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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佛教徒经常引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先生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世人解决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这段话出自何处尚需有心人考证一下。本人所能找到的是这样一段话： 中国过去的成就和历史经验，已使其具足统一世界的资格；这正是西方所显著缺乏的。在这种成就的力量上，中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希望，带领人类政治走向大一统的世界。（汤因比，地球的继承人？，《地平线》杂志，第16卷第3期，18-19页。）(China’spastachievementandhistoricalexperiencehaveendoweditwiththequalificationsthattheWestsoconspicuouslylacks.Onthestrengthofthatachievement,Chinahasamorepromisingchanceofshepherdingmankindintopoliticalunitythananyothercountry.--ArnoldJosephToynbee,InheritorsoftheEarth?Horizon,1974,volume16,No.3,summer,pp.18-19.) 一般说来，神秘预言家的话总不必信，人类各族文化中的世界末日预言层出不穷，都在时间的车轮下被毫不经意地碾碎了。而英国哲学家的这个看似预言的话，本质上却是历史的回顾和对人类未来的理性期待。其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哲学家对西方文化表象上发达而实质上却走向全球危机的现状的巨大忧虑。 首先说，先生着眼于文化范畴，与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无太多关联，也并非中国统一世界或者中华复兴的预言，而主要是失衡的世界主体文化对缺席已久的中华文化的渴慕与呼唤。那么，近十年来迅速复苏的民族文化保守主义是否能以汤因比先生为知音了呢？我觉得应慎重。英国历史哲学家说这些话，和国人广泛引用这些话，各自的境界不同。汤因比先生浓厚的普世情怀，完全超越了民族主义，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失衡，认为中国哲学宗教是世界未来的希望。而我们这边却是浓厚的民族主义，淡淡的普世情怀。如果我们从杂糅着民族主义情怀，而不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责任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赞誉，又何尝不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失衡呢？ 表面上看，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独步全球，中华文化百年磨难后依然在谷底徘徊。但是，汤因比，罗素，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众多的西方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却钟情中华文明而看衰西方文明。为什么？首先说，这不是文化间一比高下的问题。孔子的理想是教导人们怀化各邦各族造福全人类，耶稣的本意也是向所有世人展示神的同等的爱。西方文明过度发挥的世界凸显了西方文明中的一大根本缺陷，而这一缺陷恰是中华文化已经完美解决的，这是： 道德与理性的悖离，或者说善与真的悖离，不但是西方文明的软肋，而且是所有现代危机的孽根。 这一问题曾经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没落，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政治的发展无力。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蹶不振，希伯莱文明的作茧自缚，隐约中也都是这一缺陷所致。更切近的，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现代危机同样源于这一疾患。道德与理性的契合和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恰恰是华夏文明萌芽之初就秉承的文化精神。饱受困扰的哲学家发现中国文化的这一属性而欢呼雀跃自然不足为奇。 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评价古希腊和意大利：＂在希腊的伟大时代里出现过的事，再一次出现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传统的道德束缚消失了，因为它们被人认为是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从羁绊中获得的解放，使得个人精力旺盛而富于创造力，从而便产生了极其罕见的天才的奔放；但是由于道德败坏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无政府状态与阴谋诡诈，却使得意大利人在集体方面成为无能的了，于是他们也象希腊人一样，倒在了别的远不如他们文明、但不象他们那样缺乏社会团结力的民族的统治之下了。