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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理性精神”的主要内涵及其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提供的思想动力 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备受推崇，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主干，不但在各个朝代是政治指导思想，而且是学术指导思想，影响到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包含着繁富的内容，既有进步性的一面，又有保守性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我们首先重视的是研究和阐释其思想精华，即进步性方面，因为它在两千多年历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要精神支柱，为历代志士仁人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动力。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总是继承了孔子学说的优良遗产和重要命题，同时又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吸收了时代智慧，进行再创造，提出符合于时代需要的思想主张，由此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壮大。这是中国文化演进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重要现象，我们应结合各个时期、各个领域作出贡献的人物，做深入的阐发。同时，总结阐释孔子学说的优良面又为今天所需要，是发展今天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源头，因而这项研究工作在当前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孔子学说中的朴素理性精神就是其思想精华的重要内容。这里讲的“理性精神”，是指能够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事物发展法则和认识规律的思想精华；是与歪曲客观实际、虚幻、迷信、盲从的思维方式相对立的。孔子思想学说中的朴素理性精神应包含哪些方面，这个题目很大，本文无意对此作全面的探讨，我想最为显著的应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重证据，戒盲从。孔子讲：“毋意，毋必，毋同，毋我。”(《论语·子罕》)这是最宝贵的格言，深刻反映了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路线，要求人们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是从。孔子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两，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讲的这些话，总结了他一生钻研历史文献的经验体会，讲出了必须根据确凿事实才能下结论的真理。他叮嘱人们务必做到有几分事实，下几分结论，不要不懂装懂。《国语·鲁语》记载了孔子熟悉文献、善于正确解决疑难的故事：孔子来到陈国，恰好在那天，陈国的上空忽然出现有一些隼(鸷鸟)，过了一会儿，又聚集在宫廷附近死了。一看都是被楛矢射穿了，楛矢为楛木箭杆，石箭簇，长达一尺八寸，陈国人都没见过。陈惠公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隼鸟来得很远啊！这是肃慎国(在今天辽东境内)的楛矢，从前周武王克商以后，同边远的“蛮夷”民族有了往来，要求他们各自贡献土特产，肃慎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武王为了庆功和奖赏诸侯，就把这种贡物赐给陈国了。你们可以到王宫府库中去找找。后来果然从王宫府库中找到一模一样的楛矢。这段史料足以说明孔子博闻多识，善于正确判断事物。 第二，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政”，要让民众得到利益，能够安居乐业，反对暴政，反对残酷剥削、横征暴敛。孔子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鲁国执政大夫季氏要改变赋税制度以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孔子以鲜明的态度表示反对，孔子的学生冉有帮助季氏聚敛财富，孔子非常生气，公开表示不再承认冉有是他的学生，要求学生们对他鸣鼓而攻之，《论语》中记载此事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主张“薄赋敛财则民富”(《说苑·政理》)；明确主张当政者节用去奢，减轻剥削，不过度征用民力，影响农业生产，故说：“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发扬了孔子仁政、爱民的思想，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光辉命题，认为民众利益和地位的重要性应摆在第一位，而国君则是次要的，故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公开地否定统治者恣意作威作福，老百姓备受奴役、当牛当马的不合理社会秩序，成为后代志士阐发民权主张的思想源泉。孟子还倡言民众推翻祸国殃民的暴君是天然合法的，“贼仁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孔子和孟子又提倡学以致用，为学的目的是要对治理国家和改良社会有用。孔门设立四科，一德行，二政事，三言语，四文学，所体现的正是这一宗旨。《论语》书中讨论为学与从政之关系的内容甚多。如，讲学习《诗经》就是为了与办理好政事和出色地担任外交使命，故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又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立为治国施政的最高标准。孔子经常与弟子讨论治国的具体办法。