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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家和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何处去，这大概是新世纪伊始萦绕在许多思想者头脑中的问题。20世纪，是儒学和儒学研究经历了最多变故的时期。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三四十年代新儒家的兴起，从建国后学术路向的剧变到六七十年代之后港台新儒学研究的深入，从批林批孔到中国大陆新儒学研究的复兴、海外新儒学的高涨，在都显示出新儒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境遇的遭际及它与整个华语思想界的复杂纽结。 当我们跨过新世纪的门槛，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氛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上个世纪的新儒学研究。我认为，20世纪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有一个误区，这就是企望学术包打天下。新儒家个人有这样的自我期许，研究者也这样苛责新儒家。建国后中国大陆由于教育环境、时代风习的影响，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把“学以致用”、“武装群众”等奉为至上信条。总想用一种理论、一种思想包打天下。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出极为强烈的用世倾向。他们不甘寂寞，对问题往往浅尝辄止即思见于实践，有些人甚至热衷于做王者师，希望以一种理论耸动天下，改变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果。他们决不会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他们也看不起那些默默无闻，为学术真理献身的人，总想在用世方面有所作为。当一种理论不能包打天下，产生能见的社会效应时，他们就判定这种理论是无用的、至少是有缺陷的。这种人惯于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一切学术，凡在实践方面效用稍弱的，都在应当批评、应当摒弃之列；他们也惯于把一切问题，特别是作用于人的灵魂深处的文化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来处理。这些人对新儒家不宽容、不服气、甚至不容忍。 对现代新儒学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主张新儒学的都是一些学者、教授，他们的职责是研究学术，他们也希冀他们的学术能够对现世有些微补益。但这种补益主要是作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激荡、交会、融合的时代氛围中对其立身行事方面指点一二。他们从未奢望他们的思想学术能像后来居于意识形态的学术那样武装群众，产生“不可估量”的现实作用。这些学者只是在那里做学问，想问题，然后把他们的所思所想贡献给社会，这种贡献也没有强人从己、定于一尊之意。这一点从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及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身上表现得很清楚。即使在自称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书斋中人，而是一个实行者的梁漱溟身上，也只是在一个小范围做实验。这些学者所做的工作大多不越出自己的本分。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方式是和平的，效果是学者式的。站在学术多元化的立场看，每一个出于发展学术之诚，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对民族文化的进步与提高，对应付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有所建树的学者，他们的工作都应当受到尊重。即使他们提出了一些与人们一个时期的现实期望相去甚远的学说，他们的工作的价值也不容否定。以上提到的这些学者就属于此类人。他们以学术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乃至政治建设贡献涓埃的诚意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贡献出的思想，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场看，也是很可理解、很可尊敬、很可戴佩以行的。但他们的学术主要是作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的，不能有马上引起可见的社会效应、政治效应，所以在一些人眼里，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我们不能企望主要是解决心灵问题、价值观问题的新儒学解决一切问题，新儒家提出了自己应对时代问题的见解，这一点已经够了，已足以在中国学术史上不朽，我们不能苛求它们解决学术以外的事。就像牟宗三说的，民主、科学如果能从他的学说中直接开出，要世人何用！民主、科学要靠全社会的人建设出来，这些普世价值决不是哪个个人能“开出”的。新儒学只不过提出了某种解释，这种解释是学理的。