＂结合罗素先生的反思，哲学家倾心于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政治体系就容易理解了。在十八世纪以前的五千年多年人类历史上，世界文明基本上是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交相辉映，间以印度文明的补益。地中海文明中理性与道德的悖离曾造成核心文明的多次中断与重组。相比之下，中国在历史上的几次社会动荡只能算作文化内部的自我调整或者周边落后民族的融入，可与地中海的文明变迁相类的文化动荡，只有鸦片战争以后百年文化毁灭这一次，而且其本质并非善与真的悖离，而是全球化导致的必然代价。 理性追溯到唯一的上帝，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其实，人类的道德同样是来源于上帝的自然规定。理性与道德的悖离是对自然法则的违背。因为这种对立，近代以来科学理性的接连不断的重大突破，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不断完善，带来了技术上的多次整体性革命。人类的物质需求多层次的满足，而人的精神与信仰却悲剧式地被遗弃甚至否定。这是人类道德与信仰的彻底物质化，认为我们的道德信仰和所有的精神追求，不过是实现人类所能预见到的最长远利益而已。从传统宗教的角度看，当代显然是精神与信仰的废弛，但是从逻辑理性看又没有明显的错误。近代以来所成就的现代文明看似对传统文化的大幅度超越，科学技术极速发展，其实不过是人类享受着传统道德所构建的基础，而专心经营物质器用而导致的片面成就。一旦这样的片面成就导致对道德基础的漠视甚至挑战与否定，苦难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前景。实际上，与人类相关的物质与精神世界是一个向无限空间打开了几个微小窗口的有限区域，在一定的位置和时刻下，它显示给我们的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有限范围。而信仰与精神默认自己处在一个无限空间，却没有展示给我们无比辽阔的太空的详细图景。局限在几乎封闭区间的人类长远利益关怀往往值得怀疑，虽然大部分时间可以自得其乐，但当那些通向无限的小窗口导入些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人类在这个封闭区间中会有被窒息的危险。 一导致悖离的宗教教条原因 善与真的悖离，其首要根源在于传统宗教道德的缺陷。传统宗教与迷信的伴生好象是古来文明的魔咒，从而导致宗教道德在文明与知识面前的溃散，最终造成文明整体的衰落。这一痼疾在理性和科学技术长足发展后再次浮现在当代社会前面。这将人类前途推上了一个两难境地。一个方向是崇尚理性，因为传统宗教的迷信味道而否定古来的道德体系，这造成了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因为以各国政府为首的崇尚欲望，背弃传统道德，如今全球生态灾难愈演愈烈。另一方向则完全相反，因为对道德危机的忧虑，和生态灾难等现代危机，否定技术，否定科学和理性，而且将人的生命需求罪恶化，意欲恢复传统宗教以期道德重建，全盘复古。 这一两难困境在美国表现得极其突出。一边是宣扬五千多年前上帝六日创世以及挪亚方舟之类，另一边则陈列着上亿年前的化石和模拟的古生物塑像，并将其当作确凿的事实。两个水火不容的历史揣测竟然在同一个政权之下都被奉做真理，这完全违背逻辑的矛盾律。而现实中，美国人不敢否定其中的任何一个。否定前者，美国的道德体系就瞬间崩溃了，真有实践两天霍布斯的原始野蛮状态的可能了。否定后者的危险则更加切实而可怕，那样美国就成第二个阿富汗了，任人鱼肉的滋味可不是美国人愿意品尝的。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做榜样，世界各国政权就都在精神和信仰之前讳莫如深，而在欲望和需求之下尽情驰骋。世界危机的降临也就难以避免了。 当然，宗教道德和理性的悖离，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西方宗教在发生之初的失误。摩西使用了教条与神迹来劝导民众皈依，没有充分发展信仰和理性。将神对伦理道德中完全经得起思辩的理性和自然规定性，弱化成通过协商确定的并拒绝理性质疑的契约形式，是摩西用立约的形式向民众推介自己悟到的伦理这一作为的最严重后果。这一做法虽然简明地确立了宗教与道德，却导致了后世在信仰层面的淆乱。后来的耶稣和保罗等在小范围内予以突破和修正，而真正保证西方世界良好发展的则是精神世界中的另一元素所给予的平衡作用，即：苏格拉底等人的崇尚思辩质疑的理性主义。精神领域上两个极端方略的魔鬼平衡，固然成就了西方世界当代二百年的辉煌，但是也直接导致了本统一于神的理性和道德这两个人类核心元素的撕裂甚至悖离。 摩西说和上帝立约，定出十诫，从当时和其后的数千年看，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因为契约的个人意愿性和非自然性，导致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对宗教道德的批判与弃绝，形成道德与理性的鲜明对立。其中有许多可悲的误解，其原因既有批判者理性的不彻底与草率，也有摩西捷径策略的副作用。哲学家批判的对象是人世间基于短期利益与局部种族利益的局限法则，而伦理道德是自然规定的法则，是天人合一的，是符合理性并超越理性逻辑的。摩西的宗教是自然法则在人为局限法则中的体现。后世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因为没有分辨两种法则，从而导致局限法则被错误地当作宗教自然法则来对待。当这些东西呈现在理性的光明之下时，文化的内部不协调甚至冲突就无法避免地爆发了。立约这种信仰形式的确在历史上对某些区域某些民族起到了神奇的效果，但当人类超越种族甚至超越物种去体悟神所规定的伦理道德时，这种形式无疑就构成了顽固的障碍。也许我们不能责备摩西，毕竟当时他所处的历史人文环境不同，但我们却有冲破传统阻滞并保守传统精华的责任。 