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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顺人而不失己 庄子既不避世，也不入世，而是倡导游世。游世的具体表现，乃是一种“顺人而不失己”，既顺应这个社会，又不丧失自我追求的处世态度。《外物》篇云：“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从中，不难发现“游世”与“顺人而不失己”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知道，“至人”是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顺人而不失己”作为一种处世之方，是最高生命智慧的体现。“顺人”，就是委顺他人，做到“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尽量避免与他人发生摩擦与冲突，就像那在机关纠结中仍游刃有余的“庖丁”(《养生主》)，任凭他人将自己称为牛马也因之任之的“泰氏”(《应帝王》);“不失己”，也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本真的心性，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恶乎待哉”(《逍遥游》)。可见，“顺人而不失己”就是一种表面上委顺随从，而内心中高蹈无待的人生哲学。 与“顺人而不失己”异名而同实的是“外化而内不化”。“外化而内不化”出自《知北游》篇：“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所谓“外化”，就是“与物化”，亦即随顺环境外物的一切变化，“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山木》)，不偏执，不拘泥，屈伸无定，懂得随着时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内不化”，也就是“一不化”，则是指与道为一，在万物纷纭变化之中保持内心的虚静，恒守最纯然的心性。《德充符》篇说：“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其实，所谓“不得与之变”、“不与之遗”、“不与物迁”、“守其宗也”，与“内不化”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在庄子看来，真正的圣人，无论面对任何情形，即使是生死巨变，天塌地陷，也能保持内心的超然，不随外物而动。而庄子所以为的人世最大悲哀，就是《齐物论》篇中所说的“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即心灵不能恒守其本真超然而随物化驰，其实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化”。 从表面上看，“顺”与“不失”，“化”与“不化”仿佛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庄子又是如何消解这其中的矛盾，做到“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的呢?这是因为庄子对人的心(心灵)与形(形骸)作了区分。在庄书中，心与形的对举屡屡可见，比如：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齐物论》) 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德充符》)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人间世》) 彼有骇形，而无损心。(《大宗师》) 形莫若缘，情莫若率。(《山木》) 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让王》) 以上文字中出现的“心”、“德”、“情”、“志”，其实都指向人的心灵;而“形”则指向人的形骸。形骸当然并非仅指人的自然形骸，即身体器官等;还包括人的社会形骸，即人的行为举止等。不难发现，心灵与形骸虽然统一于个体生命当中，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心灵属于无形的世界，而形骸则属于有形的世界。 庄子对个体生命的这个区分，其实源自于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庄子看来，世界是由有形者与无形者共同组成的。换言之，世界可区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借用《周易·系辞传》中的术语，也就是“形而下”与“形而上”。其中，道是无形的，所谓“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大宗师》)，老子也曾说过：“大象无形”;而物则是有形的。正如王博所说：“在世界和人之间进行类比，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做法。在这种类比中，世界被看作是放大的人，反过来，人则被看作是缩小的世界。”⑦ 因此，有关世界的有形与无形的区分，在人的生命体上自然就会有所体现。而正如无形者——道是世界的本质与“真宰”(《大宗师》)，那么，无形者——心灵也就是人最为核心与根本的所在。从以上庄书中心与形对举的文字中不难发现，心与形比较起来，庄子更看重的是心灵，换言之，心灵在庄子思想中所担任的角色更为重要。当然，心灵的重要，并非意味着形骸的不重要。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形骸，心灵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物质载体。 我们现在回到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庄子究竟是如何消解“顺”与“不失”、“化”与“不化”之间的矛盾，做到“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的?这其中的奥秘在于，两对矛盾行为的主体不同。