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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儒家思想在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成为东亚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的的主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应着眼于经济、文化、安全的一体化，抛开意识形态的差距，形成一个稳定的地区性结构和体制。儒家思想可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儒学；儒家思想；东亚共同体 儒家思想是一个多元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宗教、道德、教育、政治、法律和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儒家思想是东亚两千多年思想文化发展的的主流。杜维明说："儒家传统就是又有古又有今的思想长河，从曲阜的涓涓细水，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部分，后来变成潜流。到了宋明以后，逐渐地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1]儒家思想对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儒家思想及其对东亚社会的作用 两千多年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第二个时期，从宋代开始，对儒学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建，吸收、消融了佛教心性，主张"内圣外王"；第三个时期，即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受到巨大冲击之下兴起的，以恢复和确立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历经两千多年，儒家的核心思想得到了传承和光大。 儒家思想的主要特色 儒家思想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重群体，重社会，以人为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稷，群体意识强。 人的存在及其文化创造是儒家关注的基本之点，强调人的问题高于一切，认为人们之间有一种共同点，即人性，人性也就是道德性。孔子把人性解释为"仁"，孟子解释为"仁、义、礼、智"，荀子解释为"义"。 提倡民本和忠君，子孝臣忠，以民为邦本；尊重权威，强调对维持社会协调统一的需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论语·季氏》）"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第二，着眼伦理本位，重视道义原则，强调道德的价值和作用；强调纪律和社会秩序；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提倡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强调人的终极目的或人的价值就在于道德人格的自我实践，并从个人道德扩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先进》），"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为政》）认为"仁"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颜渊》）孟子进一步明确肯定人人都应该具有这种道德或价值。 第三，重视家庭，家族观念强，"亲亲"与"尊尊"同体并用，由敬爱亲人，而施仁爱于众人，尊崇长辈。 第四，顺应自然，谋求人与自然的合一、与自然界的"天道"融合，赋予自然以人文意蕴。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实现主客互融的"天人合一"。 第五，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到安邦定国的首要位置；尊重传统，宽厚包容，多元共生和并存，等等。 第六，提倡"和为贵"，宣扬"中庸"精神，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和谐。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颜渊》）。 儒家思想重和谐。所谓"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事物的各个部分、多种成分和平、谐调地共生，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有机统一。 （1）"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生成万物的基础，并使万物丰长。而相同的事物相合，则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中庸》将自然之和表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的状态就是，万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适度即为"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尊重和保持自然的本来状态，人们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才，逐步达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太和"境界。 （2）"和为贵"，"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礼的运用和目标也在于"和"。"和为贵"，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理国家、处理各种事物的准则。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有史伯回答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通过不同文化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在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允许差异、个性、多样性存在的"和而不同"，是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求同存异，相互认知、相互理解，寻求共识。 （3）追求内心的均衡与和谐。主张将私心升华，弘扬利他的爱心（公心），制约与导引私心，实现"两心调谐"，"致中和"，"与天地参"。 （4）谨慎把握"度"，遵守中庸之道，做到无过无不及。讲究审时度势，把握分寸，"允执其中"。寻找矛盾双方的平衡点，顺利化解矛盾，达到"中和"。 儒学与东亚价值观 杨国荣指出："儒学在其衍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它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并具体展开于天人、群、义利、理欲、经权以及必然与自由等基本的价值关系，其逻辑的终点则是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之境。""儒学内含的价值体系在长期的文化演进中，已逐渐渗入于日常的文化心理及行为方式之中，不过，在日常心理的层面，儒家价值观的体现总是带有自发的特征，只有在儒家思想的经典文本中，其观念体系才得到了自觉的、系统的阐述。"