈先生所倡之“比较文学研究”观。
    陈先生在《琵琶引》笺证中阐释此方法为:“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订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而陈先生一直强调这种方法尚未能被中国学界吸收,在众所悉知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便有他对“比较语言学”的看法(详细论述可参看桑兵《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一文)。这里想指出的是该文提到一句:“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可见这种综合分析而辨别差异的落脚点是“从史中求史实”的历史学方法,这也是以诗证史的一个重要内涵——以中国诗之特点为体,以西方比较研究法为用,而从事中国诗史材料之分析,则是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学的尝试。
    具体来看,《笺证稿》中《长恨歌》与《李夫人》是同一诗人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白居易《琵琶引》引元稹《琵琶歌》则是不同诗人同一性质作品之比较,而在《连昌宫词》中引韩诗、杜诗类比,并引申到唐人诗与近人王闿运、王国维等人艺术成就高下之比较,复又以元稹诗与红楼梦、亚里士多德与卢梭作品作比较,以至囊括古今中西,这是陈先生达到的一个高度,但又是即句论事,不作泛泛类比,在宏观弥望之同时不失毫端之精谨。
    说到古今中西,就牵涉到横、纵两个不同维度,先谈《笺证稿》外的这两个维度。纵看《笺证稿》在笺注诗文传统中的地位可谓是近代新史学、新文学研究的产物,首先,《笺证稿》沿用了传统诗注体例,在观点上也吸取了如洪迈等人的见解。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笺证稿》则有所批判,譬如对汪立名本等不同本子的考辨,以及对《渔洋诗话》等传统诗话中“妄说”的驳证。其次就横向来看,陈先生大量吸取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罗振玉、岑仲勉甚至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等人的观点。再就《笺证稿》内部的释证体系看,以《新乐府》部分为例,根据元白二人自述的创作方式及实际体例,是以诗三百采诗观风立意,谋篇命题上则吸收了时代不远的杜甫诗古题乐府的写法,在遣词造句上复又吸收民间歌谣体的语法特色而成一新兴体裁,即在纵向继承传统之时更不乏横向的吸收——这又是陈氏思想中“体用论”的一个表现,他谈到:“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为古诗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比较陈先生著名的“以新瓶装旧酒”之论,散见其研究中各处的“体用”思想则颇值得玩味。
    然而,《笺证稿》中也频频指出元白二公错把古来之西法当作今日之传统的现象,这也是历史研究必须指出来的——“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程度,殊不能无疑。”因此在整个《笺证稿》中,陈先生都不遗余力地考证诗中的典故表面下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事实,而说出来的事实就是“古典”真正的用意,由此牵引出没有说出来的事实则是所谓的“今典”。就直接点出古典的《西凉伎》一篇来说(有些诗篇直接借古事讽今,则古典中更含一层古典),内容上是讲唐德宗时代吐蕃陷河湟的事情,但陈先生以为就白居易所见而言,此诗实有讽谏当时在位的唐宪宗之意,这就是诗中的今典。对陈先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古典今典的诗论,是其赏诗作诗经常运用的法则。据黄萱回忆:“陈先生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之事。”(黄萱:《怀念陈寅恪教授》)所以陈先生的这套“暗码系统”不仅用于他自己的创作,而且一直延伸到其学术研究中,故研究陈寅恪思想,无论谈“体用”或是“古今”,都应该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眼光去处理他的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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