具体来说，虽然“顺”与“不失”、“化”与“不化”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是由同一个生命体发出的，但由于“顺”与“化”的行为主体是人的形骸，“不失”与“不化”的行为主体却是人的心灵，而根据庄子的认识：形骸与心灵虽存于同一生命体中，却并不相同，可以分而治之，因而完全可以做到：形顺人而心不失己，外形化而内心不化，即外形上随人而化，而内心中超然独立。不难发现，在庄子所倡导的游世的处世态度中，心灵与形骸作为人生命的两翼，表现出了某种分裂的特征。这种分裂的状态，在庄书中大量出现：如《人间世》篇中的“内直而外曲”、“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山木》篇中的“形莫若缘，情莫若率”，《则阳》篇中的“陆沉”，等等。 那么，庄子为什么要在个体生命的心与形之间划一道裂谷，主张在形骸上采取“顺”与“化”，而心灵上却“不失”与“不化”呢?余以为其原因有三： 其一，在庄子看来，形骸虽然属于人的一部分，却并不为人所能控制，因为它来自于“天”的赋予，所谓“天与之形”(《德充符》)，受“命”之掌控，因而只能因顺变化。正如《德充符》篇中所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生死、疾患、安逸、尊贵、饥渴等，都与人的形骸密切相关，而这些都属于命运管辖的范畴，人无力主宰，故此人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因循安顺。而心灵则不同，它属于命运无从干涉的范围，是一个可由自己做主的领域。因此，形骸上的因循安顺，完全不妨碍我们在内心中，实现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人生理想，即保持自己的本真独立性(“不失己”)，获得宁静平和的心境(“内不化”)。 其二，如前所述，形骸是有形的、实的，而心灵是无形的、虚的。形骸的有形性特征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有形性注定了形骸是无法被彻底隐藏的。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俗世当中，你就必然要向他人展现由你的形骸所发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恰恰是他人认识你的唯一路径，这也就意味着，你的形骸是影响你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你必须为了他人，在行为上做出某种妥协，也就是“顺人”;另一方面，有形性注定了形骸自身的局限性。比如人的形骸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正如庄子所说：“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大宗师》)，随时可能遭遇到不可治愈的病患与残障，而且终有一天会死去。这些变化之所以被称之为“局限”，就是因为人无力对之进行干预。庄子认为，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顺应，也就是“外化”。而心灵的无形性特征，则决定了它可以摆脱有形之物包括形骸的限制，从而获得某种超越性与自由度。在庄子看来，人对心灵的主宰应是无待而自足的。也就是说，只要我和心灵存在，那么我就能够做我心灵的主人，这一点绝不会随着形骸与外界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当我们的形骸在委顺他人的同时，我们的心灵可以把我们带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做到“不失己”;同样，当我们的形骸在顺应宇宙大化而不断变化的同时，我们的心灵也可以固守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与“物之初”之道(《田子方》)，做到“内不化”。 其三，庄子认为，只有使形骸做到“顺”与“化”，才能安顿形骸，而只有安顿好自己的形骸，才能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做到“不失己”和“内不化”。庄子处在一个“祸重乎地”的无道之世，深感乱世中个体生命的脆弱，因此只有在形骸上采取“顺”与“化”的应对策略，尽可能减少与外物的冲突，才能使个体生命远离祸害与危势，所谓“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知北游》)，进而为心灵的安顿提供生命基础。反过来，心灵的安顿，“不失己”与“内不化”，即本真宁静的心灵状态，又可以更好地帮助形骸实现其安顿，保证其毫无滞碍地随顺变化，从而使个体生命免于疲累、焦灼与祸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庄子所倡导的这种表面上的随顺，决不等于没有任何原则的迁就迎合，更不意味着与世俗污浊的积极合谋。庄子曾说：“就不欲入……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人间世》)郭象注曰：“就者形顺，入者遂与同也。”“若遂与同，则是颠危而不扶持，与彼俱亡矣。”庄子明确地意识到，随顺但绝不能太过分，以至于在内心中认同，否则不但助纣为虐，还会葬送了自己。 由上可见，庄子的这种“顺人而不失己”、“外化而内不化”的游世态度，一方面通过形骸维度的“顺人”与“外化”，即表面上的随顺他人、适应变化，保证了其现实意义上的“在世性”，既避免了避世之人对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放弃，又避免了入世之人所极有可能遭遇到的生命危险，所谓“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另一方面，又通过心灵维度的“不失己”、“内不化”，即内心中的本真独立、虚静安宁，保证了其精神意义上的“远世性”，既避免了避世之人的刻意与机心，又避免了入世之人所极有可能遭遇到的“阴阳之患”与“内刑”。如此，正是这“在世”而非“入世”，“远世”而非“避世”的“游世”之道，成就了庄子在乱世之中独特的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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