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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探讨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及与常州学派的关系，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六经皆史说与今文经学 许多人对于龚自珍“六经皆史”说都作过各自的分析与解释，但却没有找出他之所以这样说的动机和原因，有人甚至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以为这是经古文学家的言论，从而造成了一些误解。我们知道，龚自珍非常重视历史学的作用，将它提高到无比崇高的地位，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名；隳落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在他看来，古史的兴衰与周朝的存亡息息相关，龚自珍所说之史，主要包括六经与诸子等在内，他说：“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2]将六经（《乐经》早亡，故只剩五经）当作周史的大宗（根本），而以诸子作为周史的小宗（辅助）。他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宾宾”基础之上。何谓“宾宾”？他曾这样解释道：“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夫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毕于周为宾也，异名而同实者也。”[3]这种解释，颇值得我们认真玩味。孔子述六经所凭借之史，对于周朝来说是“宾”，六经为“宾”，孔子亦为“宾”，由此可见孔子“不专为其本朝”而述六经。这不就意味着孔子为后世立法吗？自珍此论，表明了他对孔子的根本态度。 既然孔子为后世立法，那么后世儒家混记传群书诸子等入六经，而出现“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类的说法，在龚自珍看来就是“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因为在他看来，记传群书诸子等皆为孔子之后学对于经文的解释与补充，这些内容对于理解经文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们本身并不是周朝之“史”，对于周朝来说也就不是“宾”，不能对后世起指导作用。故而自珍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4]这句话的目的在于为六经正名，从而维护他的六经皆史说和“宾宾”论。对于龚自珍所说孔子不作一经之论，今文经学家皮锡瑞颇为不满，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中引了龚氏此论后，接着评论道：“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感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5]日人本田成之亦说，龚氏言“六经是存在于仲尼以前，这和普通的今文家异趣，乃是从史学家底立场言论”[6]。龚自珍与普通今文经学家对六经的看法，在表面上确实不同，他的思想明显受到其乡先辈章学诚(1738—1801)的影响。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开篇就说：“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7]他认为六经是先王（周公）治理国家的政教典章，即史料，孔子只对这些史料加以整理，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但由于孔子在整理时有着自己的取舍书法标准，其中有了史义，故六经这种史，并非一般，其中有深意存焉。他也反对后世以传记等为经，而出现九经、十三经等的说法，主张经之有六，“损为五而不可，增为七而不能，所以为常道也”[8]。并欲“约经之指，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9]。即要求以六经作为后世撰述的指导思想。章学诚言六经皆史，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施之政事；而龚自珍的六经皆史之论，目的在于指出孔子为后世立法，故他欲以《春秋》决断万事[10]，亦即通经致用，施之政事。有人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六经皆史，将它当作古文经学家的言论，对此，钱穆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指出：“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经致用，施之政事，……经生窃其说治经，乃有公羊改制之论，龚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为文，固时袭实斋之绪余者。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近人误会六经皆史之旨，遂谓流水帐簿尽是史料，呜呼！此岂章氏之旨哉！”[11]钱穆先生此论指出了龚自珍思想受到章学诚很大的影响，他们所主张的六经皆史说与公羊今文家主张变法改制思想相通，可见六经皆史说并非古文经学家的专利。 二、龚自珍是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健将 对于龚自珍是否为今文经学家，是否属常州学派，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认为龚自珍的思想基本属于公羊今文经学范畴，他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人物。否定龚自珍为今文经学家的理由，主要是以为他“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12]。不错，龚自珍向刘逢禄学习公羊今文之学是二十八岁，二文也确实写于二十八岁前，但这并不能说明龚自珍直到二十八岁才接触公羊学。我们从作者二十八岁以前所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已受到公羊学的影响，例如：“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13]治世、乱世、衰世的说法为公羊三世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历史分成“史氏之世”、“大臣之世”和“群史之世”[14]，实际上也是公羊三世说。他又说：“汉臣采雅记古仪官书，造《周礼》，又颇增益《左氏传》”[15]，对《周礼》和《左传》的态度与今文经学家的说法一致。而且，我们从龚自珍早期思想里要求变易、改革及经世致用等主张中，都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与公羊今文学完全一致[16]。 