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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 《大学》是保存儒家道统的一部重要著作。所以，读“四书五经”，首先要读《大学》。所以，朱熹讲，“《大学》所教”，就是“穷理尽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穷理尽心”。“穷理尽心”的目的是“修己以治人”，实际上就是“治国”必先“治身”。 《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是初学儒学的人的一个“入德”的门。读“四书”，要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这个顺序，但我们要考虑到这四部著作的内在联系和不同点。所以，朱熹表彰《大学》，就是认为《大学》是整个儒家体系的一个纲，非常简洁的一个大纲，是“治学为学”的一个纲目，“修身治人”的一个规模，“内圣外王”的一个大道。所以，他说，要先从《大学》来立定这个纲领。如果人没有一个纲领，没有一个目的去读经，那就是白费力气。 读《大学》就是先定其规模，先立其纲领。这就是孟子讲的“先立其大者”，先有一个崇高的目标，然后再去努力。“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孟子有一种“发越”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最后读《中庸》，去探求古人的微妙。这里谈到了“四书”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同时也从“四书”理解的难易上考虑。从难易程度上讲，《大学》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大家都能明白，但是要真正掌握它的精神，却很不容易。“定其规模”，是什么规模？很明显，就那么几个字，“三纲领八条目”。是不是？三个纲领，八个名目。所以，我们读《大学》，要记住这几句话，“三纲领八条目”，这就是所谓的“先立其规模”。这个规模立起来了，才能谈到“修己治人”的一个方法。 儒学的本质是什么？当代有很多人对儒学思想作定义。但我想，梁漱溟先生有一个最好的定义。“儒学者，修己治人之学也。”再比如说，冯友兰先生曾经讲过，儒学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仁学”。这个“仁学”，进一步地就是“人学”，就是讲人如何做人的。所以，我们说，读《大学》，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要把握“四书”之间的内在关系，按照这个次第——先《大学》、再《论语》、再《孟子》、最后《中庸》。《中庸》是观“古人之微妙”，那么《中庸》里面最微妙的是什么？有八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中庸》所讲的这个“道心”，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致。儒家所相传的，就是这个“道心”。 所以，我们说，“四书”体现的是把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和儒家对“先王之教”的发展所作的一个最高的总结和概括。那就是说，“四书”离时代最近，所谓“四书近，五经远”。“四书”也比较容易，而“五经”比较难。“四书”的规模和量也小，而“五经”大。这就叫先从小从易着手，再读难的远的大的。所以，朱熹有个比喻。他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熟饭”，是煮熟了的饭，而“五经”是打下来的“禾”，还有皮儿和壳儿，不像“四书”那样打开饭盒就可以吃饭了。“五经”的话，你还要把壳儿磨掉，经过筛选，然后再把它煮成熟饭。所以，朱熹一生就用在编著《四书集注》上。《四书集注》是最能代表朱熹的思想的，因为他在这本书上下的工夫最大，前后修改了七次，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反复地修改，特别是对《大学》的修改。 历史记载，朱熹在死的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我想这也不虚。冯友兰先生在临去世前的一段时间，在住院前的那一个月，还在写他的书，没有停。朱熹也很可能是这样的。为什么他对《大学》这么重视呢？由于《大学》的版本问题。虽然短，但是里面有很多编次的问题。所以，有人问，《大学》最后是不是定下来了？朱熹就说，自我对《大学》的修改，现在我觉得比较稳妥了，但是“恐数年以后，又见其不稳”。 所以，最后朱熹就是看《大学》和《周易》，对《大学》和《周易》他最重视。他有一句话，叫“义理无穷而心力有限”，义理是没有穷尽的，而一个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惟须毕生专研始而后已”。他看《大学》，就是“一面看，一面疑”，一边看，一边怀疑，“所以改削不已”，不断地改，不断地削。所以，他说，“我的一生，对于《大学》用功甚多，《论》、《孟》、《中庸》，却不费力”，这就是因为《大学》的版本问题。虽然只有一千多个字，但是历代的《大学》的版本都有很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到底是“经”，还是“传”，还是“经传合一”，而且这十章的“传”的次序也不一样。这是因为，古代的著作都是编在竹简上，时间一长，绳一断，这竹简就散了。一散了以后，重新再编起来，这个次序就有问题了。现在咱们的书，经过汉代人整理，基本成了定型。但是汉代以前，这些书是不是这个样子，这都不能成为定论。包括《周易》，《周易》的卦序也是这样。