我们可以粗略分析一下宗教教条对人神关系的淆乱。道德源于神的自然规定，人与神的距离，和神对人的奖惩必然是人人平等地取决于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言行等等，而与你的种族记号，饮食卫生习惯等等没有关系，甚至与是否得了大麻风病也没有关系，就象爱滋病绝对不能证明人的性道德不贞洁一样。用物质层面的清洁来附会精神上的贞洁，摩西在洁癖的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这些外表清洁方面的戒律，只是教条意义上的宗教成分。犹太教中的禁食猪肉和行割礼本是宗教中至关重要的元素，但是从理性和灵性思维上却又找不到这些戒律来源于上帝自然规定的依据。冲破这些教条的第一人是耶稣，他从理性和灵性上彻底否定了这些形式上的诫命与神的关系，后来保罗则更加明确了耶稣的思想。耶稣哲学在笃定信仰的同时赋予人们更多理性和灵性，拒绝做僵化宗教的附庸。耶稣和保罗的无法替代的价值在于，虽然抨击僵化的教条，却依然继承希伯莱文化的根本，沿袭了一神论的宗教教义。而自欧洲中世纪后期以来的诸多宗教批判浪潮就没有耶稣的清醒，批判教条之外又将宗教道德定论为人为的规定。 宗教中许多习惯性的法则在逐步僵化以后，其原有的内涵被遗忘，而演变成凝固的教条。对这些教条的思辩性批判往往导致人们否认宗教道德整体的神性与自然性。安息日是一个典型。守安息日作为一种民族习惯是可以的，毕竟人容易沉迷于物质的索取，需要一个强制的力量关照自己的精神。作为一神论信仰的象征也无不可，就象孔子对祭祀的认识：祭神如神在。但当作神的规定就麻烦了。当代地理知识已经十分清晰。本初子午线定在伦敦，还是在罗马，抑或在耶路撒冷，都不会导致欧亚大陆的任何地方（除白令海峡附近的亚洲土地外）安息日的改变。但是洛杉矶和悉尼就有点踩钢丝的感觉了，而檀香山和阿拉斯加则必然要因为本初子午线的不同选择而导致安息日有一天的差异。如果将本初子午线定在中国东部沿海，欧洲依然会比中国晚七八个小时，而美洲就不是比中国晚半天，而是早半天了，如今美国的周六就恰是那种情况下的安息日了。如果安息日是自然规定的，那其必然和人为的本初子午线选择没有关系。但是，人为的选择决定了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不是自然规定的，而是人为习惯。如果说安息日是神圣的，那么决定着世界各地的安息日正负半天差异的本初子午线必然也是神圣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必然也是神圣的，决定这天文台地址的人就更是神灵附体了。这理性可以追溯可以思辩的世界，可以将世界的所有都归于上帝的一的世界，就变成了处处都是神圣，处处都不能分析不能质疑的凝固世界了。这到底是在信仰上帝，还是在侮慢上帝？将一种人为设计的规则当作通向神的必经独木桥，造成了人神关系上的混乱。既然这样核心的宗教道德都不过是人为设计的，宗教道德中还有什么不可以由人来自主选择的呢？人对宗教的巨大误解就这样铸就了，道德和理性的悖离就不足为怪了。 将本不属于神的习俗罗列到神的账上，构成了对神的臆测和歪曲。因为这些歪曲的份量之大范围之广，导致后世在通过思辩废除一个个教条的过程中，也彻底的否定了人的道德源于神的自然规定这一事实。几百年来所积累的现代危机，几乎全部源于对人神关系的这一错误解读。糟糕的是，因为这种局限的理性对传统宗教中大量的错误人神关系的成功废除，生产力飞速发展和人的短期放纵制造了空前幸福的假象。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年轻人很难重新认同那种传统宗教中对神的过度轻率的测度，从而完全否定了神对人对万物的作用，而是将道德定位在对全人类最长远利益的关照上。 在许多宗教经典中圣人用寓言来表达神的真理以便于民众理解，而到了信众眼里那些叙述的表象就成了千真万确的真理。天堂的模式，人类进入天堂的路径，彼岸世界的情形，宗教那边的确误以自己的猜测为真实了。相信耶稣佛陀等跟徒众描述过天堂的模样，但是因为语言的描述能力的局限，还有语言的歧义性，圣人灵感的启示性的语言很容易被错误理解成固化的实际景象。显然，后世将本是蕴含抽象真理的话理解成了现实的情况，然后又因为圣人的身份而对此笃信不移。从后世的效果看圣人们这种无限仁爱的做法具有十分严重的弊端。比较而言，易经中虽然与其他文化的上古宗教经典的味道不同，其神秘程度却也相似，而这些神秘在孔子那里就基本被截止了。中国宗教哲学既没有取教条这个捷径而且对待上古寓言也采取一种淡然处之的态度，而是强调对天道彻底的忠与诚。这正是当代西方思想家崇尚中国哲学的原因所在。 二导致悖离的近代政治学经济学原因 近代以来逐渐成型并席卷世界的政治学经济学对历史和人性的错误解析是导致道德与理性悖离的另一重要原因。西方世界的现代政治学经济学启蒙过程中，霍布斯所提出的的人类社会的原始野蛮状态，更广泛地说，就是近代以来对政治社会有压倒性影响的性恶论，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学假设。如果自然赋予人的本质是恶的，厌恶秩序的，道德就不可能是人从自己的本性出发而构建的，而是限制人本性的东西，是防止人自我毁灭的契约权宜之计。这彻底否定了道德与理性的来源一致性，将人类社会的道德体系当作人为制定的法则。道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达成秩序，秩序之最在生命，生命之最在人。人性善的通俗解释是人与人的互爱，如果爱最大的秩序－－人还不能推导出爱一般的秩序，但是厌恶人则必然能推导出厌恶一般的秩序。厌恶秩序的本性恶的人，受何种目的驱使竟然想出契约道德成就了自己反感的社会秩序，则必然是自相矛盾的事情。由此可见，无论人根据自己合于理性的本性还是出于避免混乱的想法而成就了道德，性恶论都不成立。性恶论的症结在于将欲望当成人性的本质了，然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个人经验常识看，欲望都不是主宰人行为的最核心元素。