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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明儒者的学术思想，我所撰述的篇章，以讲论王阳明为最多（已达20余题）。其中有一篇《论江右王门的学脉流衍》（编入鹅湖学术丛刊之三十：《牟宗三哲学与唐君毅哲学合论》，第317～33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印行），该文虽曾提及敝邑江西于都县的乡先贤何善山、黄洛村二先生，但未论及二人之学行。兹承《南昌大学学报》征稿及余，乃撰述此一短篇，尚祈乡邦贤彦不吝指教是幸。 从于都中学校歌说到罗田岩诗 抗战时期，我就读于都中学。第一堂音乐课教唱校歌，歌词如下： 于山钟灵，贡水扬清，问何黄从何处登程。 宜修养德智，振作精神，在学校好造就群英。 怀往哲，争光荣，有志竟成。 怀往哲，争光荣，有志竟成。 第三句“问何黄”，何，指何善山，黄，指黄洛村。音乐老师说，这两位乡先贤，是王守仁的高足弟子。当时，我既对王守仁懵无所知，也不明白如何才算高足弟子，倒是在城南罗田岩的濂溪祠里见过何、黄二先生的牌位。 罗田岩，始辟于南北朝时，而与罗田岩结缘比较早的名贤，则是北宋的周濂溪。当时他在虔州（赣州）任通判之职，曾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七日，邀约同僚钱建侯、于邑县令沈希颜与邑中处士王鸿（王羲之嗣孙）游罗田岩，赋诗刻石而归。诗曰： 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 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奉旨南来吉虔二州征剿，过罗田岩探访黄龙禅师，不遇，特在石壁上镌刻“天子万年”四个大字，端方刚劲，可惜文革时被毁坏。前几年邑人重加镌刻，但已无法重现原刻的雄浑气势了。另外，岳飞还留下一首七言绝句： 手持竹杖访黄龙，旧穴只遗虎子踪。 深锁白云无觅处，半山松竹撼西风。 到了明代，王阳明的私淑弟子罗念庵特为书写刻于石壁，非常珍贵。 南宋之末，文天祥号召忠义抗元，在于都城郊大胜蒙古兵，乃于戎马倥偬之际，偷闲游罗田岩，挥笔写下“集句大书罗田岩山壁”。词曰：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靖共尔位，正直是与。 无贰无虞，上帝临汝。 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年），罗念庵来于邑采风，曾偕同黄洛村等同游罗田岩，赋五律一首，以行草阴刻于岩壁。诗云： 古人不可见，空谷有遗音。 一卧白云上，方知静者心。 林风开霁色，岩月下峰阴。 怅望千年后，庭前草自深。 之后，王门二溪之一的罗近溪游罗田岩，又步罗念庵之韵，题诗刻石： 山谷双黄鸟，嘤嘤来好音。 名岩方独往，多士偶同心。 陡峤宁辞险，寻源草厌深。 元公开绝学，遗像俨峰阴。 清初，明代宗室遗老八大山人，也有罗岩夜坐诗： 为爱清秋夜，帘垂五漏时。 山虚吞小月，云重压高枝。 露冷蛩吟急，风惊鹤睡迟。 旅魂无著处，惟有少陵诗。 近年，大陆各级政府陆续整修名胜古迹，罗田岩的摩崖石刻，尚存70余品，其历史价值居于南赣之冠。历代所刻，有的还很清晰，有些便已漶漫模糊了。44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罗田岩之忆》，发表于香港《人生》杂志，现已编入拙著《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为附录（台北学生书局版，第327～337页）。6年前，我返乡探亲，路访罗田岩，发现新编的《罗田岩志》，里面有我的《罗田岩之忆》，但只是节录，且已改题为《罗田岩记》，编在第54至56页。对我而言，这也是可堪纪念的了。 去年，我应邀赴日本京都出席“国际阳明学会议”，写了一首京都会诗（略），因而触发乡思，回忆起罗田岩来，乃追和周濂溪与岳武穆两贤之诗，藉抒感怀。 （一）追和周元公游罗岩诗原韵： 古柏苍松何处寻，丹崖翠壁有岩阴。 元公道学通天地，钟磬悠扬证圣心。 （二）追和岳武穆游罗岩访黄龙诗原韵： 罗田岩穴驻黄龙，一去杳然无影踪。 