嘉庆二十四年(1819)，龚自珍会试落第，在京师向刘逢禄学习公羊学，他思想深处原本就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此时一听刘逢禄所言，觉得句句话都说在心坎儿上。第二天，喜悦之情仍难以抑制，他不禁挥笔写下一首诗：“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17]决心跟随刘逢禄研究公羊今文经学。刘逢禄去世十年之后，龚自珍著成《春秋决事比》六卷，将此作为继承刘逢禄微言大义的作品，可以告慰于逝者。“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刘礼部，东南绝学在毗陵。”[18]毗陵是常州的古称，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刘逢禄及常州学派的崇敬之情。 龚自珍对于常州地区学术文化极为熟稔，与常州籍学者的交往也很多，他曾写下《常州高材篇》一诗，记述常州人材之盛，对于乾嘉时代常州学者的各种学问，无不提要钩玄，钱钟书称此文“可作常州学派总序读”[19]，诗中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窔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谈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20]诗中描述了常州地区家家户户都通晓公羊今文经学的情形，可见常州学派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如果作者对常州学派没有深入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首诗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从思想源流上去分析，完全可以将非常州籍的龚自珍及魏源等人归入常州学派。梁启超在所撰《儒家哲学》中谈到清代常州学派时，认为：“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学。……继他们而起的，有两个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一个是龚自珍。”[21]梁启超说得非常清楚，“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所以说龚自珍是常州学派的健将。 三、龚自珍的治学特点 龚自珍是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的健将，但他并不是全盘接受公羊学的所有思想，对于他所崇拜的常州学派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亦有不同意见，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治学风格。公羊今文经学中存在着许多谶纬迷信思想，对此，龚自珍基本持否定态度。他说：“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他断承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某些方面，对天人感应论思想作出了批判，认为日食、月食有其自身规律，“近世推日、月食精矣”，他建议朋友遍查“历来彗星旧档案”，找出这种规律，著成专书，“此书成，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22]。但他并不完全否定有意志的天的存在，“善言人者，必有验乎天”[23]，“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24]，这又表现出他认为天与人互相感应，彼此相通，流露出谶纬神学的意味，这表明了他不彻底的唯物论思想。 龚自珍研究今文经学的目的在于以公羊之义讥切时政，即经世致用，故他不拘泥于今文经学的门户。他在撰写《春秋决事比》时，“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新王，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求事实，间采左氏；求杂论断，间采谷梁氏”[25]。兼采公羊、谷梁和左氏三家之说。这是因为无论今文、古文，其先皆出于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26]。因为源头一致，今、古文之间不应各持门户之见，互相指谪。龚自珍不抱门户之见还表现在对待公羊氏及何休的态度上，他认为：“公羊氏失辞者一，失事实亦二；何休大失辞者一。”[27]这在那些严守今古文壁垒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守家法，大逆不道！但龚自珍偏偏敢说这些话！对于曾求学过的刘逢禄，自珍是很尊重的，在文中常引用他的说法，并“大书‘刘礼部曰’别之，如公羊子称沈子、女子、北宫子曰故事”[28]。但他又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对刘逢禄的的某些说法，亦有不同态度，在文中特别标出“予说此事，与刘礼部异”[29]。表现出求真的态度。对于《诗经》的解释，他也不拘泥于今文经学之说，对今文、古文“无所尊，无所废”，“经有家法夙所重，诗无达诂独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泬寥再发姬公梦”。诗后自注说：“为《诗非序》、《非毛》、《非郑》各一卷。予说《诗》以涵咏经文为主，于古文毛、今文三家，无所尊，无所废。”[30]自珍分明知道经学讲“家法”，但他还是敢于突破门户之见，不墨守今文经学的樊篱。当然这并不能用来当作否定他属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的证据。因为一个学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正是这个学派有生命力、能发展的表现；如果一个学派内部在所有问题上观点都完全一致，首先这不可能存在，其次即使存在，那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无法继续前进了。 四、公羊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观 龚自珍对社会历史的看法继承了公羊学的传统，将历史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个时期：“问：‘《礼运》之文，以上古为据乱而作，以中古为升平，若《春秋》之当兴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也？’，答：‘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31]“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食货者，据乱而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宾师乃文致太平之事。”[32]干支可以用来记一日一年，也可用来记一章（十九年为一章）一蔀（四章为一蔀）；公羊三世既可用来划分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可用来划分某一段时期的历史，甚至还可以用来划分文学作品的时代。