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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文化能力培养的试验课堂 国家汉办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承办、夏威夷大学协办的“2013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自2013年7月8日在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开始授课，经过四个星期集中学习、研讨，8月3日圆满结束。“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师资班”立意是培养有高度全球多文化意识，能担负中华文化跨文化交流工作，并且在以中西比较哲学方法阐释中华文化内涵和价值、在跨文化交流的恰当有效方法与途径上勇于创新思维的师资人才。担任本期师资班主讲教授的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纽约市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熊玠、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爱尔兰国立考克大学汉斯·格奥尔格·穆勒教授和美国罗耀拉大学王蓉蓉教授。学员共有52名，国内学员33人，国外学员19人。国内学员为20多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及其他专业老师，另有数名中国哲学研究生。国外学员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芬兰、印度、以色列等国家大学和研究机构教授、专家和研究生。学员们在跨文化交流体验的课堂零距离接触、讨论辩驳、答疑解惑，顺利完成学习，满载而归。 2013年7月15日“中华文化与跨文化师资班”举行开班仪式。国家汉办党组书记、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马箭飞代表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对师资班开班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当前解决“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国家汉办，举办这样一个主题师资培训班和论坛，正逢其时；这次师资培训班的主题占了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等三大能力培养其中的两项。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校长表示，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是借鉴以往成功的经验，针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特别策划的一个项目，得到国家汉办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师资班的目“着眼解决中华文化的传播内容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传播，如何进行跨文化沟通等问题”他提出：“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今天的中国人要知晓自己的思想文化，需要走出自己的文化庐山，进入到西方文化庐山之中，理解对方思想文化，然后在对照的视野下，重新审视自己文化；要从历史、传统、思维、观念形成的根源出发，关注在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体系等五大范畴的结构性差异。”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孔子学院理事刘长江教授指出：“人们可以用英美、欧洲概念来理解、解释其它文化，但这样做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问题；我们的着眼点是用中国的概念，而不是把西方概念、西方框架强加给中国的思想；我们要在全球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夏威夷大学教授，比较中西哲学家、师资班首席主讲教师安乐哲作了 “弄懂中国文化，用中国话语才行”的主题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处处长赵晓慧教授主持了仪式，她在主持辞中提出倡议：“大家从此重视哲学，爱上哲学，用哲学的视角和方法论分析语言问题、文化问题、教学问题和传播问题。” 2013“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的重要安排包括2013年7月15-16日的“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国际论坛”和7月17日的“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国际论坛”。7月15-16日论坛上，中国、意大利、芬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的十余名专家，分别从美国、欧洲、亚洲和中国视角出发，对关于如何理解中华文化，如何从跨文化角度、不同文化差异的视野讲授中华文化，使得中华文化通过别种文化听懂的方式和途径介绍给世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7月17日论坛是在师资班国内外学员之间举行的，十名中外学员聚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问题和方案”，根据个人学习与教学体会，发表如何培养有效进行中华文化跨文化教学和传播交际能力的观点和意见，与在座其他学员展开讨论。两次论坛配合师资班课程教学，都在于找到切实有效的中华文化跨文化交流的工作模式与方法。 2013年7月31日上午师资班举行结业式。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莉副校长致辞，她充分肯定师资班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功，指出：“此次师资班为期一个月，以英语授课为主，中文授课为辅。围绕如何理解中华文化、如何讲述中华文化、用中国概念理解中华文化等问题展开”；安排的课程内容包括传统经典阅读与比较哲学诠释、比较哲学视野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中西比较文化教学的原则与方法等内容等，共计84学时。此外，晚间安排了中医、太极拳、茶道、书法、京剧等演示与参与性文化体验；周末安排了长城、故宫、颐和园、国子监、雍和宫、南锣鼓巷等参观以及传统儒家素食餐饮体验；课余活动辅助正式教学。在课堂上，主讲教师与学员互动，研讨、分享、交流生动活泼。以议论辩驳为风起，中西文化在交流中碰撞出火花，国内外学员扩大视野，提升理念，消除对中华文化误读，在真正意义上做到深层次的跨文化对话。金莉副校长指出，通过师资班学习，中外学员各取所需，各有所获；师资班收到开拓性的良好效果；学员提高了比较文化思想素质，学习了比较阐释方法，认识了中华文化教学与跨文化交流的根本途径。中国国家汉办师资处处长杨金成、项目官员邵滨出席了结业式。杨金成发表了讲话。 重庆师范大学黄洁教授、夏威夷大学班汩睿教授分别作为中国和外国学员代表在结业式上讲了话。他们各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用生动的语言、愉悦的心情讲述了学习生活和不同寻常的收获。