何日慈云布法雨，满山禅意满山风。 罗岩濂溪阁与于邑王门诸子 罗田岩的濂溪阁，肇建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明代嘉靖年间，赣州太守邢珣增其旧制，加以重修，辟为三室。中室祀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左室祀岳武穆，右室祀王阳明，并以于邑王门弟子袁庆麟、何春、何廷仁、管登四人配享。黄宏纲所撰《重修罗田岩濂溪阁记》，言及一隅之地而寓五贤（按：指阁中所祀之周子、大程子、小程子、岳武穆、王阳明）诚所谓“道本人存，地由人胜”者矣。 记文又云：“阳明先师倡学虔台，及门诸子，于（邑）独多于他邑。”又云：“虔台之学，及门虽多，惟袁子庆麟、何子春、何子廷仁、管子登，独久于诸子。”而黄宏纲本人从游阳明之时日，尤较诸人为多。兹简介诸子之学行于后，以为纪念。 （一）袁庆麟 庆麟在于邑阳明弟子中，年齿最尊。正德十三年，初刻《朱子晚年定论》于于城，前序由阳明亲撰，后跋则由庆麟执笔。庆麟自谓“从学于朱子之训，余三十年，非不专且笃也，而竟亦未有居安资深之地。”及闻阳明讲学，受教三月“方若将有闻”，至此，乃敢归从于阳明门下。可见其人之诚切恳笃，非比寻常。可惜他论学的文献有阙，无由知其详了。 （二）何春 何春，字元之，曾任霍山知县。与弟廷仁从学于阳明。正德年间，在罗田岩濂溪阁之右，选择岩下“天然可设讲肆”之处，建构数楹以供“藏、修、游、息”，题名“观善”，并作“观善岩记”，有云：“仰观法乎天，俯观法乎地，泛观法乎万物，以善乎其身家与天下后世，夫是之谓止于至善。罗岩别号善山，取相观而善以发其义，是故冠之以观也。”二年后，阳明以大字题写《观善岩小序》刻于石，其文曰： 善，吾性也。曰观善，取传所谓相观而善者也。 （三）何廷仁（1486～1551年） 廷仁，字性之，号善山，少阳明14岁，而后卒23年，享年66岁。他奉派为广东新会知县时，内心非常感奋。他说，我虽不及白沙之门，如今有幸到他家乡任官，怎敢以俗吏临其子弟呢？（按：陈白沙，乃明代大理学家，广东新会人。从学于江西崇仁吴与弼，归而弘扬孟子之学，声名甚显。）于是，先谒白沙祠堂行礼致祭，而后入衙视事。后来，阳明巡抚南赣，讲良知之学，善山慨然曰：“吾恨不得为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乃专程往见阳明于南康，遂为高第。当时，阳明忙于平乱，师旅旁午，难得亲临讲席，四方来学之士，多由高第接引，疏通大义。善山年长，而又心诚气和，不厌详细，学者益发亲近。 （四）管登 管登，字宏升，曾任岳州同知。他从学阳明之时间，与何、黄二人相先后。阳明尝曰：“宏升可谓信道极笃，行道极勇者。”他居官之时，果于任事，清廉自守。父母相继而亡时，家贫不能具棺，居丧饘粥不给。丧服期满，自己亦致疾而卒。临终谓其弟曰：“吾历官十二年，故我犹在（故我，谓本来之我，指任官前清操自厉之真我），或可见阳明先师于地下矣。” （五）黄宏纲（1492～1561年） 宏纲，字正之，号洛村，少阳明20岁，而后卒33年，享年70岁。洛村从学阳明，与善山相先后，亦在阳明巡抚南赣之时。据《明儒学案》之记述，阳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后与之语。”洛村列于高第，后又随阳明归越，不离师门者四五年，接引学者一如南赣。阳明卒，居守师宅，又3年。据此可知，洛村在王门，亲炙之日特久，而又笃挚师友风义。阳明逝世，妻弱子幼，而朝议多歧，且有削爵、禁伪学之逆施。洛村居守师宅，与同门共相护持。其行谊有足多者。（其学思述评，见下节。） 当何、黄二先生与罗念庵在罗田书院（濂溪书院别称）讲学之时，一时名儒巨公，如欧阳南野（泰和人，阳明大弟子，官至礼部尚书）诸人，皆以访学而亲临罗田岩开讲。此时，于邑之人文风教，可谓极一时之盛。 之后，罗岩讲学之风，有断续，有演变，濂溪祠中奉祀的先贤亦有若干调整。据清道光四年（1824年）黄濬所撰《游罗田岩创建凝道轩记》，说及祠中主祀濂溪，配以岳武穆、文文山、王阳明，以及于邑五君子（袁庆麟、何廷仁、黄宏纲、何春、管登）。