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曾祥云 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共有六篇，即《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和《名实论》。一般认为，《迹府》篇系公孙龙弟子记录公孙龙言行的材料，其余五篇为公孙龙本人之作。《墨经》亦称《墨辩》，是《墨子》书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小取》和《大取》六篇的总称。由于公孙龙是“专决于名”的名学家，其《公孙龙子》五篇都是关于名的问题的探讨。因此，本文的讨论仅限于《公孙龙子》与《墨经》名学思想的对比分析。至于《墨经》名学之外的内容，则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一 有关公孙龙思想的渊源，晋鲁胜《墨辩注序》即有公孙龙祖述墨学之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近人梁启超亦云：“惠施、公孙龙皆所谓名家也，而其学实出于墨。”① 胡适也认为，《墨经》内容有和《公孙龙子》相同之处。② 温公颐教授指出：“从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看，它和墨翟有历史渊源关系。再从他所著《坚白》、《通变》和《名实》诸篇的内容看，又和《墨子·经下》有相通的地方。”③ 汪奠基先生也认为，“惠施、公孙龙的名辩，亦不过是祖述墨辩逻辑的一支。”④ 可见，公孙龙之学出于墨，并非一家之言。 龙之学出于墨，虽为多家所持，却也不是定论。一般认为，《墨经》是后期墨家学者所著，而非墨子本人作品。由于《墨经》作者及其生卒年代以及公孙龙的生卒均不能确考，孰先孰后拟或是同一时期亦无法确断，因此，说龙之学出于墨，实也带有某种猜测成分。不过，从《公孙龙子》与《墨经》内容的比较来看，二者有着相訾相应之处，却是极为显然。因而，说公孙龙名学之思想素材与墨学相关，当属无疑。 《公孙龙子》与《墨经》思想究竟是如何相关的呢？二者相关之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本文将逐一作出分析。 对于《名实论》、《坚白论》和《白马论》与《墨经》思想的相关性，已有一些研究者论及。由于表述得过于笼统，不够明确，这里我们再作些具体分析。 先看《名实论》。公孙龙云：“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夫名，实谓也。”《经说上》云：“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又《经说下》云：“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可见，在对名以及名与实的关系上，公孙龙与《墨经》作者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相同的，即二者都将名理解为对实的称谓、谓述，并认为先有实即客观具体事物的存在，然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名称。《名实论》云：“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唯乎其彼此”，这是公孙龙对于正名标准的一个概括性陈述，也可把它看作是公孙龙有关正名的一条基本原则或者说标准。其中的“唯”，即唯独、专一之意；“谓”，即称谓、命名；“彼”、“此”，则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事物或两个不同的事物名称。公孙龙这一正名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彼名只能称谓彼实，此名只能称谓此实。如果我们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这一原则，那就是：T名专谓T，这里的“T”表示任一具体事物。按照公孙龙的“唯谓”标准，“白马”名只能用来称谓白马，“马”名只能用来称谓马；名不同，名所谓述的对象亦有区别。又《经下》云：“彼此彼此与彼此不同，说在异。”《经说下》云：“（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这是《墨经》作者提出的正名原则或标准，其意思是：彼名谓述彼实，此名谓述此实，这是可以的；由于彼物之名只限于谓述彼实，此物之名只限于谓此实，因此，如果用彼名去谓述此实，或用此名去谓述彼实，那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彼名谓述的彼实也就是此名所谓述的此实，即“彼”、“此”二名同谓述一实，如“狗”、“犬”，“二名一实，重同也”⑤，那么，用彼名去谓述此名所谓述的此实，或用此名去谓述彼名所谓述的彼实，这也是可以的。总之，在《墨经》作者看来，作为“所以谓”的名与作为“所谓”的实，必须是相应相符的。可见，公孙龙与《墨经》作者有关正名原则的论述，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完全一致，而且语言表述上也极为相似。 再看《坚白论》。公孙龙云：“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公孙龙认为，石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坚、白则是客观存在物的两种性征，它们同存在于石这类事物中。人们藉手拊可感知石之质坚而不能感知到石之色白，凭目视可感知石之色白而不能感知到石之质坚。由于“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⑥，物之色白、质坚是许多事物共有的性征，并不为石所特有，不同的感官又各有其特定的司职，因此，在公孙龙看来，即使坚、白同存在于石中，但坚、白两种性征仍是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存在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关于“坚白”之辩，《经上》云：“坚白，不相外也。”《经说上》云：“坚白之樱相尽。”《经下》云：“于一（石）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经说下》云：“（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墨经》关于“坚白”的论述远不如公孙龙详细、系统，但从上述引文可看出，二者既有共同认识，也有不同看法。关于坚、白两种同时存在于石中这一点，《墨经》和《坚白论》不仅认识一致，而且存在语言相同之处。但在坚、白二性是否相离的认识上，《墨经》与《坚白论》的看法不同。