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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文本及其政治思想义理解读

http://www.newdu.com 2017-12-09 中国文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孟子》七篇,共三万两千来字,从语言风格分析是孟子自撰,朱熹即持此观点,司马迁也这样认为。但也有人说有其弟子参与编撰或根本就是弟子编撰,如韩愈即主此说,也有些证据,如文中出现了孟子死后才有的王公谥号,当是后学改定。《孟子》是论说文,对白体,很严谨,逻辑性很强。不像《论语》为语录体,弟子追忆,全无逻辑性,多格言警句、道德箴言。我认为《孟子》真实地表达了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孟子亲撰,弟子在传授过程中或有所改定。
    《孟子》的版本,《史记》记为七篇,《汉书·艺文志》记为十一篇,东汉赵岐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外书》即: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因疑为伪作,赵岐未作注解而将其搁置一边,后渐淹没,不传于世。流传至今的《内书》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赵岐将其各分上下,共十四卷。《外书》虽可能是后人伪托孟子之名的续作,从其篇名来看当是遵循了孟子思想,或是思孟后学所为,至少是东汉以前的作品,虽伪仍有价值,将其搁置而失传当是很大的损失。古时的伪书很多,《尚书》中就有不少伪篇,《六韬》伪托为姜太公兵法,虽伪却仍流传到今天。《孟子·外篇》的失传,恰恰说明汉魏时代人们对孟子尚不够重视。
    《孟子》作为先秦诸子之一,汉以来历代注家很多,汉文帝时一度立为官学,置博士,后又同于诸子。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另有郑玄、高诱等作的注解。唐宋时又有许多新注,最著名的当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并被收入《十三经》。明清时又有更多注家。注疏及正义等就是古人的研究,注家意见各不相同,注比原文多很多。其中清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从古文经讲究实证的立场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义理,指责理学是“以理杀人”,提出“理欲并存”论,近人胡适认为具有启蒙意义。焦循的《孟子正义》则是历代义理注疏的集大成著作,现中华书局有新版。
    近人的注本也很多,且有很多白话译本,较流行的有杨伯峻注译本,还有许多讲读心得。由于国学热读经讲经的持续升温,儒经通俗译本有了市场空间,盗版也很多。我这里有明张居正《孟子》讲评本,也是一个盗版。此书虽为明朝“皇家读本”,却也是通俗讲座,是为十岁的皇太子讲经用的教本,张居正当过明隆庆、万历两朝皇帝的老师,由王者师而为宰相,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孔孟之道两千多年来教导过无数帝王将相,乃至普通百姓,到今天对我们仍会有所教益。《孟子》既有注译本,也就不难读懂,但要确切把握其思想则要作一番思考,当然理解也会各不相同。
    下面我们简要地概括一下孟子的政治思想。
    众所周知,儒家政治上讲仁政,为政以德。孟子并非独创体系,而是接着孔子往下说。但孔子侧重讲礼乐,孟子则侧重讲仁义,并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即人性善说。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讲功利,讲礼法。盂、苟一内一外从两个不同侧面全面发展了孔子思想。
    孟子之前人们对人性善恶已有争论。孟子批驳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说,认为人先天皆有“四心”,即“不忍人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之所以区分于动物的社会会属性。人心的共性即仁义。小孩掉到井里却见危不救者为“非人”,没有“四心”者即为禽兽。这是从经验上论证人性本善。
    孟子区别了人性与兽性的不同,由“四心”又推导出仁、义、礼、智四大伦理意识(四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也就是说善心是天生的,四端也是超验的,是人人都具有的。“四端”以仁为中心,“仁,人心也”。他同意孔子“仁者爱人”之说,认为孝悌与亲亲为仁之根本,是建构社会秩序最根本的基础。
    仁义礼智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属性,但也只是人皆俱有的一种初始道德,需要后天的修养,“扩而充之”,才能规范与制约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达到“天人合德”的境界。孔孟仁学彻底摆脱了上古天神信仰,开启了儒家人文精神,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仁”是善心,是德性,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推而广之则为善政、德治。“义”则是行为规范,是仁的延伸,见义勇为。遵从和履行仁德的要求。“礼”为制度规范,没有羞耻就会逾越道德边界,于是乎人应该辞让讲礼,男女授受不亲,自觉遵守按仁义要求而设置的礼仪规则。“智”为认识能力,仁义之人是讲究是非的智者,“尽心知性”,身体力行,承担应尽的社会义务。人既皆有此“四端”,则“人皆可为尧舜”。人人都有条件努力践行成为圣贤,如此也就能建构理想道德的社会。
    但现实社会中并非人人都是圣贤,孟子据此又提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划分:能努力践行“四端”者为君子,君子是善的人格化。不践行“四端”者为小人,小人是欲念的人格化。君子求善,求仁义;小人求利,纵欲,利欲薰心而丧失仁义。为存仁持善,必须清心寡欲。诚意正心,修身克己。因此,孟子又把人分为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两类,先知者为君子,修养到家。“推己及人”可为圣人。
