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语：熊十力】 经学包含万象，学者传习，已渐分为四科。义理之科，自两宋以来，已吸收印度佛学。今日自当参究西洋哲学。经济之科，自宋陆子静兄弟，及郑牧并有民治思想。黄梨洲《原君》全本牧。子静兄弟之思想，《十力语要》已言及之。迄晚明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颜习斋诸儒，则其持论益恢宏。足以上追孔孟，而下与西洋相接纳矣。至于典章度制，民生利病之搜考，自杜佑辈而后，迄明晚诸子，所究亦精博。然则西洋政治思想、社会科学，皆非与吾人脑袋扞格不相入者，当采西人之长，以收明辨笃行之效，谁复于斯而怀犹豫?考据之科，其操术本尚客观。今所谓科学方法者近之。然仅限于文献或故事等等之探讨，则不足以成科学。今若更易其研究之对象与领域，即注意于大自然及社会，则西人以科学导于前，吾可接踵而起矣。文学所以表现人生，如读《二南》而深味其勤勉和乐之趣。贵能发扬时代精神，读《兔》之时，野人足为干城之寄。可见西周之盛。三百篇之所长在是也。《楚骚》以降，此风日以渺然。今若参究西洋文学，当可为发明《诗经》之助，而救晚世衰颓也。综上所言，吸收西学，在今日固为理势之必然。而反之吾数千年来所奉为常道之六经。则西洋各种学术之端绪，吾未始不具，只未发展耳。夫西洋科学之成功，何以不见于吾国? 西学之端绪，吾虽有之，而前此竟不获发展。此其故何在?将为崇圣经，守常道，而即物穷理之智不启欸?经义本自宏通，岂任此咎?将为广漠之国土，自秦一统以后，除乱世可勿计外，每当平世，则人皆安于田野，而风物怡和之趣多，理智追求之用少。陶诗所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吾国学人，乐冥悟而忽思维，尚默契而轻实测，往往如此，科学所由不发达欸?后之一说，颇可研寻。环境影响，不容忽视。然而西学在吾，既非绝无端绪。则因人之成功而强起力追，固可事半功倍。南皮欲采西学，其意自是。惜其以中西学，判为一体一用，未免语病耳。中学既具其体，即有其用。而用所未尽者，则取诸人以自广可也。若中学果为有体无用之学，则尚安用此死体为哉?南皮下语，既不能无病。而其深意，在当时又不为人所察。于是吾国人日趋入完全毁弃自己之路。 自庚子乱后，吾国见挫于西人，即在朝在野守旧之徒，畴昔自信自大之念，已一旦丧失无余。是时思想界，一方面倾向排满革命，欲移植西方之民主制度于吾国;一方面根本诋毁固有学术思想，不独六经束高阁，且有烧经之说。见皮锡瑞《经学历史》而章炳麟作论文，甚至侮孔子以政客。诸名士所以导引青年学子者如是。天下纵有一二有识者为之寒心，顾莫可如何。辛亥之役，武昌一呼，而清廷崩溃。虽国体更新，而士习学风，一切如逊清之旧。且其坏习日益加甚。旧学既已弃置，新知无所追求。袁氏方以凶狾盗魁柄，以威劫利诱之术，弱天下之骨。而消生人之气，以逞旦夕之志。而不为子孙谋，不为种类存亡计。诸名士多依袁氏。走方镇，招朋党，当时所谓政党，实朋党耳。活动于市朝。学校徒有虚名，并无讲习之事。人亦无重视学校者。昔汉氏方兴。四皓抗高节于穷山。高帝礼聘不至，而不敢迫也。所以全士大夫之节，而培学脉，存国命也。其意念深远矣。继以文、武、明、章，表章经术，终两汉之世，经学昌明。诸大师讲舍遍郡国。一师之门，弟子著录，多至千万人。汉治之隆，至今为历史辉光。岂偶然哉!民国肇建。时民党人颇有劝章太炎聚徒说经者。太炎喜通电谈政，卒不听。然太炎博雅，能文章。经学实非其所深究也。 民五，大盗既倾。绍兴蔡公始长北庠。蔡公以含宏之量，有伊尹之任，怀伯夷之清，孜孜以讲学育才为务。天下属望甚殷。惜乎新旧并容之说，虽持是以延揽师资。而当时旧学家，真有宏识孤怀，峻节伟度，博学不倦，温故知新，可负继往开来之任者，盖已绝不可得。则其所尽量罗致者，无非记诵与文辞，在俗中较胜而已。新人皆年少，于外学又不必深研;而勇于破坏，轻于宣唱。浮气乘之。浮名中之。末俗尘嚣。号召甚利。声价既高。亦不复能竭才而虚怀所学矣。世人论北庠功罪，或咎蔡公提倡之非。实则当时海内新旧人物，只有此数。蔡公虽欲舍是，顾亦不可得也。呜呼!学之绝，才之衰，俗之敝，何遽至是。吾幽居深念，未尝不太息隐憾于清儒之自负讲明经学者，实所以亡经学也。夫清儒治经，正音读，通训估，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已博矣。若其辑佚书，征考古义。精校勘，订正伪误。深究语言文字之学，而使之成为独立之学科。其嘉惠后学固不浅。吾于清儒长处，何可否认。然而责以亡经学者，此必有故矣。清儒所从事者，多为治经之工具，而非即此可云经学也。音读正，训估通，可以读书。 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夫子系《易》已自言之。或疑《易传》非夫子所授者，此大误，容当别论。学者求圣人之意，要当于文言之外，自下困功。所谓为仁由已，与仁者先难而后获是也。必真积力久，庶几于道有悟，而遥契圣心。否则只是读书，毕竟不闻圣学。颜习斋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以读书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孰有智人，疑于斯言?”而戴震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固哉斯言!恶有识字通辞，而即可得道乎!