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务报》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继续发挥其引导舆论的优长。与此同时，他在日本近代文明的冲击下，“思想为之一变”，开始逐渐从康有为的笼罩中独立出来。这一时期，在《新民说》等文章中表达的“新民”主张，是其基本的思想立场。他将“新民”作为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与根本途径。在他看来，“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在流亡中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活动也直接受此支配。在《新民丛报》时期，他达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此后在二十世纪中国登场的各家各派，几乎无不受其影响。 但在1903年后，梁启超的号召作用却大为下降。革命在其时日益成为共识，而在他的“新民”体系中虽然也有激进面向，但与章太炎等人提出的“以革命开民智”的行动方案相比，终究十分不同。此时的梁启超认同“开明专制”，而与清政府中的立宪派秘密接触，并为“出洋五大臣”代拟宪政折稿，正可见出他的这一努力。 1912年民国鼎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后的他主张“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在尊重共和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与财政总长，参与“倒袁运动”，反对“张勋复辟”。在众声喧哗的民初政坛上，以他与蔡锷为代表的“青年支那党”一度被日本方面认为是“支那将来永远的中心势力”。至此，他在思想立场上也与康有为彻底分道扬镳。 不过，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却大都并不成功。意兴阑珊的他，最终在1917年决意退出政坛。次年他出游欧洲，开始反思西方现代文明。1920年归国后，他形成了自家的“新文化运动”思路并投诸实践，同时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部重要学术著作。1925年，他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此后在教学与著书中更加勤勉，直至1929年不幸病逝。 当然，晚年的梁启超也并非与政治绝缘。且不说其学术与文化关怀的背后多有政治追求，仅是1919年欧游途中助力“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推出“党前运动”的构想，便意义深远。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中，梁启超可谓“善变”，时人也因此对其多予诟病。但倘若放长视线，则不难发现其变中亦有不变。其所“不变”者，大略约有四端：一是始终坚持“新民”主张，毕生致力提升国民素养；二是以政治与学术相互发明，将“议政”与“论学”彼此熔铸；三是在心态上兼及“觉世”与“传世”，追求“常识”与“创见”之统一；四是借助其“新文体”，通过与现代报刊而合作产生广泛影响。 梁启超的一生纵横捭阖，波澜壮阔，可谓一部变中求索的时代图谱。其涉及的面向之多与层次之广，在二十世纪中国即便还有能出其右者，恐怕也实在不多。平生如此，称得上完满。但如果细究，则无论其从事的事业，还是提出的命题，却又多属未及完成之列。是故，梁启超也在近乎天然地召唤后来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