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富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所以，当子贡问如何治理国家从政时，孔子便明确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带着弟子风尘仆仆、屡经困厄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劝说各国国君实行他的治国主张。孔子这种关心民生日用、提倡学以致用的思维方向被孟子所继承，故梁启超说：我国经世致用的传统传自孔、孟。 第三，辩证思维。原始儒学在主张以辩证、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方面也是很突出的。《论语》中有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这是十分深刻的思想，明确地区分“和”与“同”两种相反的处事态度，主张形成、保持有原则的独立性且又互相协调的人际关系，反对无原则的迁就、苟同。《左传》和《国语》中也记载两位春秋时期的人物相同的认识。齐国大臣晏婴对齐景公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晏婴讲出了极其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和”与“同”的不同：“同”是简单的同一。水再加上水，是无法忍受的乏味。弹琴只有一个音调、一个节奏，则根本不是音乐。“和”是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以得一个新的统一。譬如厨师做羹汤，将各种食物、调料进行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既互相补充、调节，又保持各种食物的味道，成为一锅美汤。臣对于君的说法，只赞同他正确的部分，而明确地不赞同他不正确的部分，这样才能使正确的意见得到施行并获得成效。《国语》中也记载史伯对郑桓公的谈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互有差异、各具特点的百物，对立而又统一地相处，才成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取消了特性，只有同而无异，就不成为世界了。孔子和晏婴、史伯都用“和而不同”来阐明自然界及社会中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闪烁着辩证思想的光辉。孔子称“中庸”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其中即包含着辩证法，故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避免事物走向两个极端。孔子又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指出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事物即走向反面，故主张“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礼记》中也记载孔子的话：“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又提出“经”与“权”一组对立的范畴，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资料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经”是事物的常规性，在通常情况下应当遵守的做法；“权”是灵活性，是在不违反原则前提下的变通。在特殊的情况下，死守常道恰恰是违反原则的。而必须做灵活的处理才符合原则。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是指有些人虽能“立于礼”，但往往把礼当成一种死板的规矩，拿固定的办法去应对不同的事情，“未可与权”，就是对于礼不能灵活地运用。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即赞扬孔子能够根据时势的不同而采取灵活应变的态度。孟子也强调“经”与“权”的关系：“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同样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必须违反常规的做法而灵活地处理。 上述孔子学说中的宝贵思想遗产被历代进步思想家所大力继承，他们同时吸收了其他思想营养，结合自己所面临的课题，对儒学朴素理性精神进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再创造，因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把中华民族精神推向新的高度。这里仅以东汉初王充和明清之际顾炎武为例证。王充《论衡》全书的著述宗旨是“疾虚妄”[1](《佚文》)，也就是说，以唯物的观点为指导，对于一切鬼神迷信、妖言妄说、诈伪臆断之词进行驳斥，他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1](《自纪》)王充认为“天道自然”，批评自西汉董仲舒以来被官方大肆渲染的“谴告说”毫无根据：“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1](《谴告》)主张“谴告说”的人，是以人事来比附自然界，把自然界拟人化，这是非常错误的。极为可贵的是王充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提出，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事实：“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1](《知实》)“违实”就是与事实相反。真理性的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不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说法便是虚妄。《论衡》全书便是要穷究各种说法是否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以此辨明“虚实之分”。故王充又说：“事莫辩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1](《薄葬》)王充还在诸多篇章中尖锐地批评世俗之士“好褒古而贬今”、“尊古卑今”的偏见。