[2] 东亚文化价值观受儒学影响而形成，突出特点是"全体大用，圆融和谐"，具有多元复合性、亲和力和凝聚力，也具有因时顺变、不断更新的特性，具体表现为： --多元并存，兼容并包。东亚文化丰富多彩、多种因素并存，既有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儒家价值观，也有讲究顺其自然、清净无为的道家价值观，还有宣扬一切皆苦、人生皆苦的佛教价值观，等等。 --善于学习，凝聚力量。重视教育，善于学习，不拘一格吸取各种文化精华，使东亚既能够广泛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特色，使文化始终具有巨大的内部亲和力、凝聚力。 --注重和谐，持道中庸。和谐观在东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这种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有助于增强社会的亲和力、凝聚力，有助于缓解可能存在和突显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助于避免因为矛盾激化、激烈对抗而导致的社会动荡。 --求实顺变，不断更新。因时利导，随时变易，造就了东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主体活力。顺应而不是抵御历史大势，求实唯实而不务虚名，使东亚文化能够为谋求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最大的可能性空间。 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维护了社会的秩序，维系了人与人的关系，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对东亚复兴的意义 20世纪，东亚一些处于儒学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在不断反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维护东亚文化基本价值的同时，学习、吸收西方优秀的文明成果，用以振兴东亚。尽管走过一些弯路，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超越自己，融会东西文化，加以扬弃，这才是理性化的做法。目前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儒学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牟钟鉴的总结，就儒学对东亚复兴的推动而言，主要有三点： 第一，自强不息、刚毅不屈的精神。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勇者不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重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教育出无数的志士仁人，支撑着东亚社会的正气，使东亚社会走向振兴。 第二，仁爱贵和、敬业乐群的精神。儒家从仁道爱众的精神出发，主张社会和平与人际和谐，追求民族和国家的稳定、团结及民众的安居乐业，反对国家之间的不义战争和欺人霸道，也不赞成内部的压迫和争夺。孔子的思想以忠恕之道为基础。"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即关心人、帮助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体谅人、尊重人。这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人和"，就是内部团结、步调一致。《易传》提出"保合太和"的理想境界。《礼运》追求大同世界，特点是天下太平、社会富足、道德优良。儒家这种友爱和谐的思想成为东亚民族群体的追求。 第三，厚德载物、兼收并容的精神。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承认事物的差异性，主张多样性事物之间平等共处，和谐互补。《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应像大地一样，胸怀宽广，容纳各种各样的事物。"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前进中保持差异，在差异中又可以沟通，在文化上应百家争鸣。儒家多元宽容的文化理念成为支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原则。佛教文化圈与儒家文化圈重叠在一起，成为东亚人的两大精神支柱。近代，东亚吸收了西方文明。特别在20世纪后半叶，东亚国家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机制和先进科学技术，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接轨，取得了飞速发展。这是东亚社会第二次与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儒学中确有与现代化抵触的成分，但从深层次说，东亚社会现代化之快速与东亚文明中博厚悠远、善于吸收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儒家思想文化中还有许多长处，可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如注重家庭伦理和社会公德，主张用德治和礼治补法治之缺失；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倡导经世致用，义利统一，开源节流，富民贵民，等等。这些优良思想传统在东亚社会转型中发挥积极作用。 儒学正在成为东亚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精神纽带，成为东亚人一种共同的文化语言，成为东亚价值的代表。[3] 在为现代化过程提供合理的价值范导方面，儒家价值体系蕴涵着多方面的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或限制由不适当的价值导向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儒家价值体系也可以提供某种参照。 儒家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仁义为内在基质、以礼乐为外在仪轨的特色。儒家思想也有一些局限性。 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表现出一种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倾向，以人为核心，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忽视了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未能把社会与人分开，更未把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分开，而没有发展起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多是思想性内容，而不像西方那样形成学术体系。 第二，儒家思想强调"经世致用"，追求知识的实用，影响了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难以形成客观的知识。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性，注重笼统的直观的领悟，具有粗糙性和封闭性，忽视思维的理论性、精确性、抽象性，形成墨守成规、自我封闭、不思创新的思维惯性。 第三，中庸取向价值观和保守倾向。"知足常乐"、"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不为人先"等保守思想对人产生了消极影响。儒家思想以求同和尊古为基本价值导向，如明哲保身、封闭保守等，不利于创新、超越和发展。 