性恶论对历史的简化臆测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奠定完善的法律体系防止恶的泛滥，或者说防止人类被自己的欲望所毁灭。但是，当人们将过多的信任给予法律体系，而忘记了法律体系的根本在于控制人的欲望泛滥，疏忽之中人类的欲望却在法律框架内泛滥了，或者钻法律的空子害人，或者在法律之内亏害万物天地神灵。驾驭欲望的，应该是如古来一贯所信任的灵魂，法律不过助手而已。 将物质生产生活水平当作评判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标准，是现代社会的昏聩之处。人类的道德和智慧并非是随着物质索取能力的提高而线性提高的。物质满足和欲望驱动往往也导致道德的败坏和智慧的蒙蔽。中东丛林政治时期更象是人类社会道德发展的一次低谷，而不是从原始野蛮状态经过道德升级而来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中礼崩乐坏的社会倒退也比较常见。东周的春秋时期相对于西周是道德滑坡的，而战国和秦时期相对于春秋又是道德沦丧的。三国两晋相对于东汉是败坏的，而中国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的政府丧失了对生命对同胞的最基本怜恤，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之前道德教育的缺失和传统伦理的破坏，整个社会处于道德崩溃的危险之中。上帝所塑造的人是多方面的平衡，精神与灵魂的澄澈和欲望的满足一样是上帝所赐予的自然禀赋，而不是在满足了一定欲望之后才会顾及到的所谓高级追求。在现代政治学经济学背景下，社会中压倒性多数认为道德是非逻辑的，是人为设定的，是在人类的实践中为了防止种内竞争的损耗而通过成文不成文甚至民俗的契约而构建的。古代传统宗教对神的臆测和将道德神秘化，与近代以来对道德伦理的肤浅理解，最终导致了道德和理性的悖离。 同样是在近代开端，另一种道德哲学观在西方发展起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用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以欧式几何的编排方式来分析伦理道德。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坚定的信仰：道德伦理如同几何学一般，完全可以理性地归溯到世界的唯一实在－－神。关于这一点，老子富具东方韵味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倾向影响了大部分的政治家，而认为伦理取决于上帝的自然规定的思想则主要在严谨的哲学家那里有发展，如康德、黑格尔、爱因斯坦等等。器用水平的提高导致大多数人在自然面前信心爆棚，而在肤浅的思考中沾沾自喜。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则致使人们在自己思维惰性的同时还要扼杀其他人透彻的辩驳，以便为自己赢得安心点钞票的空间。所以，几百年来对资本主义不利的追求精神的哲学被压抑或者闲置了，片面偏激的哲学如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等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唯物主义所衍生的政治学经济学在人民的数十年心理演化过程中最终崩溃，而自由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所造成的自然环境危机却依旧在节节攀升。人类的希望其实就在何时能够翻然悔悟，从欲望的魔掌中逃脱出来，进入到精神乐园中去。 三精神与物质秩序的融洽是道德和理性的共同结论 有人以为，现实生活中富裕，精神上皈依了某个宗教，死后得入天堂，那就是物质精神两方面都完满了。这一种认识是长期以来道德和理性被简单地割裂所造成的后果。福气的源头必须经过人的心理各层次的作用最后才能达成人的幸福感。这些心理层次如：感官，认知，高级的价值判断，以及如今尚未明确分析出来的直觉灵感等心理功能。物质作用和精神效用必然是融合一体而影响人的整体体验，而且精神上的作用更切近更直接。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融合一体的满足方构成最切实的幸福人生。人的精神境界对自己现实物质生活有着广泛深远而超越性的影响。精神对物质世界的影响首先是现世的，绝不是只在为天国存款。将精神与物质割裂开的观念是宗教教条滋生壮大甚至统治宗教所造成的。 在如泛神论，基督教和儒教等一神论的体系中，其理想虽然十分远大，有许多超越理性与逻辑之处，但其理想与价值观中依然有可以为理性所清晰思辩的成分，那就是对秩序的热爱。一个伟大与高尚的灵魂，其精神对物质世界的影响，首先是整饬淆乱的人类社会与世界，达成良好的秩序。所以说，对社会秩序的热爱是精神追求的最基本要素。如果我们没有在物质世界上实现自己对社会秩序的贡献，就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谈论精神境界。如果物质上富足，挥霍饕餮，制造物质垃圾，文化垃圾；或者没有自爱，精神上自暴自弃，放纵物欲，追求刺激，危害自我生命；或者更极端地，杀人劫掠，荼毒生灵，作恶多端。这样的话，在宗教上精神上无论你践行何等严格的教条，皈依何等高级的宗教，都将被上帝拒绝在天堂之外。秩序是精神的基础，只有对物质世界的秩序的热爱，才能进一步登堂入室，有资格在精神上拾级而上。从这个概念上，我们可以初步理解精神与物质的融合一体，也可以对那些貌似精神崇高实则侮慢上帝亵渎精神的对宗教的僵化歪曲理解有些许认识。 精神追求对人的作用，并非只从实用角度才可以解释。在短期的个人利益上只追求物质，放弃精神会导致物质生活的成功，而没有精神上的追求，作为广泛的和长期的人类整体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这种思考是从实际的人类物质生活整体来分析的。