顾炎武生活在“天崩地解”的年代，一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焦虑忧戚，《日知录》是他三十年心血之所萃。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围绕两个中心展开的：一是要求变革政治，大胆抨击封建专制的严重积弊；二是高扬反理学旗帜，力求挽救明代衰颓的学风。这两项，正是时代精神之所集注。他强烈要求变革政治，大声疾呼：“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2](卷5，《军制论》)他把批判的锋芒，直至封建专制政体，故大胆指责说：“人主之所患，莫大于唯言而莫予违。”[3](卷9，“人材”条)在《郡县论》中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在于“其专在上”。[3](卷12，“财用”条)这些言论都直接指斥两千年专制政治造成的祸害。《日知录》的许多篇章中引古证今，对封建制度下官制、选举、边防、土地兼并、财政、赋税等问题，都提出了改革主张。顾炎武得出封建政治恶浊的一条规律：贪污受贿，必然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腐烂，“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3](卷13，“大臣”条)。他又特意写了“除贪”、“贵廉”两条，论述治国要务是严惩贪赃官吏，有效地实行廉政。[3](卷13)在学风上，顾炎武以拨乱反正、转移天下风气为己任。他痛斥明代文人空谈误国：“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记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①这里明确提出吸取明亡教训，要扫除醉心于空言的恶劣风气，提倡“实学”，把儒家指导思想(“六艺”)、历史经验(“百王之典”)、研究现实问题(“当代之务”)密切结合起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分析了理学不符合孔、孟学说本意，故非儒学正统。理学要禁绝人欲、扫灭人们心中本有之念，顾氏则针锋相对、力倡心中有欲念是天生合理的，符合“造化流行”的规律。他说：“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3](卷1，“艮其限”条)顾炎武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政治祸害，揭露理学空谈误国的言论，都是继承了孔子学说的精华，而且根据时代的条件而创造性地发展，因而将儒学理性精神推向新的高度，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重新审视乾嘉时期学术演进脉络的意义 长期以来，“乾嘉学术”与“考证学盛行”二者几乎成为同义语。诚然，乾嘉考证学是学术史上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项学术繁荣。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提倡崇实致用的学风，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斥责明代士大夫空谈误国，提倡学术经世致用；又一方面，是“通经致用”，主张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求得对儒家经典的准确了解，把“经术”与“治道”结合起来，以避免重蹈理学家空谈心性的覆辙。清初诸大师，治学气象博大，对于儒家经典多有著述。《日知录》中有不少条目，即属于考证方面，显示出搜集材料的广博和雄厚的功力。顾炎武的考证成就直接影响了乾嘉学者治学的旨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对顾氏的考证功力做了高度的评价。清代考证学风开始形成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学者们由考经而考史，在诸如文字训诂、音韵、天文历算、舆地、典章制度、经籍注疏、史实考订，以至校勘、辑佚、辨伪、目录等领域，长期进行窄而深的研究，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考证名家辈出。考证学的盛行，除了学术本身内在渊源以外，还有社会条件和清朝统治政策的原因。一是，康熙以后至乾隆，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二是，清朝屡兴文字狱，罗织罪名将敢于议论政事的士人严酷治罪，人人自危。聪明才智之士被堵死了关心政治问题的道路，只好转向故纸堆讨生活，做所谓“纯学术”的文献考订。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即为当日士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由此而来，将乾嘉学术等同于考证学盛行，便成为长期流行的观念。这一思维定式，实则严重妨碍着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们的学术取向做客观、全面的探讨，做更加深入的发掘和评价。今天，亟有必要做重新审视的工作。客观地说，乾嘉学者中虽然缺乏如顾、黄、王那样治学气象博大的学者，那样高扬批判的旗帜，并在诸多社会和历史问题上做出具有理论意义的阐发，但是，当日学术也并非真的成为考证学的“一统天下”。做深入研究即可发现，乾嘉学者中确有一些特识之士，能够超出广搜材料、严密考订的“朴学”范围，对一些问题进行具有理论意义的探讨，做出很有时代特色、足以发人深省的回答。举其最为显著者，如戴震，不但擅长于精密考证，而且精心撰写哲学著作，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在其考证学著作中揭示出“追求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取向，对于流毒极深的滥用褒贬手法痛加抨击，并且表达出对经国养民问题的关怀；如章学诚，他逆于时趋，抨击考证学末流以“补苴襞绩”为能事造成的严重流弊，倡导“学术经世”，并且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大力探求作为人类社会演进客观趋势的“道”。 