第四，"尊经注经、论资排辈"的文化意识，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重群体、礼教，轻个体、自由。 儒家思想在整体价值取向上重"道"轻"器"，强调"经世致用"，而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这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因而，需要弘扬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摈弃消极因素，在借鉴、利用的过程中有所选择和过滤，因时顺变。 二、儒家思想在东亚的传播 东亚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 东亚文化圈也可称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指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等东亚国家在内的，使用或曾经使用汉字，承袭汉文化的跨地域性文化地理单元。[4]古代东亚文化圈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儒学、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等。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主导了东亚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 中华文化是历史上东亚文化圈的原生结构，对东亚文化圈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很大影响。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 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百家争鸣。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术。两汉时儒学盛行，并逐渐定于一尊。六朝隋唐时，儒释道并举，有时释道居先。宋以后理学对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理学以儒为表，释道为里，熔三者于一炉。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学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占有主导的地位，儒道的结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在儒、法、墨等哲学思想熏陶下形成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是《易传》所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中华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性都很强。认同，使中华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历千年而不衰；适应，则使中华文化顺应环境的变迁，不断调整发展的轨迹，适时应变，与时俱进。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改造其不足和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文化。 儒学对韩半岛和日本的影响 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韩半岛和日本的影响尤为突出。 韩国学者全海宗指出："给韩国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儒学、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和生活伦理）和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韩国从不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5]"儒教思想成为韩国的政治、思想、伦理、教育、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甚至比中国更趋于形式化和礼仪化。"[6] 韩国学者李瑞行指出："韩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很早时候起就与儒教建立了联系，这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性质的调整及确立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是非功过很难评说，但对韩国人形象的确立是有着很大贡献的。"[7] 公元前4世纪卫满朝鲜和汉四郡时代，集孔子思想之大成的儒学思想部分传到韩半岛。正式接受并应用孔子的经学思想是在三国时代。[8]三国时期，高句丽首先接受中国文化。百济从海上与中国通航，使儒学传入，于公元4世纪设立大学。新罗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传入儒学的，于7世纪中页开始设立国学。统一新罗时期，儒学被定为"国学"，9世纪末设立读书出身科，以论语、孝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为考试的范围。 元朝时，朱子学传播到了高丽。最先传播朱子学的是安王向，他到元朝的燕京接触到《朱子全书》，他从中国要来孔子和七十二贤的画像及祭器、乐器、经史等文献，在国学上设立瞻学钱，自己成为经史教授导监师，为复兴唐宋儒学打基础。白颐正在燕京10年，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回国后，向李开贤、朴忠佐等传授。 15世纪，朱子学成为朝鲜的统治理念。李氏朝鲜设立成均馆和五部学堂，讲授儒学。 16世纪中叶，著名儒学学者李┆晃（退溪）、李珥（栗谷）等发展了朝鲜的朱子学。朱子学支配朝鲜学术界500年。 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和生活哲學一直影響着韓國，已經滲透、扎根于韓國社會之中，尤其體現在教育、禮儀等方面。同時，它在韓國的經濟發展、社會現代化進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韩国社会，儒教虽然没有过去享受的传统的特权地位，但悠久的儒教传统已成为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如热爱国家、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保持礼仪、关心他人，这些精神和态度仍然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日本古代文化最早是狩猎采集文化，源于中国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后，进入农耕文化阶段。日本学者木宫泰岩指出："秦人、汉人对于日本精神文化所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以汉人数千年来的文化为背景，具有极为复杂的内容；他们带来的思想中，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还有阴阳五行以及谶纬的思想。通过他们，加深了日本语言的内容，丰富了日本国民的思想。"儒学东渐日本，源于两汉，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儒家经典在日本的流传，起初是汉唐注疏，其后是宋学。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公元285年，百济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等去日本。