实际上，精神境界的提高是人生的首要追求，欲望的满足带给人的是一些假象。沉迷于物质享乐不但是对精神的腐蚀，就从最基本的身体健康来看都是生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再考虑到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欲望的过度满足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恶。生理需求本是人的机体赖以维持健康的要件，但是用感官指挥大脑，在物质条件本已完全满足机体健康需求的状态下，依然放纵欲望，物极必反，最终必然伤害了自己。 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样来源于自然与理性，并非外界道德所强加的。人从自然本性上是社会性的动物，首先必须有成年人的抚养才能长大成人。这是人自身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在他们的头脑中建构的形象。同时，人类得以延续的机理，生物都必然自我成就的本性，规定了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员，则必然要对人类延续有积极的价值，也就是说其社会作用的最终效果必然是对一个幼儿或者一批幼儿或者对全人类的幼儿长大成人有着积极的意义。从这种自然规定性上看，人必然有一种内在的认同社会，有益于社会的价值判断，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判断的时候就愉悦，违背这些价值判断的时候就会自责。人的心灵安宁必然是人生幸福的第一要件。这种幸福对人的作用远比物质上的满足来得更加深刻重大。在宗教角度上看，人的万物之灵的角色赋予了人类一种崇高的理解万物的责任。古代人讲管理世间万物的责任，现代人追求利用世间万物的方便。一个强调使命，一个放纵欲望。应该说使命与利益需要平衡。 几乎所有的现代性危机都源于人口膨胀。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存在过度繁殖的能力。母爱父爱和用自己的生理能力及知识能力塑造一个新生命的冲动其实也很大程度的是过度繁殖的一部分。作为自然世界，必然要有一种机制来限制人口的膨胀。当然我不认为世界会采用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机制来运作。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幻想的状态，在模拟推演过程中有一定的意义。人既然有了这种认识社会认识自身的能力，世界就不可能置此不顾而放任那种残酷而又浪费的限制形式。人有能力也有责任去认识人类在人口问题上的困境，从而构想出恰当的解决方案。至于仁爱导致人的基因退化的猜想也完全是生物学界机械达尔文主义的主观想象。仁爱是人与许多动物的自然属性，照顾弱者是维护种族安全的根本法则之一。自然竞争，优胜劣汰不过是生物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面而已。单纯这一法则起作用，并不能解释生命进化的速度。生命中自我完善，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必然是生物进化的本质属性之一。 人为了吃饭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苏格拉底的问题十分简单，却不容易回答。我们从字面上看，很多人会给出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思维来分析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辨别哪些是欲望需求的，哪些是精神生命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迷惘。人的一切生理需求，饮食的，安逸的，享乐的，都是神为了人的生命的健康而自然规定的，生命是目的，衣食住行是手段。感情需求，性享乐，爱的付出等等都是生命种族延续的自然规定。如果人追求对自己的感觉器官的满足而损害了这种感觉器官满足的本质目的，则必然是愚蠢或者罪恶的。例如，现代工业配制各种口味的饮料，用本无法达到对生命同等益处甚至对生命有害的东西来刺激感官而达成同等的感觉享受。毒品是对个人感官的欺骗，耗损人的元气的同时却向你的感官制造滋补元气的假象。为了治病而欺骗人的感官是可以的，例如糖尿病人用糖的代用品。但是，绝大部分情况没有如此的善，而是资本趋利性所蕴藏的恶。 善是自成的，恶是自毁的。世界的本源只有善，恶是愚昧不合理性所致。道德和社会规则是由自然世界派生的，有天然的合理性。不是由某些人的意志决定的，也不因为种族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四性道德的简明理性 所有与性相关的审美，欲望，冲动等基本是自然为物种延续所规定的。普通人难以名状的情感发生，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心理分析中找到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作为哺乳动物和社会性动物，与爱相关的所有行为追求基本是种族社群与人类整体价值所衍生出来的自然规定。历来的那些神圣，多可以在人类价值上觅到其目标所在。 神在人的情感和人的价值观念方面留有通向灵魂的窗口，当人类将神性过于轻率地赋予普通事物时，人就会迷失在复杂的迷宫里，而无法寻觅走向神的道路。当人们否定这窗口的存在，将一切都归于物质的简单逻辑时，人必将面临自我矛盾。人们往往把爱情看作神圣的。当然爱情有神圣的因子在里面，但现实世界中的爱情故事更多的是感情驱逐了理性后形成的表象。这些过程中的神圣可能比中世纪里四处泛滥的神灵还要泛滥得夸张。