即使其中有纰漏，也只能从学理上去分析、去批评，而不能苛求它解决实践中的一切问题。 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儒学主要是一种成就理想人格的学说。尽管各人心目中的思想人格有不同，但应该相信，理想人格是应该去追求的。理想人格虽然是一种境界形态的人类财富，但它能产生巨大的现实效应，这一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今之世，我们应该期待一批知识分子造就深厚的学养，用人类积累的一切优秀文化充实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创造性诠释，以此作用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使全社会祛除萎靡、孱弱、虚浮之气，发大勇猛、大精进，共同创造中国的光辉未来。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门类的学问越来越专门因而越来越不容他人染指的今天，不但自认为归属于新儒家的学者自己不要紧密地靠向现实政治，新儒学的研究者、一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也不要将新儒家学者紧紧连在政治上。政治有执政者在，他们负治理国家之责。政治是一门大学问，需要各方面的专家。文化建设的责任在学者，学问要独立，学者的人格要独立。学者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供社会选择，社会也不要因为学者提出的某些理论、某些看法没有直接作用于政治、经济就责备他们“迂远而阔于事情”。 因此，学者们做出的研究成果（那些虚假的、欺世盗名的东西不算成果）就是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学者们不应像五六十年代的那一辈子那样汲汲于用世。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的用世是间接的、长远的、“润物细无声”的。不要再幻想轰轰烈烈，不要再幻想学者创造出的理论能“掌握群众，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新儒家的工作不是做完了，而是刚开了个头。他们的学问方向仍需要有人接续下去，做出更富于创造力的成果。对他们的过去，不能责备，更不能挞伐，相反的，应具“温情的敬意”，接着做下去，做得更好。所以在我看来，21世纪的新儒学是更加书斋式的，更加多元诠释的，更加富于宽容精神、创新精神、学派特色的。它应是学术研究，不是意识形态；它应以学理说服人，以学养浸润人，而不是以权势压服人，以教条训导人。还要关注大量民间的、非主流的儒学因素。 现代仍然需要新儒学。上个世纪的后半期，一些人、一些学派出于政治的、学派的不同立场，对现代新儒家学者极尽挖苦、攻击之能事，斥之为“孤魂野鬼。”现在的一些讨论中，仍有人这样说，而且变本加厉。在我看来，若说新儒家是魂是鬼，这个魂应作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解，这个“鬼”应作打鬼之钟馗解。没有这些孤臣孽子在全盘西化的声浪中做“中流之一壶”，大声疾呼整理、保存、转化、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则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崩解、淹没、丧失殆尽之虞。在人文精神失落、工具理性膨胀、整个社会竞趋物欲的今天，再没有人站出来表彰这些在新时代为保存、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呕心沥血的志士仁人，中国文化真不知要落到怎样的境地！整个社会如果没有人以人文精神、健全人格的养成大声疾呼，那么法网再严密、监察系统再完备，各种社会弊病将不胜消弭之难。还有一些人，看到一些学者在举世皆狂热追求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氛围中孜孜矻矻地寂寞著书、坐冷板凳提倡儒学，便认定它气象萧索、行将就木，至少也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这种看法更是片面。须知，学者不是市侩。有价值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思想多是在笔干砚冷、脑尽肠枯的穷精绝虑中得出的，他们不是演讲、报告轮班排队，润笔纷至沓来，整天就时髦话题赶场般奔波的热闹学者。他们的议论不是偶然感发的兴会之言，他们的人格也不是那些没有人类情怀、民族大义、血泪著书精神的人所能想象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时下有人听见讲圣贤之学便摇头叹气，以为此辈酸腐不可近，矫情不可理喻，以为这些人给人的无非是“存理去欲”的紧箍咒。在时髦学者、“新新人类”看来，在现时再来提倡新儒家真是愚不可及。有这样见解的人最好去认真读一点现代新儒家的著作，以同情的理解体会他们的心情，正视他们的工作。 在一般人特别是具有自由主义背景的学人看来，现代新儒家最不能容忍的是“良知的傲慢”，即道德理性、本心本性等，不但可以在道德领域擅其胜场，而且可以由此推出一切其他价值，如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最为人诟病者在此，他们费唇舌最多、在别人看来最不能自圆其说者也在此。其实这一点如加以善意的理解也并非不能融通。现代新儒家所大力突出、着意表彰的是道德本体界。道德本体精微高严，具有超越性、绝对性。它涵盖一切、包蕴一切、通约一切。它生意洋溢，春意不已。人的境界如此，宇宙本体如此，天人不二。