公元6世纪中叶，五经博士段扬尔、汉安茂、王柳贵等先后东渡，日本人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典籍及其思想，特别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进行政治改革，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按中国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的顺序排列。公元604年，由圣德太子亲撰的《宪法十七条》，试图按照儒学思想建立理想的封建秩序，其条文用语多出自中国诸子百家，可谓集汉籍之大成，成为古代日本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总的精神是"以和为贵"、"君尊臣轻"，体现了以儒家精神作为贵族官僚的政治、道德规范的意图。 公元8世纪初，颁布《学令》，规定在大学或国学推行经书教育，以《论语》、《孝经》等为必修课。 公元1276年，中国儒生李用"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9]。镰仓时代（1185-1333年），有学问的世袭学者都出自博士家，由学问僧和渡来僧输入《宋学》（朱子学）到日本。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阳明学、实学都得到发展。朱子学通过朝鲜的"退溪学"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川中期，荻生沮徕著有《辨道》、《辨名》、《论语征》等，对儒家古典进行解释和体系化，发展了以礼为中心的儒学学说。德川幕府奉朱子学为惟一正统圣教，严禁"异学"。江户幕府时代（1624-1867年），日本的朱子学成为"官学"，纳入学校教育，在各藩的学校中教授儒学，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一些武士和官员为有儒家修养而骄傲。幕府时代，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中的尚武精神与忠君、孝道等思想与日本社会中传统神道观相结合，在日本培育了武士道精神，突出忠、义、勇、礼。 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出现阳明学。中江藤树之后，大致分为"存养派"和"事功派"。"存养派"是与中国阳明学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事功派"吸取了阳明学中突出"自我"的"心理合一"论、"自尊无畏"的"良知"论，以及强调"诚意"、"笃行"的"知行合一"论，力求使主体通过能动的道德修养过程完成自我人格的复归。这种思想为冲破陈旧观念、争取思想自由、瓦解封建体制、促进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也为武士阶层崛起以及日后军国主义勃兴埋下了伏笔。 日本儒学更注重多元、包容和融合。在江户时代，林罗山主张"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神道即理也"，以朱子学之理改造和取代日本的神道，实现神儒合一。 明清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学者的频繁接触，大量汉文书籍的东传，儒学各流派学说传到日本，对日本思想界及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清初，中国大儒、明朝遗臣朱舜水移居日本，讲学授道，很受朝野欢迎。"赞儒道大美，颇有朝闻道夕死而可之意"[10]。通过日本儒学大师石田梅岩等发起的社会教化运动，把儒家精神内化为日本民众的普遍道德原则，儒家思想深入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 三、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现代东亚概念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东北亚有5个国家，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蒙古；东南亚有11个国家，即东盟的10个成员国和东帝汶。 在东亚经济发展和地区化进程中的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更多地来源于传统的东亚文化，而不是现代的东亚文化，是局部的东亚文化，而不是整体的东亚文化。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化圈或东亚共同体还有待构建。 对于东亚（或东北亚）地区体系，许多学者进行过多年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崛敏一的"东亚世界体系"说，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森岛通夫的"东北亚共同体"说；韩国学者全海宗的"朝贡制度"说，罗钟一的"东北亚文化共同体"说；中国则有大陆学者何芳川的"华夷秩序"说、宋成有的"三足鼎立"说，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制"说，台湾学者张启雄的"中华世界帝国体系"说、高明士的"天下秩序"说，等等。[②]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韩国驻日本大使罗钟一博士提出努力建构东北亚"文化共同体"，认为东北亚地区共同体是最具可行性的文化共同体，形成该文化共同体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第一，以文化共同体的形式推进，以文化产业打造共同体的基础。第二，不应该局限于少数精英，而应有大众的参与。第三，在计划和执行上要力图使文化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包含文化的质量和市场性含义。第四，它不应该具有封闭的或区域利己主义、文化优越主义的性质，而应该成为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和受益的地域性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事业。[11]（P11） 韩国独立运动的先驱金九曾倡导"四海同胞主义"。他说："我所企盼的民族事业，决不是用武力征服世界或支配经济力量。我所要做的事情只是以爱的文化、和平的文化，使我们得以更加美好地生活，让全人类和谐美满地生活。""文化的力量是我希望的惟一没有局限的东西，因为它会使其他人和我们同时得到幸福······"他主张将霸权竞争转换为"共同体"秩序，韩国要以不同于大国的行为方式为形成更好的秩序做出贡献。 安重根曾在日本上升为地区霸主时期主张通过韩、中、日的合作实现"东北亚和平"。其要旨是三国在维持独立状态下团结一致的"亚洲连带主义"，就是东北亚各大势力的和平战略，三国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克服"西势东渐"的危机。"韩、中、日形成同盟，主张和平，相互协助，逐渐成为开化的地域，由于九州和世界各国一道为和平做出努力。" 罗钟一认为，文化意味着共同积累的一定业绩或成就以及具有一定倾向性的价值体系和沟通手段。文化是生动的、变化的、公开的体系，但同时它又是形成任何共同体都必不可少的上层建筑。文化在今天的地位已经不亚于政治和经济。 在东北亚，具备了缩短距离、形成文化共同体的绝佳因素，那就是在悠久岁月里积累下来的共同的文化遗产。东北亚地区国家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着更加密切的文化共同体关系。起点是一千多年前的唐、新罗和平安时代。后来14世纪后半期的明、15世纪初的朝鲜李朝和17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德川时代，为对抗地区外部影响而采取的锁国政策导致了地区内部交流的停滞。虽然有过这些起伏，但这一地区仍是知识分子拥有的共同领域。到了19世纪，在西方文化的压倒性优势下，这种局面才遭到破坏。