要认识爱情中的神圣因子，理性与灵性面临着无穷无尽的敌手的扰乱。 另一方面，人作为一个整体，各种审美欲望需求以及感情都相互牵制促进和谐，从而达成人整体的健康。从宏观上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审美需求以及感情和谐，也是社会整体健康的要件。当人沉浸在山珍海味玉液琼浆的享乐之中时，是否会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味觉的美妙刺激，其自然目的都在于身体的健康。如果过度迷恋这些佳肴进而导致健康的损失，非但饕餮浪费了物质财富，而且放纵感官的欲求而最终危害了健康，而自然设定的感官欲求却正是为了保证健康的。这是如何愚蠢的恶呢？现代的饮食业娱乐业同样具有这样的困难，其中有多少是善的，多少是恶的，的确需要甄别。中国餐饮业的种种黑幕，食品工业中用各种工业手段来妆点食品以达到在观感口感气味上的美味效果，却实际毒害了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何等广泛深入的愚蠢的恶呢？人心本善，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这种愚蠢的恶，资本的逐利本性和法律的缺位导致恶的滋生。这一方面最典型最愚蠢的恶莫过于毒品了。其实，所有愚蠢的恶中最极端的就是性放纵。下面，我们集中辨析性道德的理性。 道德与理性一致地源于上帝这一基本公理，在性方面表现得极其突出，而长期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对性道德的扭曲性教条化导致了性道德对理性的悖离。奥古斯丁的性原罪论认为，性的唯一正当理由是繁殖。当然，性原罪论的根源还在创世记中，摩西所传承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传说，将两性之间的吸引与媾和解释成人对神的悖逆，给后世的带来了无穷的困惑。耶稣保罗等曾对其中的教条做了强力纠正，却对性道德方面的教条与臆测束手无策。这种原罪论违背着人的最基本直觉：既然性是生命延续的无法摆脱的手段，性的合理性就已经足够大了，因为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死寂比生命有更大的善。而理性主义所能逻辑证明的最终极的善也不过在于秩序，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是最高的秩序，我们就无法否认性是最高的善的必要条件，性不再是原罪，反而是原善了。大家如果有足够坦诚的心境和足够勇敢的灵魂，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实，性方面的罪恶不会因为性与至善的关系而变得更少。与其他罪恶相似，性的罪恶不是性本身，而是欲望的放纵，是为了达成生命这一至善的欲望在放纵的时候伤害了生命，这同样构成了愚蠢的恶。礼记云：欲不可纵。摩西规诫人们远离罪恶，却没有明确地分辨性本身和欲望之间的差异，导致性道德和性理性之间的悖离就在所难免了。作为自然的规定，与性相关的一切审美欲望，其目的当然在于繁殖。而生命的复杂一体又导致了性活动对身体健康的正面效果。因为生命繁衍是最终目的，所以男性更富于冒险和献身精神，以维护有能力完成生命传承任务的女性的安全；而女性在拥有了子女以后，其为子女的献身精神也变得和男性同样地强烈。如果人为了性的享乐而损害了繁衍这一性的终极目的，这就构成了愚蠢的恶。因为性对人的整体健康的积极意义，人在繁殖以外的性活动也变得有积极价值。自然所赋予的生物的过度繁殖能力也可以作为人享受性生活的正当自然理由。当然，绝大部分人在为了繁殖的性和为了身体健康愉悦的性之间会以前者为重。现代社会正统的性观念整体上还是相对成熟而恰当的。性放纵在传统宗教下是罪恶，在当代正统观念下是愚蠢，因为这在抛弃了繁殖这一终极目的之后，又损害了个体的健康。所以，当代的那些春药和房中术，即使不算做罪恶，也是愚蠢的。而因为性伙伴双方的性能力不平衡所采用的手段则需要详细辨别，不可以因为照顾感情而果断支持，也不可以因为有损健康而断然否定。 基于此，当我们维护正统的性道德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必要扮作古板教条不苟言笑的老学究和卫道士，而是用最活泼的语言，最开放的思维，来开导表面上似乎是前卫聪敏标新立异而实质上是肤浅愚蠢自戕自害的少年儿郎。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地分析给所有人，那些强奸乱伦，出于放纵目的的双性恋和同性交合，以及为了生计而变性的人妖，为了猎奇而观看人妖，对性原则有侮辱的只在放纵的女体盛，都是愚蠢的违背理性的并且伤害所有相关人的恶。 五道德与理性悖离的中国文化原因 道德与理性的融合一致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但另一些方面的缺陷导致中国在近代的一蹶不振。在西方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冲击之下的溃败，其原因在于圣贤所遗留的直觉上的正确结论，在普通君子士大夫的手中变成了半教条的理念，这样的东西到了严谨的逻辑分析面前就显得粗陋。只有深信这些哲理的人才会用心去严谨地证明，典型如莱布尼兹见到太极六十四卦图以后发明了二进制。而一般人尤其是资本驱动下的外国人和崇洋媚外的中国人都更倾向于将这些直觉的真理简单化神秘化甚至妖魔化。 中华文化中，合乎理性的人伦天道规定性是从长期的和广泛地域内的在统计意义上的准确，而不是对个人的单个事件的准确。同时，由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大部分情况下，人的生命轨迹因为多重因素的作用而能够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这有点象量子力学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单个微观粒子在某时刻的运动规律是不可预知的，而粒子构成物质以后却又极其准确地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哲学没有明确的正视这一区别。