进行这番“重新审视”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对“乾嘉时期学术”做重新评价和定位，明确这一时期不但考证之学大盛，而由于一批英伟之士的努力，这一时期在理论思维上也有出色的成就。重新梳理这一特殊时期学术演进脉络。恰当地评价这些代表性人物的学术取向和思想价值。 第二，推进对儒学思想精华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认识。回答儒学的思想精华在乾嘉这一特殊时期对学者们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时的卓荦之士如何对儒学理性精神大力发扬？ 第三，进一步认识乾嘉时期作为清代学术演进重要的一环，它是如何由清初学术递嬗而来？而章学诚的思想主张，如何预示了此后学术风气的转变？进入20世纪以后，戴震、章学诚、钱大昕、赵翼等人又为何得到学者的推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及的戴震等人，只是在乾嘉时期众多学者中选其有代表性者，而且这几位名家学术思想丰富，文中讲到的也仅限于举要式而已。 三、戴震：创造性地用“理”来思考，勇敢地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枷锁 戴震是乾嘉汉学中皖派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名望很高。他的学问包括考证成果和哲学成就两部分，既擅长训诂、音韵等考证之学，精于历算，又撰写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哲学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尖锐地批判理学家否定情欲之说。戴震认为，情欲是人生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存在，保证人的情欲依照其自然的逻辑发展，国家才得治理，社会才得安宁，如果禁绝性情、遏止人欲，就等于壅塞仁义，堵死社会发展之路。故说：“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夫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4](《原善》)态度鲜明地提出要发扬原始儒学的朴素理性精神，来廓清理学家违反人类生存本性、违反社会正常发展逻辑的“情欲说”。他写有《答彭进士允初书》，直斥程、朱援释入儒，尽失孔子学说真解。程、朱所持“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教，至百年来为害斯民至烈！他做了极为深刻的剖析：“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些‘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5](《答彭进士允初书》)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愤怒揭露尊者、长者、贵者动辄以“理”责罚卑者、幼者、贱者，“理”成为迫害无数无辜者含冤致死的工具，这就是“以理杀人”，他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5](卷上)这是对理学最痛切的批判。 戴震发挥原始儒学的理性精神，揭露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说教为祸民众的实质，是乾嘉时期坚持唯物观点取得的具有战斗意义的理论成果。对此，还有两点需要引申和说明。一是，他批判理学家的荒谬说教，所用的武器恰恰是“理”，是在唯物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指导之下，做透彻的发挥，来辨清理学家荒谬说教违反事物逻辑关系、违反人类本性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唯心主义实质。他对“欲”与“情”与“天理”的关系，做了精彩的概括：“欲者，有生则愿遂其生而备其休嘉者也；情者，有亲疏、长幼、尊卑感而发于自然者也；理者，尽夫情欲之微而区以别焉，使顺而达，各如其分寸毫厘之谓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过。……情之当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过。……欲其不流于私则仁，不溺而为慝则义；情发而中节则和，如是之谓天理；情欲未动，湛然无失，是谓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5](《答彭进士允初书》)欲与情，都是天然合理的。“欲”的适当满足，“情”的有节制的抒发，正是符合天理之自然！这就在根本上揭露了理学家借口维护纲常名教而扼杀人欲、人情，恰恰与“理”背道而驰。所以戴震正是把“理”放在符合自然和人性的基础上正确发挥，以此为武器，驳斥理学家将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神圣化为“天理”的荒谬本质。在清代，虽然道学家已经声名不好，屡遭讥笑，但理学仍是朝廷提倡的官方哲学，戴震这些士人从小也熟读程朱理学的著作，他恰恰是从正确方面，接受了“理”的熏陶，因而能够恢复“理”的活泼、自然的本性，用来反驳理学家所布下的迷障。戴震在文献学方面精于考订，其实也是运用“理”来推理、判断、证明。他是将“理”运用在两个不同的治学领域，而都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二是，当时学者对戴震的评价很有出入，而最能提出中肯看法的，却不是考据学营垒中人，而是善于运用“理性”进行思考的章学减。章、戴二人在修地方志和评价郑樵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章对戴学“绝诣”确有卓识。其总体的评价是：“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6](《书〈朱陆〉》篇后)“一时通人，而求能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君可与几比。”[7](《佚篇·答邵二云书》)给予了充分的推崇，毫不顾及个人恩怨。但许多考据家认为，考据才是戴学的“绝诣”。而戴氏著《原善》、《性论》等一类哲学著作，则“空谈义理，可以无作”，甚至指责为“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这正说明当时学术界的偏见是多么根深蒂固！大学者朱筠、钱大昕也持这种看法，“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7](《佚篇·答邵二云书》)。