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语：孔子讲学】 80后在学生时代，流行一句话：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试成为检测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早已湮没在茫茫题海和死记硬背中。殊不知，早在孔子教书时，他就提倡启发式教学，而非强制灌输，还主张因人施教，补偏救弊。 一般人都以为春秋是个礼学盛行的时代，这个观念实在是错误的!我们知道春秋时士大夫的学问实在非常浅陋。现在姑且举出两个例子来一说： 鲁宣公十六年，晋将士会带兵灭掉赤狄甲氏和留吁、铎辰等部落，立下大功，晋侯向周王请求封册，命他为中军主帅，兼做太傅的官，执掌国典。不久王室起了内乱，晋侯派士会去和协王室。周王接待他，等到献上菜来，乃是些零碎的肉块。士会不知道王室的礼节，私向旁人打听。周王听见了，便召他来，对他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吗?天子的享礼用体荐(把整只的猪分成七块做菜)，宴礼用折俎(零碎的肉块);诸侯当受天子的享礼，卿当受天子的宴礼。这是王室的典制呵!”士会碰了一个钉子，回国以后，才去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我们知道士会是晋国的贤大夫，又做着“博闻宣教”的太傅的官，他竟不知王室的普通典制，教周王给教训一顿回来，这可以证明当时的贵族阶级是怎样的不学无术! 鲁昭公七年，昭公到楚国去朝见，由大夫孟僖子做介(相礼的副使)。经过郑国，郑伯在本地慰劳昭公，孟僖子竟不能赞相仪节;到了楚国，他又不能答谢楚人郊劳的礼。回国以后，自觉羞耻，才去讲习仪文;只要听得有知道礼节的人，就向他去请教。到临终的时候，又吩咐他的两个儿子去做知礼的孔子的门徒，以盖他的前愆。我们知道鲁国是封建礼教的博物院，孟僖子又是鲁国的贤大夫，他竟至于不能当相礼的差使，这又可见当时礼学是怎样的荒芜了。因为当时礼学荒芜，一般贤士大夫有传授礼节的师傅的需要，所以我们的大圣人孔子便应运而起。 孔子是春秋晚年的礼学大师。原来古代有一种儒者阶级，所谓儒者就是靠勷助典礼和传授仪文为生活的人;孔子便是这阶级中的代表人物，——所以由他开创的学派，后来便称为儒家。据传说，孔子做小孩子的时候，平常游戏已知道陈设俎豆，练习礼容。长大后又非常好学，各处向人去打听仪制，所以他在很轻的年纪，便已有了“知礼”的名声。四方来跟他求学的人很多，二千年来的私家教育就确立在他的手里。据传说，孔子后来共有弟子三千多人，这虽然近于夸张，但他的门徒众多确是事实。 孔子开始把学术正式播传到平民阶级。他解放了教育的门阀，主张“有教无类”。他自己说过：“从具‘束脩’(十斤腊肉)来做贽见礼的起，我没有不加以训诲的。”他真是一个大教育家，他的门下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既有恂恂文士，又有纠纠武夫;既有贵族，又有平民，又有商人;甚至于有盗贼、乞丐之流的人物。他集合了各色各样的人才而以旧日的低等贵族为中心，造成了一个新的士的阶级。从此以后便有专靠私家教书讲学为生的人了。 在春秋时，至少在孔子以前，平民阶级可以说除了从小受父兄们各行职业的专门训练以外，所受的国家教育只有打仗一事。他们受了统治阶级的奴隶训练去供给他们争权夺利的牺牲;他们没有较高的知识，刚好给贵族们愚弄和利用。 在神鬼世界压倒人间世界的时代，宗教就是学问，巫祝们就是学者。巫是神人的媒介，神灵会降附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特别知道神鬼世界的情形。一定要精爽聪明足以与神灵交通的人才有充当巫的资格。祝是替人们祷告神祇的专门职业者，他们同巫一样能知道人们所不能知道的事情。巫祝与史又是一类人物。史本是掌管记载的官，但也兼管着祭祀卜筮等事;他们多是世官，又掌着典籍，知识愈富，所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博观古今，乃是当时贵族们最重要的顾问。他们会从天象和人事里看出吉凶的预兆，所以他们既是智囊，同时又是预言家。 但是，人本主义一起来，宗教便立刻失掉了权威。至少到春秋时，贵族阶级中已经渐渐产生出学者。如鲁国的大夫臧文仲能够立言垂世，他的孙子武仲又因多智而被称为圣人。此外，如晋国的大夫叔向，齐国的大夫晏婴，吴国的大夫公子季札，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他们往往能够发挥人本的思想。最有名的，是郑国的大夫子产。他既博学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旧习惯，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后的大圣人孔子还要开明。 正式的哲学系统却是到孔子时才开始建立的。孔子是第一个以私家教学为职业的人，他建立了一种近于人情的哲学。那种哲学是以伦理为根本，推衍到各方面。我们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只是一种伦理的哲学。 孔子的观念的中心是“仁”。“仁”这一个字，在较古的文籍里，大概只是礼仪周备或多才多艺的意思。孔子把它的意义变更了。孔子的所谓“仁”，有广狭两种定义：狭义的“仁”就是同情心，广义的“仁”则包括一切的道德，就是指完善的人格。所以孔子的伦理观念是以同情心为基础而推到一切的道德上的。但是单说一个“仁”，不大容易使人领会;孔子所提出的较具体的道德名词是“忠恕”。忠就是把心放在当中，诚恳待人的意思。恕就是推己之心以及人，宽容待人的意思。据他自己的解释：自己想要立身闻世，同时也要使他人能够立身闻世，这便是所谓“仁”;其实这也就是“忠恕”。