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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汉字文明·草书:纵任奔逸 凤舞龙翔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图一:陶盖文“苏解为”拓片(秦代)
    
    图二:汉简《神乌傅》(西汉) 连云港市博物馆藏
    
    图三:皇象《急就章》(三国)
    
    图四:陆机《平复帖》(西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五:王羲之《远宦帖》(东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六:王献之《中秋帖》(东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张旭《古诗四帖》(唐朝)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八:怀素《自叙帖》(唐朝)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草书是汉字最为简约的字体,其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纵任奔逸,赴速急就。许多人把草书看成是楷书、行书的简化,认为汉字字体的演变顺序是篆、隶、楷、行、草。其实,草书产生的时间几乎与隶书同步,其逐渐成熟的过渡期也几与隶书的发展平行。
    关于草书的起源时间,历史上主要有源秦说、源汉说两种。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认为:“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里则有“汉兴有草书”之说。近现代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证明,最初的草书并不是隶草,而是草篆。草书的肇始时期可上溯到战国中后期,其演变过程为:草篆—草隶—章草—今草—狂草。其中,草篆、草隶为萌芽期,章草为形成期,今草(小草)、狂草(大草)为成熟期。
    1、天然率真的草篆
    战国时期,文字的使用从贵族扩大到士人和平民。当时任务繁重的下层书吏和民间抄书者,往往会急书以速成,草篆便应运而生。这种草篆,因实用之需,书写时运笔较快,不少笔画的首尾之处出现了无意识的笔势牵带。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从秦代陶盖文“苏解为”(图一)中得到印证——
    陶工苏解 率意草篆
    这是一帧天然率真、古趣盎然的陶盖文,上刻“苏解为”三字。据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邦怀先生考证:“苏解乃陶工之姓名,物勒工名,是也。”他认为“为”当解释为“造”,秦人言“为”而汉人言“造”,所以该陶盖应为秦代之物。
    秦代实行“物勒工名”制度,手工业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备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苏解为”当是陶工苏解在泥坯上随手刻画而成。三字虽为篆体,却不似工整端严的官方字体,逸笔草草,不雕不饰,应为草篆。“蘓(苏)”字的“禾”旁采用连笔,“爲(为)”字省简了笔画。笔画的连接和省简是典型的草法特点,草书已经呼之欲出了。中国文字起源于民间,汉字形态的每一次变化都渗透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也正是民间书法无拘无束、纯任自然的原创性,使草书的产生获得了契机。
    2、古朴稚拙的草隶
    草隶,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流行于秦汉间。其特点是存隶意,少顿挫,多圆转连属,但笔法与结体尚无一定规范可循。目前,我们可以从大量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中一睹其真容。如1993年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竹简《神乌傅》(图二)——
    神乌寓言 悲情草隶
    《神乌傅》作于西汉成帝永始年间(公元前16年—前13年),“傅”是“赋”的通假字。《神乌傅》是一篇亡佚了2000多年的西汉俗赋,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汉赋乃至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也将我国禽鸟寓言及俗赋产生的时间提前了200多年。
    《神乌傅》全文664字,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一对乌鸦的悲情故事: 阳春三月,一公一雌两只乌鸦艰辛筑巢。巢未筑好,一只盗鸟前来偷窃材料,雌乌便和盗鸟吵了起来,并且大打出手。结果,雌乌被盗鸟击伤,冤屈难伸,求助无门,遂断然求死,而雄乌也决心殉情。雌乌不同意,让它迅速逃走,再寻贤妻,抚育孤子,说完便自杀身亡。雄乌大哀,只得离开旧巢,携子而去。
    《神乌傅》篇名三字,用工整隶书写就。正文均为草隶,用笔、结字和章法不拘一格,精巧灵动,随意挥写,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稚拙美。
    3、斑驳烂漫的章草
    章草是草隶高度规范化的产物,出现在西汉末期。传说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字字独立而不相连带,不似今草字字纽结纠缠。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或曰为汉章帝所喜爱,或曰施于章奏,或曰因史游作《急就章》。史游的《急就章》,奠定了章草的标准范本,但目前存留下来最早的《急就章》为三国皇象所书(图三)。
    东汉末期,习草之风大盛,赵壹《非草书》描写了士人阶层耽迷草书的情景:“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这一时期,章草开始向今草转变,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见证。《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咸宁初年(275年),距今1700余年,有“墨皇”之称。然而,这件中国现存最早的名人墨迹,在旧中国却险遭帝国主义的掠夺。在它上面,凝聚着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心血和生命——
    陆机“墨皇” 伯驹生命
    《平复帖》(图四)现存9行84字,是陆机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因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把目光对准了我国的古代珍宝。国难当头,有人想把《平复帖》卖给日本人。大收藏家张伯驹闻知此事,非常愤怒、焦急,便变卖家产,用巨款买下《平复帖》。1941年,张伯驹突遭一伙持枪匪徒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并以“撕票”威胁其夫人潘素。张伯驹将生死置之度外,暗中叮嘱夫人: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同时绝食抗议。绑匪见张家态度坚决,知道无法逼出《平复帖》,只好自降赎金放人。不久,张伯驹举家迁往西安,他让夫人把《平复帖》缝入自己的衣服夹层里,虽历尽跋涉离乱,未曾须臾离身。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平复帖》及所藏古代字画全部无偿献给国家,实现了他书画收藏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平复帖》为陆机用秃笔燥墨书于麻纸之上,书风古厚,笔意婉转,斑驳烂漫。细观此帖,字间虽不连属,但那笔势倚侧的章草笔意中已荡溢着今草的气息。