字与辞，佛氏所云敲门砖子也。恶有持砖子而不知敲门者，可以升堂入室乎?若乃考制度者，贵乎深察群变;而辨制度之得失，一以利于民群与否以为断。《易》云开物成务，云吉凶与民同患。大哉圣言!所以为万世开太平也。若只是钻故纸，集释故事而已。以如是之用心，而考制度，则何取于是耶?辨名物者，此心与万物相流通，物不离心而独在，心亦不离物而独在，参看吾著《新唯识论》。不可杜聪塞明，废此心之大用。《易》言智周万物，义深远矣。今若不务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其神明。第束缚于书册之中，搜考虽勤，亦不出纸上所已有者。且莫识自然之趣，而心思则已陷于小知间间，不得超脱。程子所讥玩物丧志，正谓此辈。岂云格物可废哉?经生之所为，诚无与于格物耳。上稽宋明。 濂溪、康节，言“桌依地上，地依空中”一段话。似已知引力之理。《伊川语录》中已发见下意识及变态心理。此在西洋心理学上为极重大之发明。而伊川言之特早。“互助论”亦首由伊川创发，见《易传》比卦。横渠知地动非静。朱子于地质有创见。明儒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为今治科学者所盛称。略举数事，可见宋明儒治经，不陷琐碎。虽于经书名物，不无失考、而其自所创获，亦已多矣。夫所贵乎通经者，在能明其道，扩其所未及发也。若只限于经籍文字而为考核，岂得为通经耶?向者余杭章氏谓清儒当异族专横，莫可自发抒。宁锢智慧于无用，聊以卒岁。迹清儒所为，诚有类是者。夫志不弘毅，气则销尽。宛转偷生于故纸中，力不足尚，智不足称，其初但隐忍为此。及其徒相习成风，转以汉学高自诳耀。章实斋当其世，已甚不满。尝曰：“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又曰“王公之仆幸，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幸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絷之以请治于王公。王公亦必挞而楚之，以谢闲家之不饬也。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托以为高。王公仆幸之类也。”观实斋所讽刺，则当日学风之敝，已可概见。迄至今日，学不务实，但矜所托以为高，此种气习，流衍弥甚。 昔托郑许，今更托西洋，而汉学之帜，则且托科学方法以益固，此固实斋所不见。而清儒为之，可谓深矣。夫标榜甚者，内力弱之征也。内力弱，则无以自树立。无以自树立，则益思有托于外。由清儒之风，而必至于今日浮偷无可自立盖无可挽之势也。夫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不过拘束于偏枯之考据，于六经之全体大用毫无所窥。其量既狭碍，其识不宏通。其气则浮虚。其力则退缩。及清之末世，外患交迫。国中学子，虽激而思变，然识者已懮其不为春笋生长，将为细麇滋。盖学绝道丧之余，欲得一二敦大宽博，朴实雄厚，真知实见之儒，以导引新兴之社会。而端其趣，定其向。使无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之患。是固不可得也。夫草木之生也，必水深土厚以养之。而后其生蕃焉。人而欲为成德之人也，岂可恃复杂知识，以成其为人哉?非含茹于经义者至深至远，而可以开其神智，坚其德性，涵养其立我蒸民之愿力者，吾未之敢信也。清世经学已亡，士之慧敏者，或以考核名专家，或以文辞称巨子，而大儒竟不可得。国学建而无师，乃必然之势也。世或咎蔡公喜将奖新进浮士，则岂平情之论哉! 经学既衰绝，古人成己成物之体要，不复可窥见。于是后生游海外者，以短少之日力，与不由深造自得之肤泛知见，又当本国政治与社会之衰敝，而情有所激，乃妄为一切破坏之谈。则首受攻击者，厥为经籍与孔子。北庠诸青年教授及学生始掀动新潮，而以打倒孔家店，号召一世。六经本弃置已久，至此又剥死体。然是时胡适之等，提倡科学方法，亦不无功。独惜胡氏不专注此，而随便之议论太多耳。自兹以后，学子视六经殆如古代之器物，而其考核及之者，亦如西洋考古家，考察灭亡蕃族之遗物已耳。呜呼!自清儒讲经而经亡。清之末世，迄于民初，其始也，假经说以吸引西学，及西学之焰渐炽，而经学乃日见废弃，甚至剥死体。然则，经籍果为先王已陈刍狗，在吾侪今日与今后人类，将永远唾弃经籍，无有服膺其义者乎?抑剥极必复待时而将昌明乎?此诚一大问题。吾前已云经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无时而不然也。无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变改，故曰常道。夫此之所宗，而彼无是理，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古之传说，而今可遮拨，则非常道，经之道不如是也。戴东原曰：“经之至者道也”，此语却是。但东原实未见道，而妄相猜拟。以诬孟子，而薄程朱，则非是。此当别论。按道字，或云天道，或单名曰道，今略举《论语》、《大易》、《大戴礼》、《中庸》互相证明，则道之为恒常义，自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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