    儒家依据道德建构社会秩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进而又提出王道政治学说。王道就是圣王之道,又叫“先王之道”、“尧舜之道”,其实就是仁政,是孟子将性善论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而提出的理想化政治。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倡导圣贤政治,圣贤都是正人君子,有怜爱之心,怜惜百姓,行仁政,以哀怜之心执行刑罚,为政以德。仁爱者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也就是以仁爱之心来构建和谐社会。
    仁政具体要求统治者:1裕民生,正经界。给民以恒产(土地、园宅),有恒产才会有恒心,不致邪侈,安居乐业。小农经济是仁政的物质前提。2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保障农民最低的生存要求,人人有饭吃。3止战争,轻刑罚。不株连,重视生命。4忧民之忧,与民同乐。救济弱势群体、孤寡老幼。5提出井田制说。九一而助,有小农社会主义色彩。这就是孟子描绘的王道乐土,70岁可食肉,不饥不寒。
    孟子进一步又提出圣王暴君论。行仁政的可为圣王,如尧、舜。不行仁政终为暴君,如桀、纣。孟子称之为:一夫、独夫民贼。圣王是道德的楷模,为政以德;暴君纵欲贪利,不行仁政,倒行逆施。孟子歌颂“汤武革命”,认为君主对人民有责任,不负责任丧失仁义的暴君应受谴责,受处罚。但靠谁呢?圣王!由圣王来救民于“倒悬”,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孟子劝人民相信:仁义的君主必定会来到人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道仁义的政治一定会出现。孟子把国家治乱寄托于个别超凡魅力的大人物身上,治乱循环,全在于圣君暴君,是英雄史观。而圣君暴君则取决于个人道德,所以说其仁政德治讲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孟子进而又提出君臣关系。本着仁义,为臣者须有“大丈夫”精神,可为道义献身,不向权势低头。臣虽要忠于君王,安守本份,但也要坚持人格和道德操守,有尊严。本着仁义,对君主不盲从。他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臣虽礼义上分上下,人格上却是平等的,以仁义共同治国平天下。君王有错,臣应进谏,君则应纳谏。不纳谏的暴君可以放逐或取而代之。这样的言论应该说在古代相当大胆,具有挑战性!
    最后讲到君与民的关系,也要本着仁义,要首先考虑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孟子提出了最著名的言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稷为土谷之神,代表国家。孟子的意思是首先要考虑民众利益,其次考虑国家利益,君主个人利益则等而下之。突出民生,行仁政,百姓衣食足而知礼义,把民众生计看作为一切问题的中心。把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思想。孟子继承先贤民为邦本、明德保民的论说,亲民、养民、教民、得民,以民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论述,体现了他政治学说的人民性。民本就是仁政,行仁政才会得到民众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把民心向背看作政治成败的标尺,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不怜惜百姓,不顾民众生活疾苦,而“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民意反映天意,天子权力要由“天授”,天授的实际含义就是民授。孟子“民贵君轻”论在古代非同凡响,是君主专制时代最响亮的人民心声,也引发了许多争论。人们认为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民本。也有人上升为民主思想,或谓有民主思想的种子。
    孟子的亲民立场,重视民生,民本主义,似乎距民主仅距一步之遥,但实际上差距很大。
    孟子主张普遍的仁政,反复说“仁者无敌”,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不在于武力侵逼。“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民众的和谐团结,与统治者一条心,众志成城,抵御外敌。在战国时代诸子关于王道、霸道的争论中,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王道就是圣王之道,就是亲民、存民、养民、保民,讲和谐,行仁政。霸道则是“以力服人”,或者以诈骗之术“以力假仁者”。行仁政可以“天下归心”,统一天下,所以孟子反对战争,反对武力兼并,提出“春秋无义战”,反对极权暴政。但是孟子始终提不出民主,他既提不出,在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
    从孟子的言行看,他们反对极权专制,反对暴政、苛政,反对刻剥百姓,痛恨无限的贪欲,反对绝对的君主专制王权。
    当然,孟子民本思想在逻辑上可以和民主思想对接,民本思想中包含着一些民主的因素,这样的说法是不错的,但要真正达成民主,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进行现代创造性的转化。像宋人“援佛入儒”,今人“援洋入儒”,把孔孟之道与宪政民主相结合,“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家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社会主义诉求平等,就是儒家的仁爱。关注民生,追求和谐,基于其共性可以“返本开新”,探求儒家的社会主义价值。但是,如果像汉武帝那样再次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则可能扼杀儒学。新的儒学是开放的,也可以和自由主义思想嫁接,儒化西学,融通中外,使之更有思想活力和兼容力。另外,在注重孔孟的同时,也要关注荀子。荀子的性恶论及以法治国的思想,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在当今可能有更大的思想价值,其专制倾向当然应该抛弃。诸子都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原载:《华夏文化》2009/0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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