他们不能赞同戴氏揭露理学家“以理杀人”的观点。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发挥儒学中朴素辩证的精神、运用理性思维，才能勘破事物的实质，回答时代的课题，把学术向前推进。 四、三大考史名家：治学高标“实事求是”，注重总结盛衰教训，关心“经国养民” 三大考史名家是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他们分别撰成的《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是乾嘉考史的代表作，享誉士林。关于三大家在考证史实、辨证古籍疑难问题和精良考证方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还需要做深入探讨和发掘的，是考证名家们有哪些理论性的建树？他们对于历史和社会问题提出了哪些具有思想价值的认识？答案是肯定的。这里主要应包括两项：一是，他们治学高标“实事求是”，对于宋明以来盛行的、造成流毒很深的滥用褒贬书法痛加抨击，为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做出可贵的努力。二是，他们的论著中突出地体现出具有注重总结盛衰教训和关心“经国养民”的旨趣，因而在当时醉心考据的气氛下闪耀出理性主义的光辉！以下举出若干例证。 孔子修《春秋经》严格讲褒贬书法，其中同然有倡导史学经世的合理性一面，但同时，又因为过分强调使用一两个字以显示种种不同褒贬的“微言大义”，因而掩盖或歪曲了史实。后世史家本应以此为戒，不再沿用，如刘知幾在《史通·惑经》等篇中即已经提出过批评。至两宋时期，由于重视纲常伦理，强调正统与闰位等观念的盛行，致使一些学者竞相仿效《春秋》“书法”，视为撰史之大事。欧阳修撰《新唐书》、《新五代史》，朱熹撰《通鉴纲目》，都竭力效法《春秋》书法，造成许多重要史实被掩盖、被歪曲。这种倾向，与宋、明一些学者竞相撰写宣扬理学家伦理观念、不顾历史时势、专凭主观臆断评论历史的风气相配合，致使中国古代史学重视“实录”、“直笔”的优良传统受到严重的挑战和损害。乾嘉时期史家认识到这种弊病对于“追求历史真实性”的重要原则的危害，他们发扬了儒学朴素理性主义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起而加以抵制，严肃批评专凭主观爱憎任情褒贬、舞文弄墨的流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专列有“欧法《春秋》”条目，说：“欧(阳修)不但学《史记》，并往往自负法《春秋》。……愚谓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且意主褒贬，将事实壹意删削，若非旧史复出，几叹无徵。”[8](卷93)王鸣盛的批判很深刻，手法却很巧妙，说“圣人”无人可及，其“书法”是凡人无法窥测的，如果不自量力学步，就是“妄效”，造成混乱，使人不明历史真相。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六四“《宰相表》”条，也尖锐地批评欧阳修、朱熹误学《春秋》笔法以表示褒贬予夺，企图用一两字用词的不同寓含是非善恶的评判，结果是复杂多样的历史真相成为扑朔迷离的疑团，读史“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9](卷64，《宰相表》)。赵翼所举事实更详细，分析更透彻，他在《廿二史札记》卷十六中专门写有“《新唐书》本纪书法”条目，指出：“欧公本纪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凡书伏诛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玄宗讲武骊山，以仪注有失斩唐绍，绍死后，玄宗追悔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书‘唐绍伏诛’。(原注：《旧书》，‘唐绍斩于纛下’。)封常清与禄山战，败，奔陕郡，劝高仙芝守潼关。仙芝至关，缮守备，贼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无死罪也，而书‘封常清、高仙芝伏诛’。(原注：《旧书》，‘斩常清、仙芝于潼关’。)是不亦太刻乎！此数人皆书伏诛矣，宦官陈弘志弑宪宗，俸逃其罪，文宗始赐死于青泥驿。《新书》于《宪宗纪》既书‘陈弘志反，帝暴崩’矣，又于《文宗纪·论》谓：‘帝能诛弘志，亦足伸其志矣。’则青泥驿之赐死，自必应书伏诛，乃反书‘杀陈弘志’，一似无罪而枉杀者，此更两失之也。”[10](卷16)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欧阳修作为大史学家，却因滥用“书法”，把无罪的唐绍说成“诛”，似是有罪，而把有罪的陈弘志说成“杀”，似是唐文宗将他枉杀，如此掉弄所谓褒贬“书法”，岂不严重地歪曲史实！审视宋代以后史学的演变可以看出，孔子强调《春秋》笔法曾对后代史学确实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有告诫人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类富有朴素理性精神的格言，此等都与“实录”、“直笔”精神相一致。乾嘉时期钱、王、赵三人不愧为具有通识的著名学者，他们根据对史学发展正反面经验的总结和时代所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大大发扬了这种理性意识，他们已达到相当自觉地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因而对纠正任情褒贬、歪曲史实的有害倾向作出重要贡献。 在当时醉心于训诂考订的学术气氛下，三大家对儒学理性精神大力发扬的又一突出表现是，他们的著述表达出对民生疾苦、国家治乱的关切，显示出总结历史盛衰教训、注重“经国养民”的旨趣。 钱大昕赞成孟子“民贵君轻”的进步思想，认为无道之君被弑是罪有应得：“《左氏传》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11](卷7，“答问四”)钱氏还关心黄河的治理，指出颇为中肯的意见，反映出他思想中经世意识的一面。《十驾斋养新录》中有“河防”条，论述黄河自金元之间改为南行，合汴、泗、淮以入于海后，灾害频仍，“两岸之堤，岁增月益，高于民田庐舍，且与城平矣。水之性就下，不使其由地中，而使出地上，欲其无决，不亦难乎！”他又批评潘季驯治河一味增高河堤、反对改流分流的保守主张，绝非治河良策：“谓河不宜分，而增堤以御之，一朝溃溢，堤不能御，又縻国帑以塞之，侥幸成功，而官吏转受重赏，此国之巨蠹也。