所以，他们这些人，再三地修改，再三地编削，为的就是使它能符合原来的面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两重性”，所谓的有“原本的历史”和“写的历史”，就是原来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们把历史写出来。 冯友兰先生就讲，“写的历史”，永远不能和原来的历史重合。因为历史是发生过的事，我们现代人去描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身临其境，大量的已经发生过了的事已经变成了谜。那么，在学术著作上，一样也是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不断地去探索去研究，尽量地恢复历史的本来的面目。这是《大学》之所以复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大学》的概说。 下面谈谈《大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大学》的作者，古人没有明确记载。到了二程、朱熹，认为《大学》是“孔子言之，曾子述之”，是孔子说的话，然后曾子又把它叙述出来。“曾子言之，弟子记之”，曾子的学生又把曾子对于《大学》的阐发记下来，就形成了“传”。 我们翻开《大学章句》，真正的经文就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开始，前面的“子程子曰……”都不是经文。到后面“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说那一章，那二百多个字，是孔子说的，而曾子把它叙述出来的。后面还有“其传十章”，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这个“经”是孔子的，“传”不是孔子的，这个“传”是按照曾子的意思由曾子的学生把它记下来的。大家读《四书集注》要特别注意，这是《大学》里朱熹说的话。然后，“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就是所谓的“传”，这是“传”的第一章。那么，就是朱熹把《大学》这么分割了，把《大学》一千多字的著作分成“经”的部分和“传”的部分。“传”也被分成了十章，“右传之四章，释本末”，就是右边《大学》传的第四章，是解释“本末”的。接着他又说，“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第五章《大学》里就没有了，缺文了。是不是？“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是经文。朱熹认为，二程也认为，这里有缺文，留下的这句话只是一个总结，这说明《大学》在第五章当中丢了，没有了，第五章只剩下了两句话。所以，朱熹就说，右传的五章，大概是解释“格物致知”的意思的，如今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朱子说：“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我是根据二程的意思给第五章作了一个补充。补什么？就是下面这一大长段话，“所谓致知在格物者……”，一直到第7页这一段完了，这二百多个字，是朱熹的。 所以，我们读《大学》，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要产生一个问号：朱熹补的这一章的根据在哪里？没根据。这是朱熹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把“格物致知”作了一个补充。所以，第五章在《大学》原本里面是没有的，我们只有读这个《四书集注》本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第五章被朱熹补成这样子，别的《大学》的版本里没有这一章。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朱熹的思想的时候，往往大量引证这一章。这一章是朱熹的思想，而并不是《大学》的原来的思想。这个在历史上就有争论。《大学》之所以复杂，就它的结构来讲，就比较复杂。我也不太同意朱熹的这一章就是《大学》原来的这一章。我们读《大学》，不要把这一章当作《大学》的内容，只能把它当作朱熹的内容，或者我们把它当作对《大学》读本的一个参考，因为这里面讲的，都是理学的思想，和原儒的思想还是有很大差距，这个都可以做研究。 对《大学》的作者，程朱认为是曾子。大家知道，曾子是孔门后学的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叫曾参，在《论语》里面有。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多岁，是孔子晚年招收的弟子。传说《孝经》是曾子作的，但是现在认为《孝经》的作者也是不清楚的，是有争论的。《大学》的作者是不是曾子，这也是有争论的。这都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论语》里面知道，曾子这个人，他主要强调的是“忠恕之道”和“孝”。曾子的思想，就是后来所谓的子思这一派。孔子的孙子叫子思，据说子思和曾子基本算是一个学派。子思这个学派直接影响了孟子，在儒学史上把它叫“思孟学派”。这个学派，特别是曾子，他重视自我修养，重视孝道。在《论语》里有句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就是孔子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忠恕”。曾子提倡孝道，提倡忠恕，提倡自我修养。在《论语》里还有一句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曾子的话。我每天都要反复地反省我，三次反省我。