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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自称“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顾炎武五十岁那年，也就是1662年，发生了很多事。南明永历皇帝遇害，郑成功病逝，李定国病逝，鲁王朱以海病逝，明朝复兴几无可望。于是，顾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经史研究当中，以求发明大义，明道救世。他一再强调所著《日知录》是为后之兴王所准备的：“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日知录》自序）这与孔子于获麟之后，自叹“吾道穷矣”，然后“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顾炎武此时可谓与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当年作《春秋》之事成了他效仿的对象。 由此在群经之中，顾炎武对《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说“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日知录》卷七）。顾炎武对《春秋》的重视，也正与其治学宗旨及其对《春秋》的认识紧密有关。顾炎武反对“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提出了由音韵文字而通经的治学路径，开乾嘉学术之先声。但顾炎武的学术旨趣实与乾嘉之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二十五》），主张“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亭林文集·生员论中》），也就是说，通经致用、经世济民才是顾炎武治学的终极目标。顾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此说固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批判，但同时也表达了视经学为义理之学的观点。 《春秋》在顾炎武看来恰恰是一部“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是一部孔子寄寓大义规范后世的经书。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这里，顾炎武明确表达了不屑只为考据、训诂之学的学术旨趣，更表明了他对《春秋》一经的认识。 但顾炎武又强调“圣人之经平易正大”，“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日知录》卷四），认为《春秋》并无前儒所说的那么多繁杂的义例，孔子只是在鲁史的基础上进行删削，很多时候是直书而义自见。 顾炎武对中唐以降的舍传求经乃至宋、明的各自为传、改经疑经之风甚为不满，他批评说：“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日知录》卷二）他提出应当“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日知录》卷一），主张会通三传，不主一家，既批判三传各守藩篱，又抨击宋人弃传注而凭己意。从《日知录》中顾炎武对三传及后世诸家之说的折中去取，就可以很鲜明地看出他这种不主一家的态度。 顾炎武春秋学的治学方法，即如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序所说的：“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谷》得之，《公》《谷》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者，则别记之于书。”其著作《日知录》之《春秋》卷亦是“有一、二百条”从《左氏》，另有部分从《谷梁》和《公羊》，再有部分则“自为之说”。也就是以《左传》为立论基础，再补以《公羊传》《谷梁传》乃至后世诸家之说，最后再申己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自为之说”，顾炎武强调“非敢创前人所未有”（《亭林文集·答俞右吉书》），并非全凭己意，也有来自古人的依据，明确将自己的这种方法与宋、明儒者的那种治学之风做了区别。 顾炎武又说：“《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日知录》卷四）显然其对《左传》的解经也非常不满。而反观其说《公羊传》和《谷梁传》虽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但“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评价亦可谓不低。因为《左传》详于记事，而顾炎武又欲从“行事”而窥得《春秋》大义，所以必然以《左传》为立论基础。而《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一种史学的路径，与顾炎武视《春秋》为经学、为义理之学相背，所以又必须以讲究《春秋》大义的《公羊传》和《谷梁传》以济其穷。他的春秋学是要在通训诂、明史法的基础上，讲清大义。因此，他既宣称“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同时也感慨“微言既以绝”，推崇汉代首倡《春秋》大义的公羊大师董仲舒“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亭林诗集·述古》）。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很好理解顾炎武对三传的态度及其春秋学的治学方法了。 那么，顾炎武的《春秋》大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他自己曾明确说：“《春秋》之义，尊天王攘夷狄，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日知录》卷七）也就是说，尊王攘夷、诛乱臣贼子，就是《春秋》大义中顾炎武最为重视的内容。 尊王之义历来为说《春秋》者所主，顾炎武更是左批公羊家的“王不书‘天’”的贬王说，认为“孰有贬及于天王”；右批《左传》“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之说有辱天王之尊，“不知《春秋》之义甚矣”（《日知录》卷四）。而实际上尊王在顾炎武那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他说：“《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赵子曰‘称天王以表无二尊也’。”（《日知录》卷四）显然顾炎武的尊王更强调王的正统。 在亲自参与抗清斗争失败后，顾炎武长期以明遗民自处。因此他借说尊王否认清朝的正统性，其说攘夷也是如此。对于《春秋》的夷夏之义，顾炎武有很多阐述，如说：“《春秋》之于夷狄，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然后他又联系后世之事，说“五胡十六国之辈夷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金元亦然”（《日知录》卷四）。所谓“金元亦然”，其潜台词“清亦然”已经呼之欲出。由此顾炎武春秋学高举尊王攘夷的现实意义也就可知了。 顾炎武更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日知录》卷七）如此一来，在顾炎武那里攘夷则要更重于尊王了。 顾炎武作有“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亭林诗集·感事》）的诗句。在《日知录》卷四中，他讥刺鲁庄公“忘父而与仇通”，驳斥《左传》在解释“赵盾弑其君”时的“越境乃免”说，提出“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强调为君父复仇是臣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日知录》卷十三，顾炎武特列“降臣”一条，大力褒扬忠君而死的王蠋、弘演和孤忠复国的田单为“人臣之鹄”，贬斥降臣“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不齿于人类”。“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仇”，恰恰就是明亡之时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还对清朝借为明讨贼复仇的名义行取代明朝之实进行了揭露。如其论说夏徵舒弑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引楚师讨夏徵舒一事，以孔宁、仪行父是“《春秋》之罪人”，因为楚庄王诛杀夏徵舒后差点就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他批评杜预“托楚以报君之仇”之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这难道不是指的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又说“其亦愈于今之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这剑指何方岂不是也非常清楚？ 可见，顾炎武的《春秋》之学绝非埋头训诂，也绝非空讲义理，他对《春秋》大义的抉择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