季驯之法，守之百五十年，而其效如此，谓之习知河务，吾不信也。”钱氏又引用顾炎武抨击河防官吏从上到下无不靠侵吞治河费用发财的言论，加以发挥，斥责当时贪官污吏的害国害民：“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堤防日增，决溢屡告，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可虑也！”[12](卷18，“河防”)黄河改南行以后灾害连年，原因是兰考、商丘以东地势南高北低，维持黄河南行，违反水自高就下的本性，所以无岁不治，而无岁不决。钱氏指出若坚持潘季驯维持黄河南行的旧法，决然难以治理河患，这是击中要害的卓识！此后，魏源在道光年间著文，进一步论述亟须使黄河恢复北行的主张，并预言“人力纵不改，河必自改之”。[13](《筹河篇》，P371)到1855年，黄河果然从铜瓦厢向北冲开决口，北行沿大清河流入渤海。钱大昕、魏源的有识之见得到完全的证实。 再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出，治史“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年建制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8](序)，尤其被作为只求考订史实、不加任何评论的错误典型而屡受贬责。其实，他所言乃别有所指，其要义，在于“务求切实”，这是有的放矢，针对宋明以来学者长期存在的弊病而发。宋明时期出现了大量所谓“史论”、“史评”，往往只取史实的某一点而横生议论，借题发挥。宋代王应麟对此已提出批评，而至明代仍大有泛滥之势。因此《四库总目提要》直斥这类史论为“百家谰语”，“此是彼非，互滋簧鼓”，“凿空生义，僻谬不清”。(《四库总目提要》卷88，“史评类”总序)史学要进步，就要从宋明人的流弊中解脱出来。王鸣盛相当自觉地担负了这一时代责任。他反对的是凭主观臆断的“空论”，而不反对结合史实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是非曲直，他认为后者即属于“考其事迹之实”的工作。《十七史商榷》中，恰恰有许多对历代重要制度、事件的探究，发表关注国计利害、同情人民疾苦的议论，并能自觉地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正确和明晰可信，这些正是朴素理性精神的体现，也是王鸣盛史学中最有光彩的地方。这里仅举一个重要例证。王鸣盛对晚唐政治史的研究很具卓识，在书中对顺宗时期革新派人物与宦官集团的斗争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阐幽决疑，态度鲜明而又确有根据地赞扬历史上的革新派。对于王叔文这位革新人物，历代封建保守派嫉恨他，骂他“以邪名古今”，“千古之败类”！《资治通鉴》也加给他“奸诈”、“欲夺兵权以自固”等恶名。王鸣盛以充分的史实，褒扬王叔文的革新措施“改革积弊，加惠穷民”。《十七史商榷》卷七四“顺宗纪所书善政”条中，指出“(叔文)用心则忠，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唐书》亦循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考顺宗在东宫，叔文被知遇，及即位，遂得柄用。然则叔文之柄用仅五六月耳，所书善政皆在此五六月间”。详细列举了“永贞新政”实行的废诸色杂税及额外进奉，罢五坊宫市，免除百姓所欠租赋钱帛等措施，表彰他“黜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已往”，“自天宝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又指出，由于德宗委任宦官掌握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又置护军中尉、中卫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且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而争出吾门”，祸乱由此而生。因此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绝不是稳固私位，而是忠于唐室、忠于国家的行动。[8](卷74，“顺宗纪所书善政”)王鸣盛敢于肯定革新派的历史作用，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思想。他一扫千年来各种守旧人物加在革新派身上的诬枉不实之词，赞扬了正直人物对邪恶势力的斗争，其视野达到唐代后期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显示出具有开阔的眼光。 赵翼的史识较之钱、王二家也毫不逊色。他所著《廿二史札记》堪称有两大特色。一是，远远高出于专作文字校勘训诂、史实排比考订的朴学家，而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分析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法则和教训。他总结出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10](卷20，“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二是，书中尤其注重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如他论述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问，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至万历中，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而至亡国。[10](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而明朝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②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一味指责其腐败的误解，举出明朝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事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赵翼揭示出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证明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极端腐败荒唐，宦官的专权和权奸疯狂地聚敛财富，则是封建政治机制上孳生的毒瘤……都是对明代兴亡的很有深度的总结，蕴含着极具启发意义的近代理性意识。