纽约市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熊玠、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作为师资班主讲教授代表，发表热情感言。之后结业式进行其重要议程，由金莉副校长、杨金成处长、张晓慧处长作为汉办和北外领导，与安乐哲、熊玠、田辰山、王蓉蓉等主讲教授一起，向完成比较中西哲学阐释与跨文化传播课程的中外学员颁发国家汉办签署的学业证书。 主持结业式的张晓慧教授最后向中国学员致意：“希望大家好好消化、内化课程的内容，深入思考一下今后该如何‘反刍’，如何通过我们的课程，让我们的学生重视哲学、爱上哲学，能够用哲学的视角、用中西比较的方法认清中华文化的面貌和价值，带着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月31日下午至8月3日，国外学员奔赴山东孔子出生地访问尼山圣源书院、曲阜三孔和泰山实践文化体验之旅。 二、比较中西哲学是跨文化的能力与方法之本 据有关方面反映，派到世界各地孔子学院教师的较欠缺方面是跨文化交际、有效传播中华文化素质和能力不强。国内大学现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老师和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淡薄、跨文化能力不足。国门之外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给派出人员带来的困难是普遍的、巨大的、难以克服的；不少人患文化不适应症，说明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在中国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留学生不少人汉语水平没有问题，口语讲得甚至比中国人还标准，但是他们中华文化知识、文化素养能够及格的寥寥无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设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两门课，但培养的学生不能具备这种能力，反映这两门课程高水平的专任教师严重缺乏，高质量的课程大纲教材近乎空白。对于国际汉语教育事业，各国汉语教学在急切地呼唤更新、更好、更有水平、能够培养学生的全球多文化意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跨文化课程。但是改变这种状态该从哪里下手？世界多元文化的意识加强、中华文化跨文化对话、交流、传播能力从哪里来？其方法和途径到底是什么？ 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其实，在深一步想，这个问题是与中国文明近现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是世界最古老文明，总是渴望与世界交流。她曾因西方传教士的纽带作用，在西方产生过广泛、深刻影响。但近300年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文化方面却陷入被动、一度失语，不自觉地沦为文化孤岛。今天中国在融入世界之际，她文化精神依然尚未为世人知晓。这似乎并不仅是单纯方法和途径问题。全球化的当今时代，文化在对外交往、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已日显重要。如何在对外关系事务中加强文化作用，提高对文化能量的重视、对跨文化能力重视，迫在眉睫。是这样的历史情势让“2013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应运而生。秉承2011和2012“国际尼山中华文化师资班”的精神，主讲教师、中外学员要做的是：为依然尚未为世人知晓、身处被动的中华文化精神，为从今天起她与世界的对话，去探索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开出新局面。师资班是在安乐哲教授为主导的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大视角下，原汁原味解读中华文化经典，驱散过去对中华文化误读与隔阂的雾障，让中外学员理解、掌握比较哲学阐释方法、对中华文化恰当诠释的主要思路与见解；新的局面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展开。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的实践表明：全球多元化文化意识的加强、跨文化对话、交流、传播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是个哲学问题，是比较中西哲学的高度。作为首席主讲教授的安乐哲在讲课时说：“西方一开始就把中国哲学理解为是犹太-基督传教士刻意解释的那样，用西方人熟悉的西方宗教思想的话语去解释中国哲学。今天还使用着这套话语，事实上是盎格鲁/欧洲话语的‘自我殖民化’，其中参杂着种族主义。”美国学员中奥克拉荷马大学爱德华﹒史密斯教授的总结写道：“安乐哲指出，继续用这个话语，是学术的不负责任，针对这种现象必须作比较哲学的研究”；“在比较哲学研究视角中，安乐哲建立一套阐释中国思想的方法论，澄清了与西方哲学相对照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也开发出一套对过去误解中国哲学进行修正的术语词汇。”安教授多次重复的观点是：“只有用中国自己话语才能理解中国思想，用西方话语去理解是弄不懂中国的。”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创办与承办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在授课中提出“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需要转到比较中西方哲学的视野中来。中华文化走出去采取的必然途径是对两边文化深入浅出的对照阐释。”导致到这一步的逻辑是这样的：“要中华文化要跨文化传播，中国人自己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中华文化；为明白什么是中华文化，又必须首先明白西方文化是什么；想明白西方文化是什么，又必须从整体上把它看懂；在整体上弄懂什么是西方文化，需达到知晓它的整体结构：‘一多二元’；下来，什么是中华文化就在结构上通过对照西方的就行了，就得到了——所以，对照西方‘一多二元”，中华文化是‘一多不分’。”要弄明白什么是中华文化，必须是在根本上指它的核心本质、它的结构！ “一”和“多”到底是什么？安乐哲及田辰山以跨中西哲学的阐释说明：“一多二元”的“一”是上帝概念，“一”是主宰性的；“多”是由上帝创造、宇宙间存在独立个体的物；“二元”表示“一”与“多”（“个体独立”物）之间对立的关系；“一”决定宇宙的秩序。但在中华文化中，“一”和“多”是另外一回事。中华文化是“一多不分”：“一”（“道”或“理”）是自然、社会万物及人与人之间相通、互变、互系（浑然而一）。“一”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于“多”（万物）的，所以是“一、多不分”。因此，西方要真懂中国文化，中国要真懂西方文化，就今天要进行中华文化传播来说，要先懂“一多二元”、“一多不分”两个结构，用它看问题、讲问题。中华思想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语言体系是“一多不分”范畴的一脉相承。这是中国人应首先明白的，这是“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答案。从这里才产生多元意义的中西文化意识。这是必有的哲学，高度是比较中西哲学，不来到这个哲学层次而讲中华文化跨文化能力和方法，不容易谈到点子上。 