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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与学派界线的作用。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同时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试图以对道统的哲学内涵的分析为基础，来解读宋代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的道统之争。 一、道统的哲学内涵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1]（《与陆子静·六》卷十三）“若谓只‘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2]（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3]（《中庸章句序》）。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4]（《原道》，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4]（《原道》卷十一）。“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原道》卷十一）。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过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首先说认同意识。当一个儒者谈及道统之时，表明了儒者本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5]（《子张》）这表明孔子以及整个孔门认同的是“文、武之道”。孟子也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6]（《梁惠王上》）“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6]（《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表明了自己是“仲尼之徒”、“圣人之徒”，自己所认同的是圣人之道。认同意识也即是鲜明的立场意识。当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表明韩愈认同的是儒者之道，他的学术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不是佛老的立场上。认同意识对于道统来说是最基本的，没有对于古圣先贤的思想认同，也就无从谈及道统。儒者对于儒家道统的认同，往往是自觉与自愿的。自觉是从理智上对于儒家学说以及价值理想的认同，自愿则是从情感上对于古圣先贤的尊敬与崇奉。 其次说正统意识。正统意识的发生是由于儒家内部多个学派或学术分支并立的情况下，具有道统意识的儒家学者往往把自己或自己一派视为儒家正统，而把儒学内部的异己、特别是学术观点与自己有较大分歧者视为异端或非正统。如牟宗三先生说：“大体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主者是宋明儒之大宗，而亦较合先秦儒家之本质。伊川、朱子之以《大学》为主则是宋明儒之旁枝，对先秦儒家之本质言则为歧出。”[7](P19)牟先生以宋明理学中程朱一派为旁枝，而以陆王一派为正统，当然也不免有以继正统而自居的意思。正统意识也即是道统正统意识。但儒家内部的正统之争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牟先生所说，宋明儒学“他们对于孔子生命智慧前后相呼应之传承有一确定之认识，并确定出传承之正宗，为定出儒家之本质”。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不是单一来源，后世儒者的思想倾向与背景也不一，因而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也是自然事情。但儒者基于自己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在标榜自己为正统时，所捍卫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正统地位，而更为重要的是捍卫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的本质。所以正统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卫道意识。 再次说弘道意识。以继道统而自命的儒家学者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认为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传继道统和弘扬道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如孔子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5]（《子罕》）孔子此处所说之文，朱子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不曰道而曰文，亦谦辞也。‘兹’，此也，孔子自谓。”[3]（《论语集注·子罕》）孔子以继文王之道而自命。至孟子则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6]（《公孙丑下》） 具有道统意识的儒家学者，既然把自己视为道统的传承者和担当者，那么就会认为自己有义务将儒者之道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然后还要传接下去。也就是张载所说的“为去圣继绝学”[8]（《张子语录中》）。 道统的基本内涵，应该包含以上三者。自孔孟始，儒家思想中便有了一些道统的因素。关于后世儒家列为道统之传道谱系表中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大都以崇敬和赞扬的语言提到。可以说，道统因素在儒家思想中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但为什么又以韩愈为道统说的正式提出者呢？我想主要是在于韩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传授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4]（《原道》卷十一）而这个具体的道统谱系把道统所包含的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和弘道意识也具体地表达出来。认同意识、弘道意识自不必说，就正统意识而言，韩愈道统说中也有之。韩愈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4]（《送王秀才序》，卷二十）孔氏之后，儒分为八，究竟哪一派得孔子正传呢？韩愈以为：“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4]（同上）这表明了韩愈对于儒家本质的理解，即儒家创始人的思想当以孟子的发挥和解释为标准，“……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4]（同上）。另一方面，韩愈虽未明确把自己列入道统，但其谓圣人之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4]（《与孟尚书书》，卷十八）不仅有继任道统的意思，而且还有学为正宗的味道。