赵翼有进化观念，充满探求新知的热情，并且已认识到冲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的迫切需要。有诗云：“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有墟拘，儒外有物格。”[14](绝句二《论诗》)指明儒学以外有先进事物，中国之外有圣人的道理，在当时处于封闭状态，视外国为“化外之民”的时代条件下，他的言论不啻是理性精神的闪光！正因为赵翼有一般考证学者难以企及的开阔眼光和思辨意识，他的史著的内容和方法才与行将代起的近代史学有相通之处。 五、章学诚：针砭烦琐考证学风的流弊，探索历史哲学，提出重要命题 章学诚被称为“乾嘉别派”，因为在考证学风靡于世的情况下，他治学的领域和路数迥不相同。他做的主要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尽管他与朴学家们研治的领域、路数各不相同，但在见识上却可以相通。就是说，章学诚与戴震等位具有通识的考证学者，在坚持儒学重证据、戒盲从，主张学以致用，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对待事物这些根本治学态度和指导思想上，彼此却能遥相呼应。上述章学诚赞誉戴震“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可谓明证。章学诚之所以能“别识心裁”，究其实质，就是根据时代的条件，对儒学朴素理性精神创造地加以发展，对所面临的课题做出出色的回答。对此，可以归纳为三项： 一是，他以挽救学风流弊为己任。在当时考证学如日中天、士人竞相奔赴的情况下，他却善于独立思考，认为做学问不能盲从跟着风气跑，指出考证风气的背后存在严重的弊病，只满足于小小问题的考证，忘记了治学的大方向。他批评烦琐考据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6](《与汪龙庄书》)他又提出应当区分“功力”与“学问”：“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骤几，人当致功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7](卷29)搜集材料，排比罗列，考证异同只能称之为“功力”；更重要的是从材料中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因为他的主张不合流俗，自称“颇乖时人好恶”，甚至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他毫不气馁，勇敢地顶着风气走，并且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在致钱大昕的信中，他说：“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7](卷29)章学诚的有力针砭确实打中了烦琐考证学风的流弊，他提出的“学术经世”，恰恰预示了学术风气将发生极大的转变。 二是，对儒家经典做出新阐释，总结出历史哲学的新命题。《文史通义》“内篇”中，《易教》、《诗教》、《书教》、《礼教》诸篇，均为对儒家经典作出新的阐释，鲜明地提出“六经皆史”，要“断以今之所宜”，“开发前蕴”等理论主张。进而在《原道》上中下三篇，集中讨论历史哲学问题。此三篇作于章氏五十二岁时，是代表其晚年学术思想成熟之作。“道”在传统学术是最高范畴，讨论包括世界的本原、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及学术的指导思想等。章学诚一反时人醉心考据、罕谈哲理的风气，力求矫治俗儒嗜古信古、因循保守的思维定式，论述了诸多极有意义的哲学命题。其尤为重要者有：论述“道”源于社会实践，逐步演化发展，“渐形渐著”，越来越明显、复杂；论证要破除“六经”是圣人以“天纵之圣”创造出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秘观点，真正认识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而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他论述“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必须革新观念，勇于总结出新的“道”。其时正当中国社会处在大变革的前夜，章学诚眼光深邃，要求学者确立新的价值观，抛弃六经是孔子因其“天纵之圣”、从头脑中演绎出来的旧观念，抛弃“道”是固定不变、六经已经穷尽的旧观念，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而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观点，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认识，勇于创造，回答时代的要求。 三是，推进历史编纂理论，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运用纪、表、志、世家、列传诸体配合著史，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一直被历代修史者奉为楷模。而到了传统史学后期，修史者对之刻板模仿，在体例上不知根据需要灵活变通，不懂得应当用史识统帅史料。如章学诚所批评的：“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溃败决裂，不可救挽。”[6](《书教下》)当时人们都对因袭旧规视为理所当然，章学诚却大力倡导实现历史编纂的改革，以达到“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6](《答客问上》)。在探索两千年史学演变和辨析体例的基础上，他提出改革史书编纂的方向：“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6](《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这是运用辩证思维和大胆革新而得出的卓识，意义极其深远。