国内学员沈阳师范大学傅赢教授做学习总结时写道：“哲学的高度让我们获得方法之本……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认真地透视自己民族近在咫尺的传统文化，更没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去观照对外汉语教学”；我们学到了安乐哲老师用“角色伦理学”这一哲学方法来认识东西方文化，田辰山教授的“出庐山理论”以及“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方法论也是“授之以渔”。北京外国语大学黎敏教授指出：《中国文化及其传播》“这门课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应该建诸在对中国文化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别、文化传播的内容、方法等问题有充分的把握之上”，“成功的中国文化传播，需要有理论支撑，需要有充分的研究。”重庆师范大学黄洁教授有感触地说：“明白了中西方认知世界方式的不同及哲学、文化上的差异，知道了我们在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教什么和怎么教；知晓了自己应该怎样做一名文化传播的使者；应该怎样进行沟通、怎样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另位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王于飞说：“中华面对西方哲学和各种社会理论，较长时期陷入“失语”状态。尽管我们的孔子学院已经遍布海外，但真正讲到自己的文化时大多处于不知所云的窘境。本次培训的各位老师，对中国文化大多有着精深了解，讲解时深中肯綮，使中国文化的精要和系统性都得到有力的揭示，也使我们自己逐渐找到把握传统文化的方法和路径。”北京外国语大学伊蕊教授也有体会地说：“这个学习班很大的特点是从根本上、方法论上和追根溯源上研究中西哲学的不同，使我们对两种文化有了本质的把握和哲学层面上更深入的理解。” “田老师说‘哲学不是高高在上神妙莫测的学问，而是每个人都可接触的学问’；这句话给了我信心，” 新疆师范大学王静在总结中说；“虽然以前我们给留学生教授汉语和中华文化，但对西方文化的根源---西方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通过这次系统的培训，我明白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文化，必须要先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然后通过两者的对比，才能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实质。我们都身在庐山之中，只有真正地走出去，跳出庐山，才能窥看庐山的全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史艳岚教授说：“以哲学为切入口来对照不同的文化是非常有效的。在学习中建立一种文化的自觉和自省，可以发现中国哲学的世界性”；“这次培训制造了全新的学习环境，从不同角度和方向谈比较哲学，和国外学员共同探讨，向大家提供了比较哲学的思路，能够站在中间，在进行比较当中理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脉络。对自身的特点认识得更清楚，才能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西北大学白鸽教授说：“老师指出，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以讲汉语的语法、词汇为主，忽略了语言背后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的哲学，而真正成功的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是以讲解文化为主的，这样才能够认识真正的中国，才能够真正地懂得中国；从而不会造成学习的是西方眼中的‘不是真正的中国’的中国这样的尴尬局面。本培训班就是站在哲学的高度，通过中国与西方哲学的对比，分析中西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并提出解决办法，以此培养对外汉语教师在对外国人教授汉语时能够同时注重传播中国文化。”白鸽认为，现在“我们一线教师应能站在东西方哲学高度，采用比较的视角与方法，关注当今传播中华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中国与西方社会在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并从深层次找出解决的办法，以促进我们一线教师的课堂教学，并最终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推广以及中西交流。” 新疆大学周颖教授总结说：加强世界多文化意识，需“抓住两种不同文化背后的结构性差异才是了解两种文化差异的关键。从中西方哲学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可以说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提纲挈领地了解中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异。了解了不同文化背后的结构性差异，我们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的文化，并找出现实社会生活中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是我们向外国朋友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暨南大学李卫涛指出，“用中国哲学的课程来贯穿整个师资培训。这样的安排是有的放矢，因为目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缺少的正是广大师生对中华文化自身的核心内涵的不清晰、不明白。从哲学领域进行培训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本。” 三、什么是中华文化? 要传播出去的是什么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师资班”把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问题的解决放到比较中西方哲学的视野中，从整体上与西方思想传统对照所认清的中华文化真面目是一个“一多不分”（道与万物不分）范畴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体系；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本质，是应从根本上去认识的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内容，这也是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爱上中华文化，达到扫除国际传播障碍，减少误解的关键之点；这更是作为中华民族成员对自己文化深刻认识从而充满自觉、自信、自强心理的基本点。 