对于这一点，韩愈的学生李翱说：“孔氏去远，扬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9]（《祭吏部韩侍郎文》，卷六）“兄”便是指韩愈而言。李翱将韩愈与孟子并提，确认其归属孟子之学的正统地位。再如唐末的皮日休评价韩愈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10]（《原化》，卷三）这也同样是承认韩愈的儒学正统地位。 朱子曾说：“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今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见在史策者，便直是说梦！只有个韩文公依稀说得略似耳。”[2]（卷九十三）韩愈的道统说好似晴空一声霹雳，唤醒了儒家沉睡的道统意识，使儒家学者从较长时期的昏沉中惊醒。由于韩愈道统说的影响，儒学发展至理学，道统意识犹为凸显。正是出自对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以及学派之间相互竞争而争夺道统正宗的需要，朱子与象山引发了道统之辩。 二、朱陆道统辩 朱子与象山两人虽然都讲道统，但两人对于儒家道统内容的理解却并不一样，或者说两人各自所继承的道统并不是同一个道统。对于孔孟之后千余年来儒学史上的人物，朱陆二人从道统的角度也分别给予了各自的评价。这些评价也反映了他们在道统问题上的根本观点（限于篇幅，朱、陆品评儒学史人物的内容从略）。此外，道统之争和理学崇黜还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拟对以上内容作出说明和分析，并对儒家道统作出评价。 关于道统内容，我们仍遵循韩愈的作法从“道”和“统”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就“道”一方面言，朱子道统论中的“道”，是指程朱道学一派所谓的圣贤一脉相传的“十六字心传”，而象山所传之“道”则是孟氏之学。朱子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3]（《中庸章句序》）朱子所谓的道统之“道”，便是从《尚书·大禹谟》中摘出的这十六个字。前面讲过，朱子对于“十六字心传”的解释，也即是“明天理，灭人欲”，所以朱子所谓传“道”者便是传程颢“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也就是儒家的伦理纲常。 象山则以继承孟子之学而自居。他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11]（《与路彦彬》，卷十）关于这一点，象山后学也多有议论。其弟子孔炜说陆象山“唯孟轲氏书是崇是信”[11]（《文安谥议》，卷三十三）。王阳明也认为“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12]（《象山文集序》，卷七）。象山以继承孟子之学为己任，这与他对于儒学本质的理解有关。象山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注重“发明本心”，其有取于孟子者主要在于孟子的关于“心”的思想。所以王阳明在《象山文集序》中第一句便说“圣人之学，心学也”。这也可以说是象山对于儒学本质的理解。象山继承孟氏而注重道德，他从孟子关于“心”的思想中所汲取的也正是儒家道德学说，所以说象山是以儒家的道德为道统之“道”的。阳明紧接着还说道：“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谓也。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阳明将程朱一派常说的“十六字心传”作为儒家先圣一脉传承之“道”，并给予心学的解释，这在象山则是没有做过的。 其次，就传道谱系而言，朱子以伊洛诸公为道统正传，而象山则不同意这个谱系。 究竟哪些人可以作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人物，朱子与象山根据他们各自的思想渊源予以确定。在孟子以及孟子以前的人物是无须多言的，因为韩愈提出道统说时，对此已经说得极为明白，而且除了宋代一度极为流行的非孟思潮对于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或许有所怀疑之外，宋明理学家中大部分人还是接受韩愈提出的这个名单的。只是道统说的提出者韩愈虽然委婉地以继道统自任，但宋明理学家们大都拒韩愈于道统之外，不承认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韩愈说“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问题便都出现在这里。谁可继往圣之绝学，是朱陆以及其他理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在朱子之前，程颐曾把其兄程颢尊为道统正宗的传人。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13]（《明道先生墓表》，表七）朱子继承了程颐关于道统的思想，他首先认为儒家的“天理民彝”不可泯灭，还必须往下传。他说：“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3]（《孟子集注·尽心下》）“神会而心得”，便是理学家们据说的“心传”。因为他们继承韩愈“轲之死，其不得传焉”的说法，儒家道统一度出现了断裂，所以要接续儒家道统的话只能是通过心传。朱子认为，在孟子之后传儒家道统的人便是二程兄弟。朱子在《四书集注》篇终把二程定于一尊，他说：“有宋元丰八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3]（《孟子集注·尽心下》）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也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朱子以二程为道统传人，其理由在于二程能得“千载不传之学”。这层意思在朱子言语间时有所露。如讲气禀之说，朱子认为“千百年来无人晓得，后都黑了。到程先生后，说得方分明”[2]（卷六十一）。再如“曾子说忠恕，如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般，自有交关妙处。当时门弟想亦未晓得，惟孔子与曾子晓得。自后千余年，更无人晓得，惟二程说得如此分明”[2]（卷二十七）。可以说，在朱子看来，二程之所以能继道统，是由于惟此二人能在千百年后而得儒家之真精神。所以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其学生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2]（《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把二程与孔孟相提并论，几乎是要赋予二程以圣贤地位。 朱子在以二程为道统传人之后，又尽量使自己和这个道统挂起钩来，他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1]（《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卷七十八）在《大学章句序》中，朱子又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朱子在此比较含蓄地说明自己得道统之嫡传，弟子们则将朱子的意思明确地提了出来。黄干《朱子行状》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14]（卷八）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14]（卷五）朱子门人陈淳也说：“轲之后失其传，天下骛于俗学，盖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不自觉也。