不仅《洪范》八政可配三世，八政自身又名有三世，而且如公刘之诗亦“有据乱，有升平”[33]，《尚书·洛诰》篇亦“有升平，有太平”[34]。这表明了自珍将公羊三世作为分析历史事物的钥匙。从龚自珍的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已经隐约流露出“三世三重”说的迹象。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著《中庸注》，提出：“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据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据乱、升平之别。”[35]放慢其资产阶级改良步伐，其思想或受到龚氏之影响。 龚自珍没有像康有为那样明确地论述什么是太平世，但他在《农宗》里提出“定后王之法”[36]的设想，这大概就是他理解的未来社会模型。在他设计的这个社会里，土地按照宗法关系分封给各大宗：“百亩之宗，以十一为宅，以十一出租税奉上。宅不十一，则不足以容鱼菽之祭，不足以容舂揄；税不十一，则不足以为天子养官属及选举之士。以十一食族之佃，佃不食十一，则无以戚期功。……大宗有十口，实食三十亩，……以三十亩之粜治家具，……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37]我们从自珍的这份规划里，可以看出他所设想的太平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社会，其中虽然也有商品交换，但主要目的在于购买家具等必要生产工具，他主张减少货币的流通量，甚至以货易货地进行实物交易，以达到重物轻钱的目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社会开始一步步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龚自珍在这个时候提出“农宗”主张，要求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对这一危机的挽救。他提出的重物轻钱主张，虽然有解决因鸦片贸易而出现“钱荒”的意义，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着违反历史发展，阻碍商品流通的严重错误。这也表明了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龚自珍，由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夜，他还不可能设计出比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更先进的生产模式出来。 龚自珍之所以讲“公羊三世”说，目的在于从公羊学中找出理论根据，为他的变法改革理论服务。他说：“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8]历史上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改变之中，本着这种认识，他呼唤着改革的“风雷”，要求改变那些不适应现实的法令，挽救行将垂危的清政府。这种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历史与现实，正是“公羊三世”说变易思想的核心。尽管这一理论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中也包含着历史循环论的糟粕。龚自珍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39]“礼乐三而迁，文质再而复。”[40]“三王之道若循环。”[41]“文体五百岁一变，书体五百岁一变，金石义例五百岁一变。”[42]“天道好还，强弱迭代。”[43]在他看来，历史、学术思想乃至文体等万物都在不断地循环变化之中，否定事物螺旋发展前进的规律。当然，这种缺点并非龚自珍一人所有，常州学派诸人大都存在这一思想，这与他们信奉“公羊三世”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理论本身便包含着进化论与循环论。 龚自珍是中国封建社会即将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夜所出现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继承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在“宾宾”基础上重提这个命题，其用意在于通经致用，施之政事，而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六经皆史”为经古文学家的论调；本文还论证了龚自珍为常州公羊今文经学派的健将，分析他在经学研究上的特点为不持门户之见，坚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研究经学，对于谶纬迷信思想，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表现出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继承了公羊学的传统，以公羊三世说作为分析历史事物的法宝，他所设计出的太平世理想，实质上仍然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的这个理想，既表现出他对现实社会危机的认识与挽救，也表现出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空想。由于公羊三世说本身就是进化论与循环论的混合物，故而龚自珍的思想中也就既有进化观点，又有循环论因素。 注释： [1][2][3][4][12][20][22][25][26][27]][28][29][36][37][38][40][41][42][43]《龚自珍全集》第21、22、28、38、5、494、346、234、75、59、234、64、28、50、50、319、193、280、342页。 [5]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9页。 [6]转自孙文光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17页。 [7][8][9]《章学诚遗书》卷一、卷十二、卷二。 [10]龚氏曾著《春秋决事比答问》五篇，即为明证。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92页。 [13][14][15]《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十七、第十七。 [16]参见汤志钧《龚自珍与经今文》，《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7][18][30]《己亥杂诗》第441、514、515页。 [19]钱钟书《谈艺录》，第134页。 [21]转自张舜徽《清儒学记·常州学记》第九，第499页。 [23][31][32][33][34]《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六、八、一、四、五。 [24][39]《壬癸之际胎观》第一、第五。 [35]康有为《中庸注》，第36页，演孔丛书刻本。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