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已成为拥有共同的文化遗产、最快地学习和接受西方，并且良好地加以运用进而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的惟一地区。[11]（P10） "亚太盆地"共同体 日裔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提出"文化国际主义"的概念，指国家之间文化因素的交往，例如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分享电影与音乐等；国际主义意味着各国走在一起，共同进行某些形式的合作，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合作和理解。通过强调这一方面，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更加有序的国际秩序。 他认为，建设一个排外性的亚洲国家共同体是错误的，不应将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排除在外，可以成为一种跨太平洋的共同体，称之为"亚太盆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要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同时不排除多样化，对多样化要宽容。如果可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国家共同体就将有旺盛的生命力。[12] 东亚价值观的建设 在全球化时代，弘扬东亚传统文化价值观，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造、创新，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价值观体系。 第一，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建设具有包容性、多样性、个性化的东亚价值观。 要坚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原则，学习、吸纳一切先进、合理的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包容性、多样性、个性化的东亚价值观，并进而影响、滋养、培育全球伦理、普遍价值，使之成为进步、宽容、包容、多样、顺变的文化价值观。 第二，在民主政治方面，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与义务。 东亚有"民为本，君为轻"之类民本思想，强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集体、群体利益优先的传统。如在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等，以"忠"、"孝"为基础，用家族集团主义模式管理企业，重视企业的凝聚力，培养员工的集体责任感和事业心。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建立观察和处理全球问题、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合作方式。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全球利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对培育全球伦理、普遍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法治和道德方面，遵守社会规范，充分发挥儒家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调节作用。 儒家价值观中，"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和要求，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不仅人与人之间以"礼"待人、以"礼"服人，民族和国家之间也应该礼尚往来，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避免磨擦与冲突。 第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东亚许多企业家成功地将儒家的义利观运用于现代经营管理之中。东亚价值观中的义利兼顾、平衡思想对于调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增加温馨与和谐，具有积极作用。 第五，在大量冲突面前，持道中庸，寻求协调，追求和谐。 东亚价值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强调可持续发展。在纷争日重、冲突频发的现代，东亚文化传统中对人的观念和行为持道中庸、追求和谐的要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普遍意义。 当前世界面临着深刻的价值危机，具有悠久历史和鲜明特色的东亚价值观，可望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以济世界文化之穷，助世界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发挥更大的作用。[13] 在全球化时代，东亚价值观必须实行区域自我整合。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不平衡，有不少矛盾和冲突，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共性和共同利益。 走向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应着眼于经济、文化、安全的一体化，抛开意识形态的差距，形成一个稳定的地区性结构和体制。 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构想。近年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迅速发展。 随着当代东西方交通、经济频繁的接触，信息的高速传递，东西方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已蔚为当今时代的趋势。东西方文明正在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汇合，并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文明。东亚地区的文化复兴会对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和平共处和可能的相互交融做出重大贡献。 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包括领土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争端，必须求同存异，共同协商解决，更显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 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国家在一些共同的条件和共同利益下结成的高度一体化的集体和组织，以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统为基础，以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前提，是一种积极的而富有创造性的整合体制。 