具备了这种境界，就可以达到一种高明远大的识度，超绝众流的襟怀。但具有这种境界和襟怀的人又是脚踏实地，不离日用常行的。对这个方面的描述、论证是新儒家的胜场，也是他们之所以为新儒家的标志。由这种境界、这种襟怀向下落实，落到具体事物方面，这中间有许多层面。现代新儒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道德本体的论证与分疏。他们一般相信，价值的树立，人格的造就是最主要的，这方面做得好，才能在具体事为上有所建树。即使具体知识有欠缺，这种识度、这种境界也会驱迫他得到具体知识。一般所谓思维之明敏，做事之练达如不在这种价值、这种器识的范导之下，则极易流于自私用智。这就是由下学而上达，有了境界，得了识度，再以之为指导去做具体事。这是宋明儒者的理论归趋，不管他们学问宗旨、修养功夫如何，这一点在他们是共同的。现代新儒家就这一点说是宋明儒的忠实继承者，他们的发挥在于结合新的时代需要，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道德资源做出新的解释。他们对现代社会特别是“五四”以后深入人心的二大价值民主与科学怀着深深的敬意，并试图在保存儒家的天人性命这一基本方面之时，尽量对道德形上学与民主科学的关系给予圆融的解释。如熊十力着力论证性智之学，但对以理智建立实测之学也予以关注。牟宗三虽以道德形上学的建立与论证为主要工作，但他同时兼顾以曲通的方式开出民主与科学。民主科学是现代社会的最高价值，而道德理想主义是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出的最后果实。这一古一今、一形上一形下、一价值一实证的接榫自然难免左支右绌，自然难作到完全安稳妥帖，但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他们的功绩不容抹杀。 退一步说，民主、科学这些价值即使极难融入天人性命之学，那么，就让它两行好了。科学思维、实证方法完全可以在科学范围内得到解释，天人性命之学可以在形上学范围内得到体证和发挥，二者不必容纳于一个系统中。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精神支柱的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完全可以独自得到说明，不必附属在形上学上。但科学的开发、应用却必须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之下。民主政治的建设也要在政治学的具体操作下实现，不必由天人性命之学开出。但天人性命的研求（这里应理解为由人的境界的提高而有的对宇宙和人生的宏阔眼光）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建设。民主科学和天人性命各有各的理论和实践，民主科学属理智界，天人性命属睿智界。天人性命之学在现代社会仍有它的价值在，关键是如何解释它、转化它。我们过去曾由科学的发达斥宗教为迷信，为欺骗，但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宗教的信众仍有日渐增长之势。儒学不是宗教，现代新儒家学者所提倡和宣传的也不是具有现代形态的宗教。人的精神和心灵永远有自己的需求，永远不会被某种单一的东西吞噬和代替，永远不会有理智的一统天下。所以形上学对心灵的慰藉、对睿智要求的满足是永远需要的。这就是两行：具体科学和形上学各有各的职能，各有各的责任，共同完成人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需求。而从现代多元文化的角度看，提出从性理之学“开出”、“转出”民主科学也好，认为民主科学不能从天人性命开出也好，说到底都是学者的诠释，诠释就应允许有多种立场、多种角度。只是作这种诠释的人不要自动地把自己摆进文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列而忘了自己的学者地位。如果限制在这个范围内，那么各种思想的并生并不会妨碍社会安定，文化昌盛，人类进步。 只要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实际上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只要人们还要在现代社会中有效利用传统资源，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就是人们首先要研究、利用、取精用弘的对象。精神的儒家、政治的儒家、民间文化和宗教中的儒家，这些不同的层面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仍然是交织的，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尤其是精神的儒家，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的资源很多。我们在现时代并不能摆脱它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如此。“现代新儒家”今后也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学理和实践，但根绝是不可能的。旧的传统淡漠了，新的传统就会形成。但无论何种传统，其中必有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干的儒学的影子。传统与现代的纠结永远是人无法改变的存在方式。 责任编辑：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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