他还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曾子在儒家的传承里面，特别是在孔子的后学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大学》是不是曾子作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结论。朱熹认为它是曾子作的。朱熹还把《大学》分成了“经”、“传”两部分。原来不分“经”和“传”，1000多字，205字是“经”，其它是“传”，然后再补一章，叫《补格物致知传》，在朱熹的著作里有这么一篇文章。他为什么补这个传？要补《大学》“格物致知”这一章。所以，朱熹的这个做法引起后来的辩论。辩论什么？就是《大学》这部著作到底是谁作的。最有代表性的辩论，清代辩论得很激烈。清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叫章学诚，他首先反对朱熹这个说法。他认为《大学》的通篇的文字是首尾联署的、前后呼应的，文体也是一致的，所以《大学》是出于一人之手，是“一时一人之作”。不能像朱熹那样把《大学》分而为二，一部分是“经”，一部分是“传”。他说从文体就可以考察出来。一个著作的文体，比如《论语》的文体很严谨，《孟子》的文体比较舒畅，《左传》的文体是“文错出而不均”。他说，《大学》的文体，“繁而尽又多排语”，这是在战国的时候由一个孔子的后学完成的，他可能也是曾子，可能也不是曾子，但是决不是像朱熹说的那样“经”是孔子作的，“传”是他的弟子作的。他认为朱子是不对的。 康有为有一个更好的看法。他说，朱熹把《大学》误分为“经”、“传”，不能把它分为“经”、“传”。他说了很多很多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一篇当中，只有一次提到曾子，就是在第六章里。第六章里有一句话，就是“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就是说，用十只眼睛看着你，用十个手指指着你，处事的时候你难道还不谨慎小心吗？这就是所谓“慎独”。你在那做点坏事，你以为别人发现不了，实际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这是曾子说的。康有为说，整个《大学》里，只有这一句话是“曾子曰”。如果是曾子所作，那么曾子怎么把自己叫做“子”啊？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矛盾，而且只有一次谈“曾子曰”。所以，他的结论是，《大学》这本书，是“记孔门弟子之后学，传孔子之口说”，这样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叫武内义雄，他的看法就更有问题了。他认为《大学》是出于《孟子》、《中庸》之后，甚至《大学》出于汉代。为什么？他说，《大学》里面讲了很多“正心”。“正心”这个思想是从哪来的呢？他说，“正心”这个思想是从汉代的董仲舒那里来的。董仲舒的著作《举贤良对策》里有一句话，叫“正心以正朝廷”。“正心”这个概念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所以，《大学》讲“正心”，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所以《大学》在董仲舒之后。这个看法认为《大学》产生于汉代。总而言之，对《大学》的作者和时代，产生了很多疑问。 到现在，应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地解决。但是，对于《大学》的作者，前面所讲的章学诚的讲法、康有为的讲法，还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也是这样看，《大学》这本书，就其时代来讲，应该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不能把它列到汉代。武内义雄的说法一点儿也经不起推敲，有很多文献，包括《论语》和《孟子》里面都有“正心”的概念。那么，这本书出自于战国中后期，其作者，在我看来也应该是一个人。因为它只有一千多字，正像章学诚讲的，它首尾相连、文体一致，不能把它分成几块。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应该了解这一点。但是，在历史上，《大学》被改得面目全非了。程颢有一个叫《改正〈大学〉》的文章，他专门改《大学》，认为这一章应该在这，那一章应该在那，他有一个本子。他弟弟程颐，也有一个《改正〈大学〉》。兄弟俩各改各的，都不一样。那么，朱熹对二程的改正又不满意，所以他又作了一个《大学章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他既不同意大程，也不同意小程。到了王阳明，又改了。王阳明改得更厉害。他认为《大学》的古本的样子应该是他改的那个样子。他改的那个样子，就把《大学》完全变成了“心学”了。所以，《大学》这本书的原貌现在就不可得知。咱们要等待地下出土的文献，说不定什么时候挖出了一本《大学》，那所有的争论都解决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学”和“大学之道”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大学”和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是不是有联系？中国古代把“学”分成“大学”、“小学”，“大学”是针对“小学”说的。《礼记》里面讲：“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进入小学学什么？“洒扫”，就是打扫卫生，这当然要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家政”之类的。“应对”，就是待人接物。还有“进退”。