关于世界观：安乐哲授课中指出：与古希腊比照：1）传统中国思想的世界不依靠一个超越性“上帝”的观念；2）中国的世界是浑然而一（holistic）的、关系的、以人（非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与人相互归属性的；3）世界不是静止的、本质的、不变的，而是变化的、过程的；4）没有上帝对自然世界的主宰性，而是万物互系不分性；5)没有本质上不变的事物，只有处在关系中的事物；6）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7）世界没有不变的存在，只有变化的存在；8）事物和人不是以独立个体为形式存在而是以关系而存在的；9）世界不是客观和外在于人的，而是以“天地人”不分、生生不息的。 王蓉蓉教授敏慧地发现，从与西方思想对照意义上看，中国世界观作为一个整体是经常用阴阳来表示的。中国人着眼点是放在相关联性上，放在内在性和环流变化上。而西方哲学家强调二元对立主义、超绝主义和绝对永恒原则。 关于方法论：安乐哲授课指出，1）中华文化不是把“人”设想为不可改变本质性的（beings），而是人人是联系不分的“做人过程”（becoming）；2）不在普世性与个性冲突的假设上叙事，任何个性都不脱离域境；3）不在一切个体背后有一个同一本质的假设上叙事，而是任何具体一物都不脱离万物（一多不分）或“万物与我为一”认识；4）没有独立个体性的虚构假设，而是凭借依靠万物皆为关系的经验。一言以敝之，西方学术考察问题出发于与经验无关的形而上学抽象，从假设出发。中华文化传统考察问题方法是从某一问题出发，在获得一种与此有关方面网状交织关系的角度上下功夫，既去看与人的相关又去看与情势的相关。其实表达这种方法论的常用语是：不搞“瞎子摸象”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虚构一棵独立树木是长在空中的。 爱尔兰国立考克大学穆勒教授也提出，任何形式的个人“本质”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效果而达到。中国哲学的观点是，所有的人都是可分（过程、一分为二）的人。关键是“可分性”，不是不可分性（个体性）。最重要地，由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已是中国人的生活追求，对这一哲学的理解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政治哲学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国外学员爱德华﹒史密斯感悟到，可是用这种语境化的方法论阐释和理解问题，使西方读者异常苦恼，因为他们习惯的是概念清晰性。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如果从中国叙事习惯出发，是去把世界作为过程性的事件理解；如果对这一方法论不做内化的话，西方学者得到的最终还是一个作为实质结构去理解的。 来自以色列、现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生夏小雨讲到了点子上。她说：“自从文化对话和比较开始，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需要我们将固有的假设方法放到一边，忘记我们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思想模式（这种模式从我们孩提之时就跟着我们），让我们进入一种开放心态，为对一个完全不相同的思想体系获得对它深层次的理解。”夏小雨还总结说：“西方哲学让我们从个别走向假设真理，一个例案可以简约至或扩大为一个假设真理。而中国哲学让我们从典型，从“归纳性抽象意义”走向具体，走向每天的生活实际。其实在这个师资班，我每一天都在获益。” 关于思维方式：主讲教授田辰山指出，自古以来：1）中华文化高端层次不围绕西方“上帝”那样一个概念，而是围绕“道”（万物之间互系不分）进行思维；不是围绕上帝和人的关系，而是围绕任何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思维；2）就思维框架来说，不是“一多二元”把上帝作为超绝顶点的金字塔形思维，而是“太极图”或“心场”式的“一多不分”（或树木森林不分）模式；3）不是“绝对主义”（或普世原理）、“二元对立主义”（非黑即白式）思维，而是“万物会通”、“浑然而一”、“相反相成”（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实事求是”等等说法的思维。一句话概括，是互系通变式思维。 夏小雨表示，在中华文化里找不到二元主义，我们要找的是过程，是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过程性，是互系性的变化，是通变。 安乐哲的课程指出，西方人倾向于从心理学对人加以定义，认为在差别的表层之下存在的是普世的本质。“Democracy”（民主）的倡导者对我们说，一切人类对“统治者”怀的感觉没有差别。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人类都是追求一己利益的理性动物；对一切人来说，上帝允许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而非西方将人看成是离不开关系的，中华文化的伦理是实打实的，具体环境决定的。中国、印度以及东方思想是回避抽象普世原则的，不认为一切人类都要这样做或那样做，只是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是这样做的。 关于价值观：安乐哲认为，中华文化不以“一己主义”为价值（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平等、理性、自主、一己利益、私人、私人公司、民族国家等等价值），而是以活生生、生命攸关的关系作为价值。前者导致零和的暂时性规则，后者关注长远双赢规则。是这样的文化价值、企图和行为导致出不同结果。田辰山指出，不是与上帝有关的绝对性原则成为价值，而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互系不分之道才是中华文化的崇尚和价值；不是上帝为象征的真善美，而是彼此、适当、时中、中庸、适度是中华文化珍惜的难得价值；不是崇尚个体性，而是一种一多不分心场式的关系掌握、和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关系才是最大价值；相对于“一己幸福”，“关系融洽人缘好”才是人生的追求（不能让人背后敲我脊梁骨）；物质不充分，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价值； 针对“竞争”，互助才是崇尚；等等价值，无一不是建筑在或对“一多不分”的恰当适宜关系的珍重上。“忠恕”谓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可见中华文化的庞大价值体系所融会之的可谓“正道”或曰“恰当适宜关系”核心。 关于语言结构：安乐哲准确地指出，一些语言，包括英语，其方向是建立在围绕“一己”的。上海兴韦学院美籍哲学教授卡罗尔总结说，田辰山、穆勒、王蓉蓉位教授第一星期的课程为师资班定下调子。田辰山鲜明地提出，中、英两种语言背后各自有自己的文化纱幕。掀开二者文化纱幕，潜在的是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性问题；比如：英文的“everyone”（硬译是每一个一），但是它中译是“大家”，带来的效果是人们以为“everyone”本义就是“大家”。而比较哲学找到的语言结构告诉我们，二者本来在原语义上风马牛不相及。英语“everyone”本义是“不可分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大家”硬译回到英语应当是“big family”；也即在英语世界要表达人多，说“不可分的个体”，在汉语世界表达多个个人说的是“大家”。英语和汉语反映的是两种不同世界观，英语是一多二元世界观，汉语是一多不分的“心场”世界观；英语反映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义（dualism）；汉语反映的是对人与人的互系不分的互系性思维；语言说在嘴里，它的文化意义来自下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是文化纱幕阻绝下人们在内心是分在两个世界里思维。