公孙龙认为坚、白“相离”，它们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后期墨家学者则认为坚、白相盈，它们同托于石，性色相含，弥满无间。郭沫若说：“《经下》关于坚白之辩与公孙龙完全相同。”⑦ 此说虽过于绝对，但肯定了二者的密切关系。在“坚白”问题上，究竟是《墨经》之论源出于龙，还是《坚白论》之思想素材出于墨，已难确考，但说《坚白论》与《墨经》相关，应可确断。 复看《白马论》。公孙龙云：“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小取》云：“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公孙龙力主“白马非马”之论，《墨经》作者则持“白马乃马”之说，二者相訾而相应。因此，说《白马论》与《墨经》相关，当不为过。 二 现在的研究者在论及公孙龙思想与墨学的关系时，作为相互印证的公孙龙思想材料，多限于《名实论》、《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诸篇，而鲜见论及《指物论》的。实际上，公孙龙的《指物论》是明显针对《墨经》的指物观而作的。 为便于分析，我们兹对《墨经》指物观的主要之点略作陈说。 《经说下》云：“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指是霍也，是以实示人也。”《墨经》作者认为，在人际交往中，交流思想的方式有两种，即“以名示人”和“以实示人”。所谓“以名示人”，是指借助事物的名称来表述思想，晓谕他人。例如，借助朋友的名字和“富商”等名，可让别人了解到自己这位不在眼前的朋友是一位富商。所谓“以实示人”，是指借助人的手指，指着交际双方视觉所及范围的某一特定对象，来表达思想。例如，说话者用自己的手指指着眼前的霍⑧，说“这是霍”。“以实示人”，也就是以手指指认事物以示人之意。 《经下》云：“所知而弗能指也。说在春也、逃臣、狗犬、遗者。”又《经说下》释云：“春也，其死固不可指也。逃臣，不知其处。狗犬，不知其名也。遗者，巧弗能两也。”《墨经》作者认为，对于有些事物，人们虽然知道它，却不能用手指去指认。例如，对于死去已久的人，虽知其名“春”，却不能去指认；对于逃亡的奴隶，由于不知他逃往何处，因而也无法指认；“犬未成豪者曰狗”，但狗变成犬并无确定的界线标志，不知给它哪个名称才恰当，因而也不能指认；遗失的物件，即使是能工巧匠，也难以复制出与原物完全一样的出来，因此，也不能用手指去指认。 很容易看出，《墨经》提出的两种人际交流方式，实已涉及到两种指物形式，即指谓（或者说指称）和指认。“以名示人”，肯定了名的交际功能，也就肯定了名对事物的指谓或指称功能。因为，如果名不能指谓事物、代表事物，人们也就不能“以名示人”；而肯定名能示人，也就承认了名能指谓事物、代表事物。作为一种交际方式，“以实示人”实现的前提，是用手指指向某一特定事物，如果不用或不能用手指去指认某一特定事物，那就不能达到“以实示人”的目的。《墨经》作者将手指指认某一特定事物，看作是有别于以名指物的又一种指物方式。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第一，《墨经》作者对“指”的理解和使用，完全是以人们固有的常识为限的，即“指”仅仅限于以手指指认事物而言，“指”即指认。第二，《墨经》作者虽然承认“以名示人”，肯定了名对于事物的指谓功能，但在他们那里，名对于事物的指谓是不称之为“指”的。也正因为此，才有“所知而弗能指”之说。第三，以“以实示人”这种指物方式来进行交际，是需要其它辅助条件的。它不仅必须以交际双方与被指认事物的视觉接触为条件，而且需要有事物的名称，否则，就难以真正实现成功的交际。如果没有名，即使用手指指着眼前的霍，也不能达到晓谕他人的目的。 然而，公孙龙却不囿于《墨经》作者对“指”的常识性认识。他认为，“指于物，非指也”，“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他认为，以手指指认事物本来就不是对事物的“指”，因为对事物的“指”，并不需要等到事物到了眼前并用手指去指认。“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普天之下，到处都有不能用手指去指认的事物，能说这是对事物的“指”吗？因此，“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这种以手指指认事物之指，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以手指指认事物的指，并不等于说没有对事物的“指”；“不可谓指者，非指也？”不能称之为“指”的，即“以名示人”意义上的以名指物之指（指谓），不就是“指”吗？公孙龙认为，“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世界上之所以存在不能用手指指认的事物，原因在于事物各有它的名称，而不在于可否用手指去指认。从这一句以及《名实论》对“名”的界说：“夫名，实谓也”，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公孙龙所说的“不可谓指者”，即《墨经》作者不称之为指的“以名示人”，也就是以名指物之指（指谓）。总之，在公孙龙看来，“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即事物莫不可指（指谓），但以手指指物（指认）不是对事物的指（指谓）。 显然，公孙龙的《指物论》实是针对《墨经》作者的指物观而作的。准确说，《指物论》是在反驳墨家指物观的基础上论证和建立自己主张的，其核心在于阐明名物关系，即名对于事物的指谓关系。也正因为此，公孙龙在《指物论》开篇即提出自己的中心论题“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而不是像《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那样，以客方的提问为开篇；也正因为此，在《指物论》全篇，有反诘疑问句式，而没有《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诸篇中反复出现的一般疑问句式。简言之，《指物论》不是、也不可能是对辩体。 三 在论及《公孙龙子》与墨学的关系时，虽有个别研究者偶尔提及到《通变论》，但《通变论》与《墨经》究竟是如何相关的，却鲜见有研究者具体论及。下面，我们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分析。 《通变论》云：“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⑨ 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非马者，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马可也。若举而以是，犹类之不同，若左右，犹是举。” 《经下》云：“牛马之非牛非马，与可之同，说在兼。”