而宋惟驹所撰《凝道轩记》又引《中庸》之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而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三代之后，濂溪、阳明，皆能凝道，而岳武穆、文文山、罗念庵、何善山、黄洛村，以及李养愚（本邑人，朱子学者）等，则乃“循道而行道”之贤者，故合祀于凝道轩中，藉以警发邑人慕道之心。 “浙有钱王，江有何黄”：何、黄学思述评 《明儒学案》卷十九，何善山学案有云：“阳明没后，何善山、黄洛村与同志会于南都（南京），诸生往来者恒数百人，故一时为之语曰： 浙有钱王，江有何黄。 钱绪山、王龙溪，皆浙江人，同为阳明晚年之大弟子，极为著名。钱绪山完成王阳明年谱，功劳特显。王龙溪弘扬师门良知之教，影响甚大。而江右王门，人数最多。作为阳明嫡传的，可以邹东廓、欧阳南野、陈明水为代表。对良知学别有一说的聂双江、罗念庵，则是私淑弟子。另有刘两峰、刘师泉、王塘南，则又走向“性宗”而开启脱离王学（心宗）之几。而何、黄二先生虽是我的乡先贤，但客观地看，他们在阳明学派中的影响力，似与上述诸贤尚有一间之隔。但二人毕竟是王门高第，当时在南都会讲，也必然显露声光精采，故时论以之与钱、王相提并论。 在此，当就二人之学思学行，作一评述。 （一）何善山学思述评 学案本传与语录有云： 先生论学，务为平实，使学者有所持循。尝曰：“吾人须从起端发念处察识，于此有得，思过半矣。”又曰：“知过即是良知，改过即是本体。”（今按：良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人能知晓自己过失，便是良知在他生命中呈现起用。所以说“知过即是良知”。人能改正过失，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以复其至善之本体。所以说“改过即是本体”。）又曰：“此学是日用寻常事，自知自足，无须旁求。习之则悦，顺之则裕，真天下之至乐也。” 这些话都讲得很平实，很本分，显示善山乃是躬行实践之人。他论学“不为过高之言”，当别人论学稍涉玄远时，便随时以同门先进的身分摇手示戒，曰“先生之言，无是无是（是，此也。谓阳明先生无有此类说法也）。本传又云： 南都一时之论，谓工夫只在心上用，才涉意，便已落第二义。故为善去恶工夫，非师门最上乘之教也。先生（善山）曰：“师称无善无恶者，指心之感应无迹，过而不留，天然至善心体也。心之感应谓之意，有善有恶，著于有矣，故曰意之动。若以心为无，以意为有，是分心意为二见，离用以求体，非合内外之道矣。” 细按善山之说，可知他持守四有（四句教）立场，而不取王龙溪四无之说。他曾作格物说以示来学，使之为善去恶，实地用功，斯之谓致良知也。 据此看来，善山在王门诸子中，属于老成持重的名宿。而阳明最晚年的理境，就只有通过王龙溪诸人来引申发挥了。 （二）黄洛村学思述评 学案本传说洛村任刑部主事时，因为不欲求刑刻深以迎合上意，乃致仕（辞官）而归，与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诸人相聚讲学，流连旬月。“士子有所讲质，先生不遽发言，瞠视注听，待其意尽词毕，徐以一二言中其窍会，莫不融然。”从这种“片言释疑”的教法，可以证见他的学养深粹，义理明通。本传又说洛村之学再变：“始者持守甚坚，其后以不致纤毫之力，一顺自然为主。其生平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长于持重而短机械，盖望而知其为有道者也。”洛村语录有云： 先师之学，虽顿悟于居常之日，而历难备险，动心忍性，积之岁月，验诸事履，乃始脱然有悟于良知。虽至易至简，而心则独苦矣。何学者闻之之易，而信之之难耶？ 阳明亦曾自言，良知之学自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一口说与学者。而学者未经事上磨练，不知艰苦，乃遂轻易视之。洛村这段话，正与阳明同其感受。语录又载： （洛村）谓谢子曰：“太古无为，中古无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将与子由至德观至道，由无私而游无为乎！”谢子曰：“古道辽矣，孰从而观之？孰从而游之？”曰：“子不见耳目口鼻视听言臭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于视听言臭也，犹古之人耳目口鼻之于视听言臭也，吾何疑焉？