    4、妍美流便的今草
    草书由章草变为今草,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演变。今草省去了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书写更为简约方便。今草传为东汉末年的张芝所创,世称其为“草圣”。今草到了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笔下,变汉魏的朴质书风为妍美流便,为今草确立了一个基本标准。王羲之的草书疏放妍妙,王献之的草书神骏超逸,他们共同构成了草书创变的“二王体系”——
    羲献父子 并称二王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的集大成者,有“书圣”之称。东晋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而王羲之又是这一时期最具创造性的书家。他从形式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一般不作多字连绵,仅以二、三字一笔出之;并借用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擫、敛蓄的今草。王羲之的草书点画结构匀称,笔姿矫健雄逸,字态遒媚秀婉,风格清新流便,风神蕴藉,不藏不露,中规适矩,呈现出一派成熟的理性魅力和风采。自此以后,今草“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
    王羲之草书代表作是《十七帖》,其中第十五通尺牍《远宦帖》(图五)为王羲之晚年作品。此时他对今草的实践已极为娴熟,但该帖的某些用笔、线形及结字仍可寻见章草的意味。作为一位创新型书家,王羲之对旧体并非简单的扬弃,而是从章草中再发掘出新鲜的因素,使今草不断丰富和完善。
    东晋另一位草书大家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耽精草法,曾劝说父亲 “改体”,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别树一帜。他在得法于王羲之的基础上,兼学张芝,改体创制,由“内擫”而转为“外拓”,由敛蓄而化为奔逸,突破王羲之的连绵模式,发展为多字贯通的“一笔书”,将今草又向前推进一步,后世遂有“破体”之称。其草书名作《中秋帖》(图六)就是 “一笔书”的代表作,运笔如火箸画灰,字势连绵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该帖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为稀世珍宝。
    关于《中秋帖》,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此帖在民国时期被溥仪带出宫外,后流散民间。1950年,《中秋帖》与“三希帖”中的王珣《伯远帖》被典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面临出售的危局。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在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不惜重金购回二帖,终于使这两件墨宝回归祖国。
    5、奔放写意的狂草
    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在今草的基础上将点画连绵书写,笔势奔放起伏,字形变化繁多。狂草为盛唐张旭所创,他常常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甚至用头发蘸墨书写,人称“张颠”。张旭的草书线条丰肥圆劲、厚实饱满,人谓“张妙于肥”。狂草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唐僧人怀素,与张旭一样,怀素也习惯醉后乘兴挥毫,二人并称为“颠张醉素”或“颠张狂素”。怀素继承张旭狂草的衣钵,将张旭草书的丰肥变为瘦硬,故曰“以狂继颠”。因此,狂草之名,一方面是由于书写时的疾速与诡奇,另一方面与张旭、怀素酒酣颠狂的创作状态有关——
    颠张醉素 狂草抒怀
    张旭狂草,脱胎于张芝、二王,亦有“草圣”之誉。他善于从各种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草书笔法之意;后又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悟得草书笔法之神。张旭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书法家,他用充满激情的狂草来抒写内心的情感——“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把激荡的情感与草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也使得中国文字由实用性书写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载情艺术。
    张旭的《古诗四帖》(图七)是狂草艺术的典范之作。通篇气势奔放不羁,如惊电激雷,倏忽万里;似急风骤雨,跌宕起伏。也许我们可以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窥见张旭醉书狂草时的情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怀素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位狂草大家。他幼年出家为僧,经禅之暇,勤学书法。因无钱买纸练字,就在寺旁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由于长期精勤学书,秃笔成冢。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而悟草书妙道,又向当时名家求教,书艺大进。他善以中锋作大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备具。
    《自叙帖》(图八)是怀素中年以后的草书巨制。这幅126 行、长达7米有余的作品,是怀素一生草书艺术的写照。文章列举了当时诗人、名流对他书艺的赞美,并以浪漫恣肆的笔墨线条传达豪放自得的心情。通篇神采飞扬,如龙蛇竞走,飞动圆转,随手万变,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规范。在字形结体及章法布局上,尤其富有创造性,有时几个字一笔连绵写成,有时又将某个字夸张放大,处理手法娴熟多变,奥妙绝伦,给人以新奇而又富于抒情性的艺术感受。
    狂草将中国书法的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标志着草书摆脱了实用性,成为一种纯艺术性的书法形式。草书最适于写意,即抒情达意。在篆、隶、草、行、楷5种字体中,单就艺术性而言,草书可谓独占鳌头。草书的发展演变,就是实用性逐渐减弱、艺术性逐渐增强的过程。唐以后,草书逐渐退出实用领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但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开拓与创新将永远启迪世人。(本报记者杨立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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