卡罗尔教授认为自己在这种分析中获益；这种分析表明，田老师的双语能力显示他具备打通两种语言世界的能力。 田辰山常引用安乐哲的话阐释说，汉语语言结构不建立在假设性形而上学方法论上，而是一种经验归纳性方法论的载体。可以说，印欧语系为概念性语言，表述静止、不可分的本质、表述单线单向逻辑，是一种西方语系特殊的一多二元、超绝主义、二元主义范畴载体的单一语义语言。而汉语是一种互系性、意象性、类比性、全息性语言体系。语义是通过表达不同意象的偏旁部首和汉字的不同组合和搭配产生互系不分的语义的。 史密斯总结说，田教授告知西方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的人，当你学了一个中国汉字的哲学观念之后，你需在学习其他哲学观念时，意识到它包含着所有其他与它相联系观念词汇的意义。中国的哲学观念意义，对作者和说话人来说，他提供的不是英语词典那种定义，而是通过与其他词汇的关系来获得它的意义的。按安乐哲的语言方法论来说，西方获得对中国思想恰当理解的最重要起步，是将概念名词理解为动名词。名词转变到动名词，名词常常表现为是西方哲学的抽象，而动名词则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汉语结构（儒家、道家都是如此），以强调表述的是过程哲学。这就是安乐哲指出的，一种汉语特有的含蓄域境化阐释。史密斯还总结，对对中国思想文化心怀欣赏的学者来说，要让中华文化处于适宜的情势语境，用中国自己的话来叙述它，就必须开发一套适用的现代、全球性的语汇来表述中华文化的观念。 综上所述，与始于西方古希腊而来的文化相对，中华文化真面目是一个“一多不分”（道与万物不分）范畴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本质，其他一切平常易于识别的表层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以它为核心而形成的一个心场不分结构的文化大范畴。它才是在根本上应该为人知晓的跨文化传播内容，也不愧为中华民族成员对自己文化深刻认识从而产生自觉、自信、自强心理的源点。 国内学员重庆师范大学王于飞教授总结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形成较为深刻的区别性特征。现代的中国文化表达不免受到西方思维方式和表述话语的影响，显得支离和混杂。在这一次的培训当中，由深通中西哲学的安乐哲老师通过中西对比的方式解说中国文化，使我们不仅了解中西方哲学在根本立场上的区别，也具体而准确地把握到两种文化在大同中的小异，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效果。暨南大学麦涛教授表示，我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者首先自己就必须要正确、清晰、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这次培训通过重温经典，尤其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自己文化的根源，使得每位学员获得了崭新的视角来溯本追源，认识到中华民族心理深处的思想根源。此次培训学习是一次充满快乐和惊奇的文化发现之旅。 四、什么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方法？是二者之间进行哲学高度的比照阐释 2013“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师资班”通过跨文化中西方哲学比照阐释所获得的“一多不分”（道与万物不分）范畴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体结构，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文化”的问题；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本质，它解决了中国人要想中华文化走出去，要做中华文化跨文化交流，需首先自己明白“中华文化是什么”问题。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这五个方面构成中华文化的精髓，向外传播的，要走出去的，要让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中华文化达到理解、接纳乃至热爱的，关键地是这五个方面的被人知晓与理解。 还要回答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方法与途径是什么？其实这个师资班已是成功跨文化传播的试验；中华文化已经走出去，已经进行跨文化传播；人们已经通过对照古希腊以来的“一多二元”哲学文化结构，知晓了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范畴。学员已经理解到两边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方法到此已经得到，传播方法本身是与认知“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比照阐释范畴同一路径。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哲学高度的比照阐释，就是中华文化提高跨文化能力和进行跨文化传播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 师资班的成果说明，用两边文化的对照阐释，可以扫除文化雾霾。这条路就是，由知彼而知己；达到知己知彼，以自觉、自信、自强心理，结束文化自卑心理、结束困惑与彷徨。田辰山授课时指出，中国人走这条路，美国人、西方人也应走这条路；美国人、西方人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而西方要了解中华文华，需先了解西方文化自己，为了解自己，必须在基本范畴意义上了解（即了解整体、了解结构，了解西方思想传统一路走来围绕的是要完成一个什么计划）；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多二元”是一个必然的阐释域境。现在你对照“一多二元”，就得到了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两边文化的清晰认识是通过彼此的对照阐释，由此，两边获得了互相从自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对两边哲学与文化的对照阐释，可称之“出庐山”；“出庐山”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不知彼而不知己。 为什么认识“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两个跨文化的比较阐释域境非常重要？因为它与人们一直所作的中西文化比较有根本的不同。安乐哲教授讲课阐述：“剑桥修辞学家理查兹曾经指出用‘分析方法’对中国古代经典研究，等于把西方十分不相容的一个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走私过来，加给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理查兹看到，“西方传统有一整套复杂机器零件，用来表述普世、个别、实质、属性、质量、关系、复合、偶然、本事、有机整体性、和、等级、独立个体、固有普世、物体、事件、形体、内容等等，不一而足。孟子思想跟这些东西风马牛不相及。西方学术太习惯把形而上学和这套机器零件搬出来用在孟子（中国文化）身上。而这样做的危险是我们把西方训练给我们的结构（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等等）强加给了本来不可以用这套东西和结构分析的对象上了。” 