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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对入世 与“江海之士”的消极避世相对的，是儒家的积极入世。从孔子的周游列国到孟子的徘徊于齐梁之间，可以看出儒者总是期待进入并干预这个社会，即希望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借助于君主，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儒家的此种救世之心，同样为庄子所不取。 在一个专制而非民主的社会，任何人要实现对社会的干预，都绕不开君主与权力这扇门。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入朝为官，跻身于国家的统治阶层。而庄子却拒绝为官，终身不仕。据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但被庄子断然拒绝。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秋水》篇中。由此不难发现，庄子不是不能为官，而是不屑为官。换句话说，庄子不是不具备干预社会的能力，而是不愿意去干预社会。那么，庄子为什么不愿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呢?这是源于庄子对世相的深刻洞察。 我们知道，庄子处在一个无道之世。世道的艰险危恶，在《人间世》篇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正如篇题所揭示的，“人间世”也就是庄子所处的现实社会。且看其一开始的描述： 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 这种被安放在篇首的叙述，给庄子所处的社会定下了一个黑色基调。在一个专制的社会，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君主决定的。这里所描述的“卫君”，凶暴独断，从不反省自身的过失，更不愿接受任何人的劝谏。在他的暴政下，民众的生命贱如草芥，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卫君的“其年壮”似乎暗示着民众的苦难看不到尽头。这种由当权者的昏庸暴戾所导致的黑色基调，在庄书中被反复渲染：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 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列御寇》) 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能强烈地感觉到庄子对其所处的社会有一种寒彻骨髓的悲观与绝望。 面对君主的无道与百姓的疾苦，儒家当然是想有所作为的。《人间世》篇中意欲去卫国劝谏卫君的颜回，就是这么一个满怀救国热忱、希图力挽狂澜的儒家知识分子的象征。以下是他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忧而不救。” 在这段文字中，作为儒家先师的孔子摇身一变成了庄子的代言人。从孔子对颜回救世之心的无情讥讽中不难发现，面对颜回的灼热和冲动，冷静而清醒的庄子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首先，这个世界真的可以因个人的介入而挽救吗?其次，挽救世界的行为对于个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前一个问题，亦即介入社会的有效性问题，庄子的答案是决然的否定，所谓“不救”，也就是无法挽救。庄子之所以如此绝望，也并非毫无事实根据。比如孔子，他周游列国，一心想要推行他的仁政，但结果呢?“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七日不火食”(《让王》)，“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四处碰壁，没有一位国君有心任用他，政治抱负根本无法得以施展。有过类似遭遇的不乏其人。以上这些事实，构成了庄子认定入世无门、救世无望的一个现实背景。 不仅如此，庄子还从人性的角度，证明了救世的不可能。庄子曾批评儒者“陋于知人心”(《田子方》)，而下面庄子借孔子之口对颜回所进行的一番告诫，则可视为该批评的注解： 且德厚信矼，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灾之。若殆为人灾夫。(《人间世》) 对此，王博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分析，不妨赘引如下：“当你想以自己的德行和知识去感化别人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把自己看成善的象征，同时把别人看成恶的代表，并借由自己的善来突显别人的恶，用别人的恶来显示自己的善。这样做就好比是在向别人头上扣屎盆。……也许你并没有这种想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是否认为你有这种想法。特别是一个暴人，他是不会理解你善良的愿望的。”⑥ 的确，像颜回这样的典型儒者，由于救世心切，大都是以临人以德的面貌出现的，而这种居高临下的训诫，就连一般普通人都难以接受，又何况是只知人过而不知己过的权倾天下的君王。因此，劝谏君主的后果，很可能是激怒君主，这样，救世的意愿只会适得其反，就像庄子所说的，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当然，一般的儒者也是知进退的。迫于王公的权势、嫉恨与暴戾，原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颜回，只得对自己的应对策略进行调整，想出了“端而虚，勉而一”、“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等各种办法。但在庄子看来，这般费尽心机的复杂做法，也最多只能够免于“无罪”，即保住性命，全身而退，而要想感“化”君王，那还遥遥无期。 正是以上基于对事实与人性的观照，庄子认定儒家之徒绝无实现其救国热情的现实空间。对于庄子而言，儒家的入世之心、经国之志，完全是不考虑现实土壤的一厢情愿，这就好比螳臂当车，即使奉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也无法阻挡社会滑入深渊的车轮。