忠恕合起来，便是仁的根本。他又曾对他的学生说：“我的道理是以一件原则贯通一切的。”据他学生曾参的解说，这一件原则便是忠恕，可见孔子是以忠恕贯穿一切的。 孔子又在许多道德条目中发现出一个抽象的原理，那便是所谓“中庸”。中就是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就是平常的意思。只要事事合乎中庸，便是事事合乎道德;所以中庸也就是仁的异名。 孔子所悬想的最完全的人格，是仁、智、勇三德合一的人格。以健全的智识和不怕的勇气去推行那同情心的道德，这就是完人了。 孔子的伦理思想虽然影响于后世很深，但统是平常的道理，没有什么很深刻的见解。他本是一位教育家，所以他贡献最大的倒是教育学说。他首先研究人性，以为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习惯的不同而分歧了;唯有上智和下愚的人是不为环境所改变的。因此，他以为大多数的人都可用教育熏陶成好人。他把人类分成上、中、下三等，以为中人以上可以同他说高深的道理，中人以下便不能这样了。他有了这种观念，所以主张因人施教，补偏救弊。他又以为研究学问应该从粗浅的起，然后循序进入高深;先要博学多识，然后加以贯通。他教人学习与思想并重，学而不思便无所得，思而不学便危险了。他因为教人思，所以他所主张的教育方式是领导的、启发的，而不是强制的和灌入的，这与现在的教育的主张大致相同。 他的政治思想，便比较是守旧的了。他主张维持封建时代的制度，提出一个正名的口号，要叫君臣父子们都依着原来的身份去做应做的事。上下有序，贵贱有等，才是治世的正常状态;如果上下贵贱失了次序，那便是末世的紊乱模样了。政治的目的，便是要把失序的紊乱模样改变成为有序的正常状态。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也有较新的地方：他反对当时的“道之(民)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治，而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办法。“德”和“礼”的下及庶民，便是他提倡成的。他又主张一种感化政治，要在上位的人持躬以正，用正道去感化人民。他曾把风和草比拟统治阶级的君子和被治阶级的小人，他说：“君子好比是风，小人好比是草，草是跟着风倾倒的!”这种主义似乎是把封建时代的家族政治“乌托邦”化了。 孔子的宗教观念更守旧了。他同商、周人一样迷信着上帝，以为老天爷会赏善罚恶。他曾说过：“上天已经把德付托在我的身上了，别人能把我怎样?”这简直是以教主自居了。他又迷信着命运，以为一切事情冥冥中都有预定的;事的成败利钝，人的死生穷达，都由于命而不由得人们自己安排。这“命”的观念虽然以前已有，但似乎到他更理论化了。 然而孔子对于宗教并没有什么兴趣，他高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主义。他又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又不大说天命，更绝不谈神怪。在这里，他却是代表了春秋晚期的人本主义的思潮! 严格说起来，孔子只是个周礼的保存者和发挥者。但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但这究竟是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所造成的事实，并不由于孔子一人的自由意志所决定! 在孔子同时，据后世的传说，还有几位大学者，如所谓道家始祖的老聃，名家始祖的邓析和那“言伪而辨，记丑而博”的少正卯;但这些人物或传说多半是不可信的。 春秋时代除了哲学思想以外，文学和科学等也有相当的进展。现存的《诗经》中便有一大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作品;这里面有深切的思想，浓厚的感情，美妙生动的文辞，已非西周时代枯燥生硬的宗教化和散文化的诗歌所能及的了。至于科学，较可叙述的有天文学和医学：天文学已能产生较精细的历法，医学也已有了能断人病症和生死的良医;虽然此时的天文学大致还被星占等迷信所掩蔽，医学也还染有巫术的色彩。 那时的艺术，看传世的工艺品，都很精细讲究，不亚于后世的作品。建筑物，据记载也已有了数里的宫殿。但是代表那时代的艺术，自然是为封建时代唯一的陶养性情的工具——音乐。那时的乐谱虽不传于后世，然而据记载，著名的《韶乐》已经能使我们的孔子听了之后三个月尝不出肉的滋味来了。在那时，乐与礼是并重的，都是贵族阶级人人必须学习的艺术。当举行祭祀宴会等典礼的时候，必须奏乐。奏乐时，有歌有舞。歌辞的一部分，便是现传的《诗经》。舞，最热闹的是《万舞》，《万舞》是许多武士左手拿着乐器，右手拿着雉羽，或两手拿着武器，摆舞出种种的姿势。这种乐舞一方面是娱乐，一方面还含有习武的作用。 据说，郑、卫两国的乐曲是最淫靡的;但是迷人的魔力却颇不小。这是一种新起的音乐，所以称为“新声”。大圣人孔子曾有“放郑声”的主张。又宋国有一种特殊的乐，唤做《桑林》，是在举行大典礼时奏的。有一次，宋人用了《桑林》接待当时的伯主晋悼公;舞队出来，前面用了大旗和雉羽做标帜，舞容很是可怕，吓得晋侯躲入房中，后来甚至于因受惊而生病;可见这种乐舞定是当时不经见的了! 春秋，是个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便是由神本的宗教进化到人本的哲学;同时各项学术也都渐渐脱离宗教的势力而独立。我们研究春秋时代的文化史的结果，终于不能不这样说! 摘自顾颉刚《国史讲话：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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