安乐哲的授课利用很多例子指明：西方如何用自己的结构和术语造成中国文化观念的误读和扭曲，如：把“天”译为“Heaven”，等于把中华文化塞入亚布拉罕的“上帝”体系；“义”变成“righteousness”，“道”变成“the Way”，“礼”变成“ritual”，“孝”变成“filial piety”，“仁”变成“benevolence”，“理”变成“principle”都属于这种强加。 安乐哲进一步阐述说，这样的强加造成的事实是中华文化不是自己叙述自己，而是在西方话语的叙事结构中遭到肢解。中华文化被拖出自己所存在的范畴，被塞入另一种范畴的结构和逻辑之中，发生的是由一个不存在“一多二元”的超绝“一”的绝对普世主义、不存在“二元对立”逻辑的哲学与文化体系，变成了一种西方的这种体系。被强加上西方这种范畴逻辑和框架之后，中华文化被阐释为低人一等的、需要被纠正的、专制的、神秘的、落后的、非自然的、集体的（贬义性的）、异教的。安乐哲反复解释，是这个原因，在西方，中国哲学只能到“东方宗教”类书架去找；这也是“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说法的由来。该种意识传到中国，成为“自我殖民现象”。这是西方在对待中华哲学文化上，是按照西方概念标准来讲述和衡量，是一种单向主宰性的阐释；这种阐释起到一种鞋拔子作用，把中国哲学的脚往西方概念鞋子中硬塞。问题在于中华文化是以“一多不分”为核心本质的，只有在自己所处的阐释域境中才能得以顺利成章的叙述：它是心离不开场的关系的范畴；它没有古希腊的“一藏在多后”，没有单一始源的唯心主义；《易经大传》、中华医学所言之心，皆为“一多不分”，呈现整体性、过程性、关系性、动名词性，叙述“事物是如何的”，而不叙述“事物的不变本质为何”。 国外学员芬兰国际问题学院高玉麒领会到，西方几乎不可能做到对中国真正理解的这一观点，被反复强调的看法还有翻译的不可能性，以及“实质性不可分个体人”与“过程的关系的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异，“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差异；自然，把问题说到这种程度，或许是必要的，因为要强调“安乐哲计划”的必要性：这样大的沟壑，除了“安乐哲计划”可开发出和提供的一套术语之外，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解救的。这一目的本身也许是积极与建设性的。 重庆师范大学王于飞教授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竞争的现代国际社会中显得异常被动。即使国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采取行动，也往往因缺乏经验和技巧，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本次培训的主讲老师大多是国外的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具有广泛的见闻、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巧。培训的结果使我们不仅增强了文化传播的意识，在技巧和能力上也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安乐哲老师所建立的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既立足于对中国文化精深的了解，又符合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生活经验和表达习惯，既能让中国人认可，也能使西方人理解或接受。这对中国人如何认识自己的哲学思想有着特殊的参照价值，也对中国人怎样对外国人讲述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安乐哲的“角色论理学”，穆勒教授评价说：安乐哲、罗思文使得儒家思想在西方被接受。他们的描述很有说服力，它成了最有信服力的文化交织体。新儒家没有在西方造成什么影响。安乐哲很成功，“角色伦理学”是空前未有的新词，用此词汇来反对用西方概念讲述中华文化思想，不以西方概念为“高深”，成为全球性被接受的东西。角色论理学是中国人的生活。 五、“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方法是跨文化传播的宝贵钥匙 通过“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做到的跨文化传播，目的必然是达到让中国理解西方，必然是让西方理解中国；理解与被理解，就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效果。不言而喻，这一过程不是单向单线的，而是双向的、相互的。为什么“一多二元”、“一多不分”的比照阐释域境可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根本途径？原因是它展现的是一个大如世界的范畴域境，大域境可相对让具体性、特殊性技巧与手段问题不成为问题。因为是大范畴、大背景、大域境，它的道理逻辑、话语结构、方位视角是清晰的，小范畴细节的方法问题是迎刃而解的。也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可名之具体技术方法问题，在哲学和比较哲学的方法确定之后，就是可根据具体现实情况、顺情势和个人能动作用可以把握的了。 师资班做的“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培训，是跨文化传播方法的深入层次。而一旦进入这一深度层次，再来到“浅出”境界便成为自然而然之效果。“浅出”是以“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阐释域境作为背景，对两边文化进行更深一步具体细致情节的对照阐释，达到对人们容易看到表面文化差别的深度理解，清除许许多多人们对文化问题的困惑，扫除跨文化传播的路障。以下是一些具体事例，可看出“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为什么是达到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解决技巧与方法问题的一把宝贵钥匙。 1、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一直到今天的延续是什么？怎样向外国人说明它？在这一具体问题上所做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方法和途径怎么去找？方法与途径的无法知晓，根子在自己也不明白。因此，中华文化之所以必须“出庐山”就是因为在文化上中国对自己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自己就必然没有办法把自己讲清楚。田辰山授课时说，这其实是一位叫做约翰﹒戈尔通的著名西方和平运动人士的看法。他来北京参加一个“公共外交”为题的会议做主题发言时提出，与中国美食、工艺美术、四川变脸相比，西方人更感兴趣知道中国的精神智慧。中国为什么是共产党、又是儒家、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会成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中有六十年，六十年之中有三百年，三百年之中有数千年。其中内在的延续是什么？中国不断地在变脸，变脸之中什么没有变？要把这个东西说清楚，这个东西是中国成功的秘诀，变之中什么是不变。传统在现实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都包含着传统智慧。他们思想深处内涵的传统延续智慧是什么？这是该向世界介绍的。