他将表面上似乎不大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20世纪初章炳麟、梁启超计划修撰中国通史而提出的编纂设想，其后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编纂体裁上的成功实践，都与章学诚提出的改革方向有着内在的联系。 六、理论的启示 围绕“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得到十分有益的启示。 重新审视乾嘉时期学术，应当超越单纯学术考证尺度的局限，深入分析和正确评价乾嘉学者在“义理”层面的成就。“乾嘉学术”与“乾嘉时期学术”，是两个既互有联系但又互相区别的范畴。“乾嘉学术”，其内涵为乾嘉考证学。这是由于这一时期考证之学高度发达而长期形成的观念。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诸多考证名家，穷年累月在文献领域做整理、考订工作，取得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为后人读懂古书扫除障碍，这些学者治学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考证方法精良，凡此诸项，都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又须看到，这种考证学的繁荣是在特殊环境之下形成的，由于清廷对汉族士人残酷迫害，使学者心有余悸，绝口不谈现实问题，终日做典籍考订工作以避祸，风尚所趋，人人竞相奔赴。在这种时代风气下，就造成两种缺陷，一是考证学的末流走向烦琐主义，二是不探求事物内在的联系和运行的法则性，对于理论性的成就不予重视，甚至排斥。学者研究问题，不能只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探求历史和文化演进中规则性的东西，阐发典籍中思想性的内涵，应当是学术研究中更高层次、更有意义的工作。还有，学者不能离开社会，到乾隆末年，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显现，时代大变动行将发生，学者还能久居于“象牙之塔”？当时在考证学阵营中也已有学者认识到士人群集于脱离实际的考证之学究竟不是治学的正途。《说文解字注》作者段玉裁，是四位最著名的训诂考证家“戴段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一，在其晚年即做了深刻的反思，后悔自己一生只做具体问题考证，未能达到深一层的学问，说：“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恨已晚。”[15](卷8，《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学恭跋》)又说：“回首平生，学业何在也？政绩何在也？”[15](卷8，《八十自序》)与此相印证的是，有的考证学者的著作也关注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如，俞正燮《癸巳类稿》书中，撰写有《驻扎大臣原始》，记设置新疆、西藏驻扎大臣的由来，《俄罗斯事辑》，记中俄关系，《总河近事表》，记清代治理黄河水患史实，都是超出一般文献考证之外，与“经世”密切相关的问题。 以上史实和分析足以证明：对于乾嘉时期学术做重新审视很有必要；发掘和阐释戴震等位学者在义理层面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乾嘉时期学术”较之“乾嘉学术”的内涵要远为丰富，远为深刻。它不但包括人们熟知的考证学成就，而且包括这一时期学者在义理层面探讨的成就。无论是戴震大声疾呼人们要认识理学家“天理流行”说的危害，恢复活泼健全的人性，或是钱大昕畅论如何治理黄河，王鸣盛充分肯定历史上的革新派人物，赵翼对历史盛衰的总结和他表达的进化历史观，三位考史名家对歪曲史实的滥用褒贬书法的抨击，或是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尽管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议论的对象有别，但其认识出发点和思想动力，就是立足于儒学中重事实，主张学术经世致用，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事物的理性精神，结合所处的时代环境，将之大力发扬！乾嘉时期，虽然考证学风靡于世，“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但还须明确指出，当时在这一学术潮流之外，还有另一股学术潮流，即注重理论探讨，并且闪射出思想光辉的“义理”之学的潮流。后者虽然人数并不多，但其理论上、思想上的成就却居于学问的更高层次，而且反映了社会要前进的时代脉搏。因而不仅预示了行将到来的嘉道年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而且成为20世纪初梁启超构建“新史学”和“五四”时期革新派学者提倡思想解放的直接源头之一。由此，我们可以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学术变迁的内在脉络，可以进一步感受儒学思想精华的强盛生命力，它会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绽放新花，推动中华文化不断自我更新、壮大发展！ 注释： ①《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按，《日知录》初刻本(八卷)卷三有此条，前后对照，几乎完全重写。说明顾炎武不停留在原来认识，而对于重要问题反复思考、深入总结。 ②《廿二史札记》卷32，“明初吏治”条，并参见本卷以下各条。 【参考文献】 [1]王充：《论衡》，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顾炎武：《亭林文集》，朱氏槐庐本．清光绪十四年(1888)刻。 [3]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戴震：《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 [6]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12]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3]魏源：《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赵翼：《瓯北诗钞》，清光绪三年(1877)滇南唐氏刻本。 [15]段玉裁：《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