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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去世2500多年后，儒家在当今韩国还有影响力吗？ 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教导曾经对韩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国家甚至曾经被称为世界上儒家色彩最浓厚的国家。 在这位哲学家去世2500多年后，在当今韩国人的生活中仍然强调家庭、个人修身、孝敬老人，尊重权威等。 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院长和伦理学家杜维明坚信儒家仍然可以为像韩国这样的现代社会提供很多东西。 杜维明说“儒家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全面的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人文精神，也是所有轴心时代文明即希腊哲学、犹太教（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家中学习做人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理性方式”。它为韩国提供了“核心价值观”，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道德卓越的典范。 杜维明说这个关键的价值观让它和比如“金科玉律”之类西方伦理观念区别开来。 “儒家的人文精神有两个基本价值：一是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是仁道，即仁爱的“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认为儒家的仁道观有助于文明和宗教间进行对话。” 杜维明甚至认为儒家的公共利益价值观和艰苦工作不考虑利益回报的观点促成了韩国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兴。2010年，该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而许多发达国家仍然陷入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 杜维明说“类似的例子可以在日本和新加坡等其他儒家社会找到。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通常是政治精英和企业精英的混合体的领袖阶级能够动员包括劳工和市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来应对国家危机。这种现象在诸如美国、英国、法国和希腊等当代许多社会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儒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一书的合作者和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theAsanInstituteforPolicyStudies）院长韩在凤（HahmChai-bong）同意儒家在激发韩国人围绕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建设性作用。 韩在凤说“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危机来袭时，我们就要求韩国人献出黄金。出现了民众在街上排队向银行出售黄金的壮观景象，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陷入了困境。我们把这种行为与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进行对比，他们只是简单地指责政客和他人。如果不用儒家，你真的无法解释，韩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来自国民同舟共济的意识。” 他也相信儒家哲学的严格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给国民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在政治和企业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违反儒家要求的情况。 韩在凤说“儒家对当权者和有权威的人提出了很多要求。这确实给我们很多好处，它一直是韩国社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来源。” 但儒家也遭遇很多批评，批评家们谴责儒家的女性观和对等级差异体系的强化等。在《外人》（Outliers）中，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Gladwell）指出，深深扎根于韩国文化内部的尊重上司的儒家观念正是导致韩国航空在1988-1998年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安全记录的罪魁祸首。 曾任国立台北大学教授，写过“儒家的黑暗面”的杰罗姆·基廷（JeromeF.Keating台湾有人译为祈夫润）说“儒家开始于家庭很少流动性的时代，它依靠不变的等级体系，在几乎所有人际关系中女性都处于不利地位。” “21世纪的人们的民主意识更强，甚至阿拉伯之春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那里的人们希望获得选举领导人的权利，不想依靠上面的“恩赐”。从技术上说，儒家将责任沿着社会阶梯上移或下移，但更多地遭到违反，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得到尊重。” 在基廷看来，儒家基本上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对任何哲学、宗教和意识形态，你都必须从确定生活答案的世界立场的角度进行考察。儒家是在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商人处于社会等级的最下层，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看到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不是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而是全球化的社会，人们到处流动，大部分人用不同的方式赚钱。” 虽然儒家哲学的痕迹可以在朝鲜半岛的最早文献中找到，但它的影响力是从朝鲜王朝（theJoseonDynasty）的14世纪以来逐渐强大的。到了1500年代，宋朝理学开始成为这个王国的主导性思想和社会规范，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李退溪（YiHwang）和李栗谷（YiI）的影响。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两位学者，二人的头像如今出现在韩国1000元和5000元的钞票上。 儒家强调和谐和家庭的重要性，如果使用杜维明的说法，“家庭是人类生存和繁荣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因此，受到该传统影响的社会如韩国、日本和台湾的暴力犯罪率和家庭破裂情况都非常低，令人羡慕。但基廷指出，这些积极的社会指标不应该仅仅从表面价值上看待。 他说“在台湾，我敢肯定在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乱伦、暴力、女孩遭到叔叔强暴等往往是不报案的，因为害怕家丑外扬，要维护家庭的面子。类似的，我注意到婚外性行为并不少。家庭维持下来没有解体，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在西方，女主人就是女主人，在亚洲，它有个委婉语如“小太太”。你在对付更看重形象和面子而不是诚实和实话实说的文化。” 韩在凤也承认儒家哲学的局限性，注意到儒家的严格要求常常与民众道德薄弱的现实格格不入。 韩在凤说“因为儒家的标准太高，人们有时候就想逃避或绕开它。这也可能导致虚伪，从而造成社会上玩世不恭泛滥或者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韩在凤补充说，这不仅是道德标准过高也是和其他社会区别开来的东西。 “它们是不同的标准。有时候如莱维斯基丑闻，我认为韩国任何一个政客遇到这类丑闻后肯定要下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比西方社会的道德标准更高。西方人觉得，只要他当总统还行，这是个人问题，是别人不能干涉的私生活。这正是我们应该感到担忧的地方，而不是这个人的私人生活到底如何。韩国人至今仍然没有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来的界限。” 韩在凤没有鼓吹社会回归儒家，但他相信儒家能够成为当今抗衡其他思想传统的最有意义的东西。 “我认为儒家或者任何社群主义传统秩序价值体系能扮演的就是抗衡角色，缓和社会可能产生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 (本文来源：爱思想。作者约翰·保尔，译者吴万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