今天，这个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对中国内外的人都困惑不已的问题，它包含着当代与传统文化中间是什么关系问题、也包含所谓跨文化传播是应该传播现代文化还是应该传播古代文化问题。把它放到“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大域境的阐释范畴里来，应该说有切实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一直到今天延续不断的，自始至终的是那个“一多不分”范畴结构与叙事话语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也就是说，不是西方超绝主义和二元主义那种东西，而是围绕着万物之间不断变化“道”称谓的内在联系，是一多不分的世界、一多不分的方法、一多不分的思维、一多不分的崇尚价值和一多不分的语言，这套才是中华民族须臾不离的智慧与精神家园、是自强不息之本。实在地说，人们可以在中国实行任何“主义”，但只要能行通的，都不是在“一多二元”范畴之内的，都必须在深层是“一多不分”的，只有这样理解才到点。所以，谁要是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看，谁就偏了。谁看到他们之间是“一多不分”的传统智慧互系着，谁才是恰当的。 2、中华文化的角色在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中国的角色将是什么样的？中国将来会不会侵略？不少西方人对这个问题兴趣很大、不断进行揣测。英国作者马丁﹒雅克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候》一书，其标题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热点；可视为是这种情况的缩影。王蓉蓉教授的“中华文化精神”讲座安排了对将这个问题的讨论。安乐哲教授在“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域境中，以“角色伦理学”方法论，也对“中国文化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在全球互相依赖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下，儒家角色伦理将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安乐哲指出，应该有中华文化的一个席位，中国作为股东带来的将是平天下：给世界和平。儒家文化会带来着眼于双赢的无限游戏原则，而不是有限的“零和游戏”原则，会加强世界的联系。角色伦理有利于克服排他性自私利益为中心的一己性思维，把“个体人”看成“大家”，看成“我们”。她要推出互相尊重的文化，以家庭观念作为世界秩序基础点，让世界从零和游戏思维萌发出地球村相互依存的意识，实现和而不同，而不是走向普世原则规定的同质思维上去，不搞山头主义。经济上要实行正义分配，社会需从强迫性的法治走向角色与关系基础上人人相互尊重的“礼”治。在“一多不分”的域境考虑之中，从不同情势特殊性与每个人特殊性出发，提倡推己及人的忠恕观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培养人与人相互关系上，付出心力，提高意识觉悟。角色伦理带给世界的理念是：道德是无休止的关系培养，是教育。不是什么对错，所谓“作得对”（英语rights中译“权利”）是各方面考虑都通过精心选择达到适宜与恰当，是一种永远常态的调节变化，而绝不是简单排他性的“一己”为绝对出发点的向外拿和索取。如果你的邻居有好事，你就有好事。作为生活路径，始终着眼于变化，而不是僵化遵守教条。儒学角色伦理显示给人们的是“以人为本”（human-centered），不排他性的“宗教感”（不是以神为本的）生活方式。它能会是威胁性的吗？ 3、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思想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是什么关系？这是个困惑不少人的问题，也是不少西方人感兴趣的问题。田辰山把这个问题放到“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跨文化阐释范畴中，给中外学员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转化”专题讲座。他分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扎根的是经过适应中华文化土壤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的。它经历一场与中国传统哲学结构对话的过程。这一过程可用一个时髦的说法表述，即“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它在装备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内涵是传统中国思想现代转型；它的传播、发展和成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与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现代革命同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接纳到中华文化范畴域境，就其本身与当时国际和中国现实，是由于符合几个重要的条件：1）作为哲学条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思想，是属于自然宇宙观的哲学，论述的是宇宙的运动和变化，着眼点在于事物内在联系；也即马克思是离异西方主流一多二元范畴结构的思想传统的；2）作为中国社会条件：腐败、自然灾害、内战、外族入侵、杀戮与死亡；乱象丛生、邪恶普遍；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生存不保，苦不堪言；3）作为外因历史条件：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4）作为政治、政治哲学条件：国家分裂，人心思变，渴望国家统一、寻找治国安邦思想；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哲学，阐述的是工人阶级的前途；这与传统思想的民本、平民意识乃至大同理念吻合。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形式经过几个阶段：1）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被介绍到中国；这时期已发生用汉语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和思想；2）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被进行严肃考虑和讨论阶段；瞿秋白用中国思想观念进行系统解读与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中国哲学传统范畴；3）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风靡流行；4）开始从中国古代传统寻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直至掀起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和中国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被对待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存在的元素；5）中国版本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手里的成熟；摈弃西方流行马克思主义中“非一多不分”因素。