《经说下》云：“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牛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为是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齿，马有尾。”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非羊非牛的“羊牛”之物，也决不存在什么非牛非马的“牛马”之物。实际上，不论是《通变论》中的“羊牛”，还是《墨经》中的“牛马”，它们都是虚拟的事物，借此以喻兼名。⑩《迹府》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所谓假物取譬，即借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一个道理。假物取譬虽是公孙龙惯用的论说方式，但其真正用意则在“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在《通变论》中，公孙龙同样采取了“假物取譬”方式，以“一”、“左”、“右”、“羊”、“牛”等喻指单名，而以“二”、“左与右”、“羊合牛”等喻指兼名。又《荀子·正名》云：“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荀子认为，对于某一具体事物而言，如果用一个单名就足以让人了解，就以单名来表征它；如果用一个单名不足以让人了解，则要用兼名来指谓它。单名是指由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构成的名，如“白”、“马”等；兼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或字组成的名，如“白马”等。对于这一点，《白马论》也说得很清楚：“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这两个名称在未组合之前，“马”名就是“马”名，“白”名就是“白”名；“马”名与“白”名相与、结合，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名“白马”。因此，《通变论》中的“羊牛”和《墨经》中的“牛马”，都是喻指“白马”之类的兼名，而《通变论》“羊”、“牛”和《墨经》的“牛”、“马”，都是喻指类似“白”、“马”之类的单名。 在上述《墨经》的引文中也使用了“兼”，但这个“兼”与荀子的兼名之“兼”并不同义。《经上》云：“体，分于兼也。”又《经说上》释云：“（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尺”即线，“端”即点。在我国古代，一般用“二”表示整体，用“一”表示部分。“兼”与“体”的关系，也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显然，《墨经》将“牛马”（如“白马”）这样的兼名看作是一个整体，而把构成兼名“牛马”的单名，即“牛”和“马”（如“白”、“马”）看作是部分。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因而“牛不二，马不二”，“牛”没有其它的名与之相结合，它不是整体；“马”也没有其它的名与之相结合，它也不是整体。而由“牛”和“马”两个单名（如“白”和“马”）相结合而生成的新的兼名“牛马”（如“白马”），则是一个整体，即“牛马二”。从构成整体的部分来说，“牛”、“马”是两个不同的名，“数牛数马，则牛、马二”；从部分组成的整体来说，“牛马”是一个独立的有其确定指谓对象的名称，“数牛马则牛马一”。由于整体所具有的性质并不为构成整体的每一个部分所具有，因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墨经》指出，兼名“牛马”与构成它的单名“牛”、“马”之间的关系，就像人的手与手指的关系一样，五个手指构成一只手，但手不是任何一个手指。《墨经》作者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道理，来论述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显然，《通变论》之论“羊合牛非羊非牛”与《墨经》之论“牛马非牛非马”，其思想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揭举兼名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只不过公孙龙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羊合牛非马”命题，将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兼名与任一单名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兼名作为事物名称的独立性。然而，无论是“羊合牛非羊非牛”、“牛马非牛非马”，还是“羊合牛非马”，拟或是“白马非马”，在实际上都不过是对《通变论》中心论题“二无一”的一种具体说明。所谓“二无一”，就是指在一个兼名中不存在任何具有独立性质的单名。这是公孙龙对于兼名与单名之间关系的最一般概括。因此，说《通变论》与《墨经》相关，实不为过。 综上所析，我们认为，虽然历史上有关“公孙龙祖述墨学”之说难成定论，但《公孙龙子》与《墨经》之间的相訾相应关系，却是实实在在、明显存在的。因此，《公孙龙子》之思想素材与《墨经》内容相关，当属无疑，应可确断。而把握这一点，对于打破我国学术界长期来所形成的扬墨抑龙、褒墨贬龙的研究传统和思维定式，对于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公孙龙思想，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 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65页。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87页。 ③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页。 ④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269页。 ⑤ 《墨子·经说上》。 ⑥ 《公孙龙子·坚白论》。 ⑦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7页。 ⑧ 指一种动物或一个姓霍的人。 ⑨ 杨俊光：《公孙龙子蠡测》，齐鲁书社，1986年，第150～151页。 ⑩ 曾祥云：《论公孙龙哲学的特征》，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