宋儒以来，中国文化界有用八卦来衍生现实世界的哲学派别。这种做法没有明确自己是在讨论宏观的统计意义上的社会现象，还是个体案例上的的具体现象。其结论虽然正确，却太笼统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习惯是重视静止的状态，不讨论发展的过程。比如：评价圣人时，往往用＂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这种评价是描述圣人达到最高境界时判断事物的能力，而绝对不是描述圣人自己的思维成长过程，更不是说圣人能够生而知之。中华文化本身的高超品质足以令仁者智者拍案叫绝，其欠理性分析展的状态却不能说服普通大众。中国文化上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缺位，也在客观上导致了道德与理性的悖离。 半学术半教条化的后世儒家对道德和理性的悖离也有责任。秦汉之前的中国，民众的感情可以十分真挚的袒露，诗经中大量诗篇都以人的坦率感情为主题，而这些感情不但是理性世界的必然，而且也是儒教道德的基础所在。这一问题放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上就矛盾了，因为自由主义崇尚自由的情感，否定道德教条。而这在孔子那里却体现着道德与感情，理性和自由的融合一体。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自汉代以来，后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趋向教条化，因为对活跃而难以掌控的人类感情尤其是对爱情的惧怕，人们逐渐回避甚至否定爱情在人类道德建构中的基础核心地位。诗经首篇关雎是一个典型。汉代以来的儒家正统认为，关雎是歌颂后妃之德。当大家没有能力在自由的爱情中合乎理性地推导道德的谱系，退而回避爱情，用灰色的说教来支撑僵化的教条也算守成的策略了。诗经是礼乐教化的经典之首，关雎又是诗经首篇，而后妃之德只能间接地通过许多层次才能影响到民众内心。如此重要的篇章采用间接教化的方式，显然不合理。现代以来的许多学者认为此篇描述的是一个典型的爱情过程。如果与社会道德联系起来，大家会领悟到，此篇的核心在于家庭感情基础的建立。家庭，几乎是人类社会中首要的概念，在国家，民族甚至宗教之上。关雎所述，就是从两情相悦，到互相倾诉，再到正式婚礼的成立家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的家庭往往拥有坚实的感情基础。显然，中国古代在婚嫁文化中过多注重门当户对的物质条件，以及个人被迫融入既成环境的模式，而不鼓励从自然所赋予人的天性出发，经过关雎中所描述的婚恋过程而塑造适合于个人的坚实的家庭环境。现代人看，古代的宗法社会是对人性自由的束缚。殊不知，这些僵化的教条式的生活模式也与圣人所倡导的理想社会和所宣扬的道德大相迳庭。道德本是自然生发的，又通过理性的方式塑造，所以也必然与人的本性相契合。中古时代，统治阶层学术阶层以及宗教阶层对自由感情的惧怕，导致了一直到上世纪初的漫长岁月中人类真挚感情遭到压抑。也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既然没有耶稣孔子等天命之人再世，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六圣人的善真之道和后世的偏离 权威与教条是宗教统治世界或者说维持世界相对稳定两千多年的主要方式。时代发展至今，人类其他文化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依然延续两千年前的样子就不可能了。因为凝固教条的充斥，近代以来科学思辩理性的发展使得宗教大厦摇摇欲坠。但人类维系道德体系以达成美好稳定社会的永恒需求，使得宗教在当代人类社会中依然具有广泛的市场。 因为世界上最关乎人类命运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类的理解能力和控制能力，这种人类行为的根本依据往往是直觉超验的，灵感的和神灵启示的。这就是信仰。一方面，信仰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要素，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人无法通过自己的思辩与灵悟领会信仰的内涵。因此，圣人就根据自己悟到的信仰，因为人的仁爱本质，或者说因为上帝爱人，构建了教条体系，这些教条可以保证后世的社会稳定。因为信仰在圣人思维中如科学一样的透彻清晰，圣人时代没有权威的必要，反而是圣人在诱导徒众质疑思考。其中表现最彻底的就是苏格拉底，而孔子佛陀也相似，耶稣的运气稍差，几乎没有得到可以质疑他的徒弟，只有图谋陷害他的对手。在以后的宗教信仰发展过程中，因为人际威望和个人悟性的悖离，在圣人那里将信仰通过各种手段启发诱导后来者的情况就渐渐消失了。在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这种信仰诱导质疑的关系就不复存在，权威变成维系宗教的必然。教条是圣人仁爱的记录，权威是失去圣人的无奈选择。 从这些理解中，我们不难明白，实际上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反对传统宗教，主要是反对中古以来教条与权威的固化与褪化，徒留宗教的外衣，而失去了甚至违背了圣人的本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中世纪拘泥于宗教教条或者沉醉于宗教权力的权威们，近代理性主义者更大程度上继承了古代宗教圣人们的衣钵。