及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萃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15]（《严陵讲义·师友渊源》这里把北宋的几个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也都纳入了儒家道统，这个道统即是朱子后学常说的“周程之统”、“濂洛之统”或“伊洛之统”，而朱子则是这个道统的集大成者。 对于朱子所说的道统，象山是不承认的。他说：“由孟子而来，千有五百余年之间，以儒名者甚众，而荀、扬、王、韩独著，专场盖代，天下归之，非止朋游党与之私也。若曰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则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万世之公，亦终不可厚诬也。至于近时伊、洛诸贤，研道益深，讲道益详，志向之专，践行之笃，乃汉、唐所无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谓盛矣！然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未见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未见其如子思之能达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未见其如孟子之长于知言，而有以承三圣也。”[11]（《与侄孙濬》，卷一）在象山看来，朱子所尊奉的伊洛诸公，虽然在学说、践履上有所成就，但与曾子、子思、孟子相比，差距尚远，仍不足以继任道统。象山还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11]（《语录下》，卷三十五）象山在这里对于伊洛诸公的批评还算是比较委婉的。但正如朱子批评象山时所说的“务要突过有若、子贡以上，更不数近世周程诸公，故于其言不问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须要讨不是处”[1]（《答陆子静·六》卷三十六），象山在根本上是不承认伊洛诸公的道统地位的。象山少时便认为伊川《程氏易传》说理不明。《语录》载：“复斋看伊川《易传》解‘艮其背’，问某：‘伊川说得如何？’某云：‘说得鹤突。’遂命某说，某云：‘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11]（《语录上》，卷三十四）当学者请教象山“性善性恶”的问题时，象山则指责说“伊洛释老，此等话不副其求”[11]（《语录下》，卷三十五），象山甚至还说：“某旧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见其间多有不是。”[11]（同上）可见象山根本不以周程等人学术为然，故而周程等人在象山眼里也根本入不得道统。 象山本人的道统思想则近于韩愈。象山对韩愈的道统说极为认同，他称赞说：“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何其说得如此端的。”[11]（《语录上》，卷三十四）象山非常重视韩愈“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一句，他说：“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11]（《与李宰》，卷十一）象山也同韩愈一样尊奉孟子，并以继孟氏之学而自任。但他也像程朱一派一样，并不把韩愈放入道统中去，而是要直接承续于孟子之后。全祖望说：象山“以不传之学为己任，以舍我其谁自居”[16]（《梭山复斋学案》，卷五十七），这个评价是符合象山思想实际的。象山以继承孟子之学为统，而孔子之后，儒学有多个分枝，象山则把孔子之后的儒家分为“里出”和“外入”两种。“孔门惟颜、曾传道，他未有闻。盖颜、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11]（《语录下》，卷三十五）。分儒学为内外，其目的仍在于标榜孟子之学为儒学之正统，从而表明象山本人所继承的乃为正统之学。 对于象山的孟氏道统，因象山在道统问题上比较谨慎，故而朱子并未就象山所说之道统发表意见，但朱子对于孟子却是颇有微词的。朱子常常尊孔而非孟。如其云： 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2]（卷十九）。 《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说心，后来遂有求心之病[2]（卷十九）。 孔子教人只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圣人了[2]（卷十九）。从朱子与象山各自的学术倾向来看，二人在道统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由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可以看出，儒家道统意识，对于儒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就其积极作用而言，道统意识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道统意识包含着弘道意识，弘扬古道或师道的意识促使后世儒者不仅以传承儒业为己任，而且还要努力把儒家事业发扬光大，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弘道意识也使他们敢于超越前辈学者的局限，而发前人所未发。但道统思想也因其狭隘的一面而影响儒学的健康发展，它既使丰富的儒学思想走入片面和狭隘，又因其正统意识作怪而贬斥、甚至打击异己之见的学术发展。实际上，道统思想并不局限于儒家，道统意识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中的负面作用也普遍存在：那种唯我独尊，视不同意见者为异端，试图以自己一家之言建立学术界权威话语（往往还要依靠学术外的因素）的作法，是学术正常发展的障碍，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应该摒弃的。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校刊《四部备要》本． [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宋〕朱熹．四书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4]〔唐〕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0．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台北：正中书局．1981． [8]〔宋〕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9]〔唐〕李翱．李文公集[M]．《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乙未刊本． [10]〔唐〕皮日休．皮子文薮[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宋〕黄干．黄勉斋先生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宋〕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清〕黄宗羲等．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