还要学“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古代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在汉代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六经”。这“六艺”，就是六种手艺，六种专业。这六种专业，大家看，都是具体的。“礼乐”，指的是具体的礼乐，比如会吹笛子，会弹琴，掌握专门的乐器，“礼”也是讲具体的礼。除了“礼乐”，射箭、驾车、写字、计算，这都是“小学”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古代“小学”的内容，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具有一定专业性的东西，要具体掌握的一些技能。 光有这个还不行。到了十五岁，“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我们古代的大学不是完全的贵族教育。大家从孔子看，孔子是“有教无类”。在孔子的门下，实际上有的人很穷。比如颜回就很穷，死了之后丧事都不好办，他的同学凑了几个钱，给颜回办了丧事。“凡民之俊秀”，加上天子和公卿大夫的子弟，都进入大学。我们看到的《大学》这本书，就是这些人进入大学后所学习的内容和培养的目标。 所以，“小学”、“大学”之分，主要是从内容上分。内容上，“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训练应该是属于一般的专业性的知识，达到它，就能够所谓的“敬业而乐群”。“敬业”，你要有你的专业，有你的工作，并不像有人批评大学，说大学只讲这个“红”，只讲政治，不要“专”了。我们以前讲“红”、“专”，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建立在“小学”的基础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等教育，能够训练一技之长的专业教育，那么“大学”就是高一级的教育。 所以，古人给“大学”所作的定义，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所谓“大人之学”，是使人能够成为“大成”，培养人能够有一个大的成就。通过学习，能够达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甚至能够从政治国。所以，“大学”是培养“大成”的。“大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全”，是培养“全人”的教育。什么叫“全人”的教育？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古人把“全”叫“成”，所以，古代把它叫“成人教育”。这跟我们现在说的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成人教育”，是连退休的人都可以来的成人教育。“成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大成”的教育，这个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可以参与治国的。 古代的“大学”，用我们现在的话讲，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高级的行政管理学院。当然这个还不完全一样。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比如咱们看《四库全书》里头，你看历史，有很多县官、县令，学问可大得不得了，这当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的一个原因，那些当官的都非常有学问。不是我们在文革当中鼓吹的“泥腿子”，越没有学问，政治觉悟越高。文革中有这么一段经历，否认读书的作用，那个时候也叫“读书无用论”。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文革这一段，大反传统，宣扬“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文化中，官吏的培养，是要读书的。这个读书，不能停滞在这种专业的训练上，而是要入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培养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治国人才。你如果当不了官，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这种人多了，这个国家才能安定。 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学”，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学”不完全一样。大家知道有一句话，是清华的校长梅贻琦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不是说有多少大楼，有多少仪器，而是有大师。 《大学》开宗明义讲“三纲领”，标明了《大学》的一个宗旨就是“大学之道”，这个“道”，在于培养一个“成人”，一个“全人”。这是“大学”和“大学之道”的关系。 《大学》的主要内容，我想，大家需要把握的，首先就是这“三纲领”，然后就是“八条目”，第三点就是“三纲领”和“八条目”的关系。然后就是《大学》当中的主要的范畴和概念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它。读完了以后，我们再讨论《大学》这本书的思想的现代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