则吾人之于是非诚伪、无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今之日月寒暑，犹古之日月寒暑也，则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无私，吾心无为，而奚观乎，而奚游乎？苟有志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将无往而非古也已。” 这一段话，发挥“心外无道，心通古今”之义，颇为简明达旨。但学案本传另有一小段话，却须加以疏通。 阳明之良知，原即周子诚一无伪之体。然其与学者言，多在发用上要人从“知是知非”处转个路头，此方便法门也。而及门之承其说者，遂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 黄梨洲这几句综述，未尽妥恰。阳明之“良知”虽然可以说是诚一无伪之体，但与周子所言之“诚一无伪”的道体，意指实有差异。周子只言道体，未言性体，更未言心体。而阳明之良知则乃心体（以心体融性体与道体），不可与周子之道体笼统混而为一。 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乃是超越层上“鉴照意念之是非善恶”的性智（良知）之知，不是经验（感性）层上的认知、感知之知。因此，把阳明从“知是知非”讲良知，视为“转个路头”，视为“方便法门”，这是隔阂不相应的误解。至于“及门之承其说者，遂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这句话，却是顺洛村之言而说。洛村语录有云： 自先师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说，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终非天然自有之良。知为有意之知，觉为有意之觉，胎骨未净，卒成凡体。 如果真有人以“意念之善”为“良知”，则洛村的评说当然很中肯。但王门诸子，果真有人直就“意念之善”说“良知”乎？似乎并无这样的讲说。所谓“莫不以意念之善为良知”，恐怕是洛村自己解悟未彻，乃顺一时浮泛之论而有所滑转，因此使得他对阳明的四句教也不敢信从。所以本传有云： 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 然而，阳明提出致良知四句教，开显“心意知物”而言“格致诚正”，这是他晚年最成熟的总归结。在他56岁那一年的9月出发征思田之前夕，钱绪山、王龙溪二人夜侍天泉桥，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这四句话是用善恶二字分说“心、意、知、物”。其言曰：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谓“无善无恶”是指出心体乃至善之体，它超越善与恶之对待，所以阳明自己就曾特别明言：“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而邹东廓所录四句教之首句，更径直说为“至善无恶心之体”，不过，四句教的定本则实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而这一句又须与后三句通贯地看。当时，阳明对钱、王二人曾作最后的郑重告言： 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不尽。 然则，洛村何以“不用四句教”？看来，他可能是受了聂双江和罗念庵的影响。聂、罗二人的思路，是以他们自己的体会来推想阳明的良知，结果形成理解上的不契和讲说上的曲折。其中的原委，牟宗三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即《心体与性体》之第四册，台北：学生书局版）之第三、四章，有详细之判释。我在《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版）第五章第三节，也有精约之述评，皆请参看，兹不赘述。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