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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一书问世了。当张先生在人生的旅程中走完一个甲圜道而进入下一次“轮回”时，他在学术思想上也完成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由“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由哲学史家到哲学家的转变。 和合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转生的问题，亦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适应、相接轨问题深思的结果。其核心在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层面，在于其文化精神，亦即中国哲学。因此，首要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转生，其结果是民族新哲学的建构。从发展形式而言，这种建构活动是“接着讲”中华民族本土的哲学；从哲学内容而言，这种建构活动是对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转生。 之所以要“接着讲”中华民族本土哲学，是由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所担负的艰巨历史使命，以及著者对中国哲学本身存在的总体状况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中国哲学在当前需要应付面临的有5个方面的任务：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解决内圣与外王、修养与事功的矛盾，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凝聚民族精神，解决信仰危机，为中国人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之同时，发展和弘扬民族固有文化价值观念，反对外国文化霸权，积极推进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战略；等等。在张先生看来，面对如此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纵观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化生的现代中国哲学——新理学（冯友兰）、新心学（熊十力、贺麟及港台新儒家）、新气学（张岱年），在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现代化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表现出难以为继的适应性，故亟待重新创造民族新哲学，以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系统指导理论。 在和合学看来，之所以要超越前者，是因为前者存在着以下4种致命的缺陷：1、形上学道德化和道德形上化。把形上学导向道德问题而偏离知识问题，有其偏颇；道德的形上学会导致压抑人生，特别是个性自由。2、形上学绝对和绝对形上学。他们以自我体验了终极真理，建构了绝对存有的道德形上学自诩，有强烈的“继绝学”的“道统”意识，唯我独尊。以孟子“辟杨墨”的态势，排斥异己之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霸气”和“想当教主”的性格。这样，形上学绝对的保守性、不变性及其排他性、独裁性，就具有“理能杀人”、心亦能杀人的功能和性质，阻碍着当前科学、文化、思想、社会的进步。这与当时文化思想多元开放的潮流背道而驰。3、道德形上学与现代社会实践的脱离。道德的形上学讲人而失落了人和人的价值，讲人的现实世界而又疏离了现实世界，造成了内圣心性道德形上学与外王科学民主的脱离。无论其由内圣开“新外王”努力的“直通”模式，还是“曲成”（“坎陷”）模式，都由其泛道德主义的先天倾向导致体与用割裂，“体用一源”只是尚未做到的空想。4、形上学追求的终止与哲学自我批判精神的丧失，也就失去了其继续存在的生命活力。因此，从外部加以否定和超越前者，也就是和合学的任务所在。 与此同时，一引进学者力图寻找古代与现代的衔接点，从国学中找寻现代精神，如发扬明清实学家求实、开放、经世、科学和民本5大精神，或如以启蒙为根，提倡启蒙哲学家反封建专制主义、反封建愚昧主义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风的启蒙思想。当然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思想的内在根据，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仍然不是从根本上做工夫。 弘扬传统，贵在创新。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文化挑战下，前进之步履维艰，大陆一脉，几成绝学。如何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哲学，诸贤多有高论，如“创造性地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儒学第三期发展”、“创造性转化”、“融合中西马”等等。然坐而论道者众，落在实处者寡。人们应为传统哲学的转生与现代化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回溯传统，面向现代，重造民族精神之精华。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上接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下承中国当代文化。它承接前者，但又不宗于前者，不默守理学和新理学的理本论、心学和新心学的心本论、气学和新气学的气本论，而是彻底回到传统哲学的精神源头，重塑民族新哲学，因而又是对宋明新儒学和现代三新学的超越。 和合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转生。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周代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孔子亦云，人与人之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论语·子路》）在政事上，“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易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更准确地阐明了自强不息、生生为易和“阴阳和德”的对待与和谐的和合精神。和合学建构的基础之一就是根据中国文化的现代理性要求，提出旨在转生和合人文精神的和合学理论公设，作为整个和合学体系建构的基本原理。中国文化转生的主旨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这个人文精神的生命智慧是和合学。 