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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学说中，虽然“仁”与“礼”具有核心范畴的地位，但是“义”在其思想学说中，也同样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在《论语》中，孔子对“仁与义”、“礼与义”以及“义与利”都作了解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义”在孔子学说中的真实内涵及其意义。 程颐认为，孔子在《论语》中，说仁的时候，并没有“仁义”并提；只有到了孟子时，方才“仁义”并提。[1]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如此，孔子《论语》中“义”，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孔子学说中的地位同样不可漠视。 大家知道，在孔子的学说中，仁和礼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是体和用的关系，仁为体，礼为用。相对而言，仁侧重从人的内心来讲人的道德品质与人格理想，而礼侧重从外在的人的角度来讲约束人的行为规定和最终社会理想，两者表里如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仁”与“礼”糅合之后的产物便是“义”，可以说，“义”是对过于理想的“仁”和过于现实的“礼”的一种折中；虽然“义”早于礼，是礼制兴起的源头之一，但在此时已被孔子赋予了新的意涵。 “义”主要有以下含义：1.义为仪。《说文》：“义者，己之威仪也。”《尚书大传》“尚考太室之义，唐为虞宾”，郑玄注曰：“义，当为仪；仪，礼仪也。”2.适宜、适当。《释名·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3.道德原则的总称。《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赵歧注曰：“义谓仁义，所以立德之本也。”4.有利、利益。《墨子·经说下》：“义，利也。”由此可以看出，“义”从祭祀礼仪之威仪的本义，被引申为合宜、有利等伦理道德的意义；而孔子所言的“义”，其实便是通过个体的自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礼制。“义”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的原则和标准。 可以说，“义”作为孔子仁学、礼学相互糅合的产物，仁与礼合一的具体体现，它既有仁的内在道德思想的规定性，又有外在礼仪的规定性。《礼记·礼运》说：“礼也者，义之实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仁者，礼之本也，……为礼不本于义，犹根而弗种也。”《礼记》乃孔门后学所为，他们对义与仁、义与礼关系的解释，其实便是对孔子思想所作的最好注脚。 义在《论语》中有很多记载，如：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里仁》） 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阳货》）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义”不仅被作为人们客观行为的合理价值要求，也被作为主观道德修养的基本准则。经统计，在《论语》一书中，几乎都是将“义”作为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行为是否合“义”，是孔子衡量一个人是否符合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的道德准则。他认为君子应当“义以为上”、“义以为质”，从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来说，“义”被看成是仅次于作为最高道德标准“仁”的道德价值范畴。在《论语》中，孔子将之作为道德人格典范的“君子”所具有的基本品质。 在孔子看来，“义”的最高境界，便是“中”；行为合乎时宜是中，故孔子时、中连言，讲“君子而时中也”（《礼记·中庸》）。时中，究其极，就是中。孔子讲“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和“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都是中之确解。孟子以权喻中（《孟子·离娄上》），最为明通。后来子思作《中庸》，在此基础上，创中和概念，这是对“礼之用，和为贵”思想的最好诠释。冯友兰先生也说：“儒家所谓‘义’有似乎儒家所谓‘中’，办一件事，将其办到恰到好处，就是‘中’。”[2]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尽管《论语》中“中庸”仅此一见，使我们对其内涵不得其详，但是从孔子溢于言表的赞美中可知“中庸”乃至高道德品质，而这便是“义”的最高境界。而中庸之德在孔子看来只有君子、圣人方可达到。 由于在孔子的时代，虽然礼乐大坏，但总的来看，礼制依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故维护和兴复礼制，依旧是孔子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虽然孔子提出了“义”这个贯注着仁与礼相互规定的道德价值标准，相对于“仁”来说，它更容易得到实践，但他依旧将希望寄托于通过内在“仁”来完成对“礼”的践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还是较少地提到了“义”，更不要说是“仁义”并提。有人统计在《论语》中，孔子提到“义”共21章23次，远远低于提到礼和仁（109次）的次数。[3]如果说被孔子赋予新内涵的“义”，还不太适用于孔子那个礼制还健在的时代，那么到了孟子礼坏乐崩、人人多言“利”的时代，具有折中“仁”与“礼”的“义”，就开始显现出它的适应性和价值来。 在孟子学说中，已将“仁义”并提，由此看出孟子将“义”提升到与“仁”一样的地位，使二者共同成为评判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标准，且为人的内在道德品质。如当前贤告子说“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时，孟子便予以反对，认为“义”和“仁”一样，都是人生来所固有的道德品质，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同上）。后来宋明理学家们对“义”的阐发，皆由此而来。 孔子对“义”的高扬，其实是对传统社会礼制和道德伦理的认同和肯定，希望通过糅合改造的方式，来发掘传统文化“仁”、“礼”的魅力，使之在新的社会状态下，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义利之间，他认可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但反对为了追求私利而破坏社会和群体利益的行为，即漠视公共的“义”。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后来孟子强化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对梁惠王专言私利的行为，批评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这些都反映了孔孟主张义利进行辩证的统一，而不是执其一端，不顾其余；反映了孟子在义利观上，秉承了孔子所言的“中庸”思想。（作者：姜海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参见《程氏遗书》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之精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3]参见阎合作：《<论语>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