东亚共同体分为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三个层面，又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按照贝尔巴拉萨的划分，区域经济合作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也将大体沿袭这一顺序，首先在区域内实现自由贸易，形成共同市场，实现单一货币，成立东亚中央银行和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继而出台统一经济政策和法规，打破各种非贸易壁垒，组织内的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经营，商品、资金、技术、人员、信息能够实现较为充分的自由流动。 东亚政治共同体是指在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集合体，建立东亚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第一个层面是东亚社会共同体，即形成一个东亚公民社会，形成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强有力的基本规范并建立一套具有硬性约束力的基本制度的区域集合。多数成员首先认为自己是东亚人，是东亚公民，其次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第二个层面是东亚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既有军事方面的，如来自外部的武装性进攻的威胁，也有非军事方面的，如政治动荡与合法性危机、种族和宗教冲突、金融危机、病毒和病菌的传播、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威胁等。 东亚文化共同体建立在各种各样的东亚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共同基石之上，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东亚意识，其核心理念是对东亚的归属和认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打破和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形成了东亚统一的文化市场。在充分保留和发展各民族的个性的同时，东亚人共有的情感世界、心理活动、审美意识不断增多，愿意更多地欣赏共同体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在多元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东亚文化整体。[14]要将东亚由一个地理概念上升到一种具有高度心理认同的文化概念，东亚各国之间需要加强交往，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文化融合。 东亚各国需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战略，运用政治智慧，建立完善的经济合作机制，扩大文化交流，形成稳固的安全机制，增进理解和信任，互相协商，共谋发展。 中日韩同属"儒家文化圈"，有着大体相似的文化传统、文化结构，人们有着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多类同。有必要通过互动、合作而相互提升，共同弘扬共有的文化传统，共建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整体精神的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需要振兴和推广东亚传统文化，保持独立性，为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 在文化转型与创新过程中，东亚应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探讨东亚价值观的新内涵，坚持自身文化的基本特质，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资源，丰富东亚文化体系，使目前总体上尚处于分散、分离甚至相互对立状态的东亚精神文化不断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局限，在多元性和多样性基础上相互接近和彼此兼容，发展"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多元共存的东亚新文化。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精神财富，如人文理想、和谐精神、民本理念等，将对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03-21。 [2]杨国荣：《善的价值--儒家价值体系研究》，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牟钟鉴：《东亚儒学的复兴》，载《儒教文化研究》第三辑，韩国成均馆大学学术研究院儒教文化研究所，2003。 [4]冯天瑜等：《中华文化简史》，2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全海宗：《中国与韩国》，载沈善洪主编：《韩国研究》（第二辑），344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6]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3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韩]李瑞行：《韩中文化交流与共同体文化形成的课题》，载沈善洪主编：《韩国文化传统·文化卷》，85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8]亚细亚学术研究会：《韩国民族思想史大系（古代篇）》，144-145页，莹雪出版社，1973。 [9]《宋东莞遗民录》卷下，《李用传》。 [10]《朱舜水文集》，"与安东守约杂札"。 [11][韩]罗钟一：《东北亚共同体的文化视角》，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 [12]刘波、马娟：《文明的交汇：让我们国家互相依赖--专访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11-13。 [13]孙伟平：《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交流项目研究报告，2005。 [14]李文：《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232-23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ConfucianismThoughtandtheEasternAsianCommunity LinJian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林坚(1964-)，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生导师，2005-2006年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国际交流学者，主要研究科技哲学、企业文化、历史文化等。 [②]参见[日]崛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1956；藤间生大：《东亚世界的形成》，春秋社，1966；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罗钟一：《东北亚共同体的文化视角》，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何芳川：《华夷秩序新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6）；宋成有：《东北亚国际格局："中韩日三国三足鼎立论"》，载《亚太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