从1987年始，张立文先生潜心构思民族哲学新体系——和合学，提出“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并用现代语言作出新的概括和阐释：“所谓和合，是指诸多元素（较本原性的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各元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事物。和合学是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和人心身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以及既涵容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作为和合学的起点“和合”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精神源头之一的《周易》之“生生之为易”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合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转生，不偏颇于儒、释、道、墨、法学之一家，而是融汇各家之精神，择百家之长，熔合铸造，突出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在蕴含又超越了其固有意蕴，这贯穿了和合学理论建构的始终。 和合学的另一特点是其民间化。在这里，民间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活动本身的民间性质。张先生的哲学探索，有别于一般我们戏称为“哲学工作者”的哲学从业者所习惯性地从事的既非“解释世界”，亦非“改变世界”的注解或重复为政者言论的宣传活动，而是一种学术上的思索，一种纯粹理论上的兴趣。从哲学家本人主观的角度而言，不存在“为王者师”的依附心理，其哲学也毫无“应帝王”的取向。如果说“爱智”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的话，那么“和合学”作为追求智慧的活动与结果，便是思想者存在的具体表征。由此而言，和合学的建构便带有学术化的特点，是一种道地的学院派哲学。相应地，和合学哲学的发明者也不是权力金字塔上的顶尖人物，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大学教授。这种哲学活动的一个潜在意义，即在使哲学或思想的权利，从官方扩大到了民间，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二是指哲学内容与哲学地位的民间性质。和合学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文化哲学，它提出一种以“和合”精神为主旨的文化发展观，然后以此为基础，构筑人类或者至少是普通中国人在21世纪所可能采取的文化战略。故而在客观上，这种哲学不担负政治哲学的功能，也不具备官方哲学的地位，因而是文化的、民间的。相应地，和合学哲学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排它性质。按照和合学的观点由各种文化母体所化生的各家各派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观点，必将成为新学说、新思想的养分，在相互冲突的同时相互融合。当然，融合的结果不单一，而是多元的。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和合学认为，21世纪的竞争，从一个更广更高的意义上看，更是文化的竞争。美国学者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中将西方文化与儒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相对立的做法遭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批评，虽然这种批评于理应当，但亨廷顿所陈述的国际间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却不能说不存在。那么，在未来的文化竞争与角逐中，中国文化应采取何种战略，如何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倾销呢？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世界化（或称“全球化”），其最佳的文化选择，便是和合学。和合学建构的另一宗旨，就是依据对人类文化新世纪发展前景的战略预见，建构和合学的和合结构系统，作为和合学立论的主体和骨架。因此，和合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作为中华民族21世纪的文化战略。 和合学的建构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但对于传统文化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免有重形上轻形下，重人文轻器物的特点，这既是追求高超之处，也是发展不足之处。以至于在近代的国际间竞争中，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落后地位。而现代新儒学各家，虽号称救传统儒学之弊，但仍未能解决好“内圣”与“外王”、“修养”与“事功”的矛盾，故拯救中学的承诺难免流于空话。和合学体系则克服了这些困扰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矛盾。它以《周易》天、地、人“三才”展开为和合学的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并由和合学原理之“体”进入这三个世界而化之为“用”，构想和合性人类新科学分类系统：形上和合（和合自然科学）、道德和合（和合道德科学）、人文和合（和合文化科学）、工具和合（和合技术科学）、形下和合（和合经济科学）、艺术和合（和合艺术科学）、社会和合（和合管理科学）和目标和合（和合决策科学）。由此，体用一源，和合贯通。和合学可以说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缺陷的克服、改造和对精华的继承、发展。 张立文先生对于中华和合思想的研究和倡导，在国内学术界和文化界业已引起关注和反响。在张先生学术观点的启发下，有的学者把和合思想用于对《周易》以及“太极数表”的研究，并把“太极数表”更名为“中华和合数表”；有的热衷于建设所谓的“中华和合工程”；有的学者把和合思想自觉引向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史的探讨。张先生本人则对于中华和合思想的研究仍未终结，一是从和合的观点重新诠释与梳理中国传统思想，多卷本《中华和合思想史》正在集体撰写之中，二是从和合学理论出发，转向对“东亚意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等文化主体间关系的探讨，此类成果体现在由中日韩三国共同主编、共同编辑、以3种文字同时出版的连续出版物《亚文》上。我们期待着张立文先生的哲人之思，能够为学术界奉献更多的智慧之果。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