只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对中世纪权威与教条的理解而误解了圣人的精神，弃置了圣人早已明确了的人类价值的根本。对逻辑理性的过度自负，是人类走入现代性危机的主要罪魁。 七现代哲学家对现代文化的质疑以及未来的文化整合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历史等学术界对宗教教条的驳斥极其普遍而且苛刻，有时甚至有过激的嫌疑。但是，就曾经饱受基督教天主教教条之害的欧洲历史看，这种刻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为许多教会视作大敌的哲学家罗素是其中的典型。首先说，罗素先生对基督教教条的批判是极其严厉深刻的，有时也不免偏颇。先生对基督教既往劣迹以及其生硬道德的反感，使我们领悟到西方道德与理性的悖离何等严重，而先生也透露出对西方文化这一缺陷的痛惜之情。同时他对自由主义的警惕也表明了他对道德理性归一的期待。 罗素先生对挣脱了宗教道德的文学艺术十分不屑，说道：＂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和这种对人采取主观主义的判断方式相联系着的，亦即不把人作为集体的一个成员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照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宁愿把它关在笼子里。典型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欣赏猛虎消灭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话，结果并不会是完全愉快的。＂宗教道德对文学艺术的确是巨大的束缚，但恰当的说，这种束缚是人的裤腰带，如果您认为裸体才能体现真正的自由，那是您的权利，至于吸引来的是审美的目光还是纵欲的目光，就只能让大家扪心自问了。 罗素先生对自由主义持巨大的质疑态度，仅做了感性的反驳：＂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企图不根据非理性的教条而获得一种社会秩序，并且除了为保存社会所必须的束缚而外，不再以更多的束缚来保证社会的安定。这种企图是否可以成功，只有未来才能够断定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非理性的教条似乎是社会和谐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其中的理性的逻辑－－决定人类前途的大部分因素－－是人自己还没有或者说永远都不能掌握的，所以将自己命运中的许多东西都交付上帝往往是正确的。但是，比较一下儒教世界和西方的宗教世界，我们会十分惊讶的发现，那些在西方看似必须交付上帝的教条，在东方起相似作用的信念却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分析清楚。我们不得不想，在当前科学与自由主义主宰人类主要文化领域的时代，古典的神秘主义教条完全不可能重新统治世界，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在儒教中寻觅当代所缺乏的理念以拾起西方世界掉落在地上的人类发展接力棒。 很显然，哲学家对当代所谓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也包括集中反应文化各侧面的主流文学艺术，都持巨大的怀疑态度。这些文化现象的统治地位已经足以令绝大部分人放弃质疑的勇气和权利，就象中世纪的欧洲臣服于天主教会一般。哲学家的努力虽然没有将确切的真理表述出来，他们的质疑已经足够启人心智了。这就象黎明前的曙光，虽然太阳依然在地平线以下，但我们知道祂重新照耀大地不过是时间问题。 世界的未来呼唤着人类所有文化的参与，无论这些文化曾经的辉煌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面对命运难卜的前途，既往的文化资本应当无所不用其极。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等哲学，由于片面地关注人平等的物质利益而引发了现代危机，在日后的发展中其份量必然会有大幅度削弱。佛教信奉每个独立灵魂的永恒，其所关照的就更重于灵魂而不止于现实的生命，其他伟大宗教则主要是对精神世界整体的崇拜，没有明确地对每一个独立灵魂的怜恤。就这一点而言，佛教要激进与前卫得多，至于判断这是事实还是臆测，我们暂且搁置这些信仰的确定性问题。佛教深入透析了人的心理本质与人心理存在的支撑点，从而会在解决自由主义放纵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求与感情需求而导致的现代危机中，起到最关键最核心的作用。儒教或者说儒家道家的作用则在于，解决道德建设中起核心积极作用的非理性教条和人类任何时刻都必须倚重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儒教是树立道德的良好方法，又是摒弃一切非理性教条的好方法，使人类回到道德与理性统一的道路上。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现代危机，其可以选择的道路极其有限，也许只有结合佛教和儒教这一条路。当然，中国历史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让这两大文化发挥能量，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二者独立于其他文明能够成就人类未来的幸福。而近代以来的世界却是二者缺席的世界，从反面上证明了这两大文明对世界整体的核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