田辰山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不是对立关系，重要原因来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属于第一问题思维，也即认同赫拉克利特哲学的非一多二元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申明世界一切事物都互相联系、一切变化的宇宙观，决定它不是一多二元西方主流的哲学和文化。到了中国后，经过中国人“一多不分”哲学的阐释和改造，变成与儒学以及其他传统思想同构性的哲学。 美国学员玛丽维利学院安德鲁﹒尔文哲学教授有关这一问题的总结说：“我聚精会神地听，田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变成适应中国情况的历史进行分析的专题是那么引人入胜。我希望将来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研究。”国内山东大学韩冠男说，田辰山教授的中国通变式思维与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的比较理论，中国一多不分和西方一多二元思想文化传统结构比较，创立了马克思理论哲学中国化阐释学理论，使我们从哲学的高度逐渐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为我们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持。 4、人类是有不变的人性吗？一些年来，大众意识流行了一阵人性恶观点，携带一种见解，似乎世间有一种生来不会改变的人性，导致不少人信奉，不少人争辩。而一旦拿到“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域境中看待这个问题，就立刻明白它不应该是什么困惑乃至争辩不休的问题。古代荀子思想有人性恶说法，但讲的不是“不变的人性”。人性作为不变的本质来源于西方，有其必然特殊原因。它有“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一直被译为“个人主义”)出于一种特殊宇宙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把人个体性看作本质不变、自私利益作为终极目的。安乐哲指出，语言上英文的“human beings”表述的就是本质的人。而汉语的“人”是表述“human becomings”也即过程的人。过程的人与中华文化的“做人”理念契合。对汉语“人性”与英语“human nature”，我们需意识到它们虽被互译，但表述的不是一个含义；英语“human nature”说的是人具有作为本质不变的人性；这是一多二元世界观导致哲学追求不变本质的原因。安乐哲说：唐君毅谈中国哲学，将“人性”解释为“德行”；所以，中华文化“人性”不是什么不变本质的东西，而是自然与文化过程人本身的展现—“性即天道观”。性为生命的潜在可能；“天性之谓命”不是上天按照什么即定命运规定了人的行动与运化。而是赋予人多多少少不受过去之习惯或外来力量支配，因而是随境而生的一种创造性自发行为。言某物之性，不是讲有一个不变本质的性相它是什么，而是讲它生命存在的倾向或趋向可能是什么。“一多不分”不是讲那种不变本质性的范畴，而恰恰是讲变的关系延续和过程性。如果通过比较哲学的跨文化阐释范畴，就会省去许多在这问题上的争论心思与时间。这样，中国人不仅自己明白，也可跨文化地讲出去自己文化的“人性观”。 5、儒学是哲学传统还是宗教传统？这是一些年来学术界不少人卷入的、到头来莫衷一是的争论。如拿到“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跨文化阐释域境中看这个问题，又是一件该省去不少时间和精力的事情。争论发生并不是源于人们真有多少分歧，而的确是因为汉语“宗教”一词现代与古代的差别、西语“religion”与“religiousness”微妙的语义差别、“宗教”与“religion”的范畴结构差别以及“哲学”与“philosophy”的范畴结构差别；由于不是在哲学的跨文化阐释域境之中，语义差别无从知晓而导致纷争不已。在上面部分的综述中提到过，安乐哲的比较分析告诉我们，欧洲对儒学传统曾是作为中国的亚布拉罕宗教来介绍的，后来的东方主义又将它作为愚昧的异教；西方哲学界是把中国哲学打入“philosophy”之外的另类的，要么在宗教系，要么在东亚学系。一些年来的热炒“儒学不是哲学”原本来自这里，一种“自我殖民现象”而已。“宗教”一词现代的含义与“迷信”近乎同义。说“儒学”是宗教传统，自然有不少人不同意。另外，西语“religion”的概念含义是与“morality”（道德）或“ethics”（论理）绑在一起的，也即：宗教之人才有道德感或伦理。所以当有人放出中国社会道德出问题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的观点的时候，“宗教”又成了褒词。“儒学”虽不是宗教（迷信）却讲论理道德，所以称为“宗教”也是无妨。但是这都不是“宗教”在中华文化中的原本含义，它所表述的原来无非是文化的传承教化和延续。“宗”是一脉相承之延续；“教”谓教化，为世代的薪火相承。这个含义才是原汁原味的语义，是从跨文化不同阐释的域境对比中发现的。“religion”不是汉语“宗教”表述的语义，而是表示上帝信仰的组织化与礼仪化。说的严格一点，“宗教”对“religion”只是历史地起到翻译作用，在含义上其实几乎无甚相干之处。安乐哲对西方听众把儒学阐释清楚所需要所使用的话语里，表示儒学是可称为有“religiousness”（宗教感）的。他用该概念将儒学与西方“religion”区别开来的意义在于强调“儒学”不是“神为中心”而是“人为中心”；不是像“神为中心”那样地排他的。当然在“morality”（道德）和“religiousness”之间还有一条清楚分界线；就是“religion”一词的拉丁来源“religare”（意思是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作为有坚强归属感心理担当而作出贡献）。安乐哲这里突出强调的是儒家宗教感是一种人的相聚或群感、彼此归属感，而不是属于上帝信仰的那种超绝感。如果是这样把学术圈内争论的议题放到中西两个哲学的跨文化阐释范畴域境中去，让“宗教”回归到汉语历史文化域境，让“religion”和“religiousness”回归到西语历史文化域境中去，一对照，看清了，人们还需要争论吗？儒学是阐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与西方“religion”不是一个叙事范畴。儒学的关怀是直接来自人世经验，是由人的修养自己、担负家庭责任开始，不是拥抱竞争成功而是追求仁义关系。它是克服追逐自私利益个人的排他性的；起点是“我们”，而不是“我一己”。它培养恭敬情怀，崇尚和而不同，反对结党营私；提倡在关系上付出心力，推己及人。儒家整个的事业是创造一个不信鬼神的人相互归属的话语体系。 美国学员爱德华﹒史密斯认为儒家对理解当代中国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学员武汉大学田源教授说：“‘一多二元、一多不分’，在老师们一次次的娓娓道来中，已经深深的植根于我们的脑海中、我们的理念中，为我们看待与解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甚至社会现象提供了一把无比宝贵的钥匙。”暨南大学李卫涛教授说：“‘一多二元、一多不分’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董夕芳供稿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2013年8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