也就是说，乱世之乱，绝不会因个人的介入而得以整治，这就好比命运一样是无法改变的。既然庄子认定入世无效，那么庄子远离政治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再回到前文中所提到的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介入社会的危害性问题。庄子认为，在一个“祸重乎地”的时代，政治暴力可以随意摧残个人生命，即使是圣人，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全身保命而已，所谓“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因此人们应该努力寻求政治冲击力的死角，“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自己安顿好了才有可能去安顿别人;而那些一心救世的儒者们，却是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走去，“所存于己者未定”，却“至于暴人之所行”(以上均出自《人间世》)，非要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置身于危如累卵的境地。 《人间世》篇中，庄子借孔子之口，屡次预言了颜回此去卫国所将遭遇的厄运，如“若殆往而刑耳”、“若殆为人灾夫”、“必死于暴人之前矣”等，刑残与杀戮，让人触目惊心。而且，庄子还以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忠臣关龙逢、比干为例，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谏士被暴君残杀的必然性：“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一个下士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竟然远高于君主，这当然是骄矜而暴戾的君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谏士的悲剧命运早已注定。另外，庄子还指出，颜回之徒所面临的危险并非仅来自于当权者，还来自于世人。《山木》篇中，庄子指责孔子曰：“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意思是说，孔子以智慧与高洁的救世者的面目出现，仿佛是在暗示世人的愚昧与污浊，这当然会引起世人的愤怒与反感，因而孔子所遭受的祸患也就在所难免。庄子的以上言论，对于满怀救世热情的儒家之徒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庄子想以这种方式警醒世人，救世之举完全是在以自己的生命做博弈。 这种厄运并非只会降临在那些亟待介入国家政治的士人身上，对于那些已经身处政治权力中的臣子而言，面临的忧患丝毫不亚于颜回之徒。且看楚国使者叶公子高袒露的一段心声： 王使诸梁也甚重。……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人间世》) 子高被楚王予以重任，这在颜回之徒看来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身份，而子高却深受其累，焦灼不已：如果君命不能完成，必定会受到君王的惩罚，遭受金木外刑等“人道之患”，甚至丢了性命;即使获得成功，也终究无法避免事成之前的惶恐和事成之后的庆幸，而忽忧忽喜的情感剧变必然导致阴阳失调，酿成疾患，这就是所谓的“阴阳之患”。庄子在此生动地展现了身为人臣的无所适从与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不难发现，子高的“内热”，其实就是人臣使命与自我生命之间激烈冲突的表征。 与子高一样遭遇两难境地的还有颜阖，他要去给“其德天杀”的卫灵公太子做老师。令他忧心的是不知该如何与太子相处，“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若迎合他，就像《列御寇》篇中所提到的那个曹商那样，那么国家就要遭殃;若教导他，就像《外物》篇中所提到的直谏忠臣伍员那样，那么自身性命难保。这同样反映出了作为人臣的一个普遍性焦虑。所谓“伴君如伴虎”，而“君”作为“虎”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杀其逆者，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故其杀者，逆也”(《人间世》)，而人臣若要实现对无道之君的劝谏与教导，就必然会忤逆君王的意志，故而其悲惨结局可想而知。也许有人会说，教导君王是出于对君王的忠与爱，但正如《外物》篇中所讲的“忠未必信”，暴君是没有这种胸怀来度量你的初衷的。就像庄子所讲的那个“爱马者失马”(《人间世》)的寓言所揭示的，拳拳“爱”君之心所换来的却是“亡”。如此看来，位高权重的官宦们，并非世人所想像的那般风光无忧，而是处于“人道之患”与“阴阳之患”的双重煎熬当中，苦苦挣扎，心力交瘁。 无论是颜回这样亟待介入国家政治的士人，还是叶公子高、颜阖这样已经置身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臣子，他们的生命都因介入社会而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仅表现为身体上的刑戮，更表现为心灵上的焦虑，以及因心灵焦虑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疾患。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被套上了“内刑”与“外刑”(《列御寇》)两重枷锁。入世者们的此种生存状态，与庄子所倡导的逍遥游的人生理想，可谓南辕北辙。我们知道，庄子尤为贵生，他对生命价值的重视超过其他任何的世俗价值，而颜回与颜阖们介入社会的行为，却对自身生命构成了心灵上与身体上的双重戕害，这无疑是庄子反对入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庄子认定，在一个无道的社会，一切介入都属无效，一切介入都将害生。入世的无效性以及危害性，使得庄子自觉地远离公共的政治舞台，也使得经世治国的话题彻底退出了庄子的心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