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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戴震以考据学的辉煌成就而震炫世人之耳目，被称为“乾隆学者第一人”（章学诚语）；但同时他在晚年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猛烈批判宋明理学“以理杀人”，从而引发了后世的诸多争议。 戴震为何提出“以理杀人”说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程朱理学的腐朽僵化，整个社会层面反对理学﹑呼吁人性解放的思想潮流已渐蔚然成风。进入清代，学者厌弃理学的空疏无用，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纷纷投入各种“经世实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理学在清代已成为“已陈之刍狗”。但诡异的是，清代统治者为压制异己﹑禁锢思想起见，继续大肆推崇程朱理学，将其树立为官方的正统学术。康熙时以“卖友”而著称于世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奉承清朝的统治是“治统与道统合一”。此后，清代诸帝如雍正﹑乾隆等便俨然以“君师合一”的“圣君”自居，在“天理”的名义下行其苛酷之治术。理学在清代已不成学术，而沦为帝王驾驭臣民的统治术，在这样的情势下，戴震以考证字义的形式痛诋理学，直斥“今之儒者”“以理杀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戴震认为，先秦儒学之“理”不同于宋明理学之“理”。在先秦儒学中，“理”是事物之条理和秩序，“理”和情感﹑欲望融合为一体，在一定意义上，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满足就是“理”的表现，这也就是古代圣贤能“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主要原因。宋明理学的“理”则是抽象的先验原则，与现实世界漠不相关，更与人的情感﹑欲望直接对立。宋儒将这种“理”百般比附，号称是直接孔孟心传，但实际上只是道家庄学“真宰”和佛学“真空”概念的变形和化身。宋儒之“理”既不与实际事物相关，也就没有一定的尺度和标准可以遵循，充其量只是出于个人胸臆之私的“意见”而已。在一个“意见”充斥的世界里，人人宣称自己掌握了“天理”，贵以责贱，尊以责卑，长以责幼，而贱者﹑卑者﹑幼者则含冤莫名，毫无申诉的余地。宋儒之“理”名为道德原则，其实“严于商（鞅）﹑韩（非）之法”，宋学“以理杀人”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如何正确认识戴震的“以理杀人”说 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鞭辟入里，影响深远。至今还有人根据戴震的“以理杀人”说，认定理学是中世纪思想的残余，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这一看法不利于认识戴震思想的全貌。 戴震批评宋儒，并不说明戴震的思想与宋学毫无关联。与戴震同时代的浙东学派史学家章学诚就指出，戴震之学是“朱氏（朱熹）数传而后起者”。后起者却要批评先行者，这其中的道理，除了章学诚所说的“心术”（汉宋学的门户之见）之外，恐怕主要还是愤慨于明清时期的官学化理学对人民的压制作用。在戴震的著作中，尽管处处明斥程朱，但实际的批判锋芒是指向明清“后儒”，引而不发的批判对象则是以“天理”化身自居的明清帝王，“程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和虚拟的箭靶。 怎样评价戴震思想及其学术地位 在清代人眼里，戴震首先是乾嘉时期杰出的考据学大师。他一生勤学，著述不倦，晚年入“四库馆”校书，据说《四库全书》中的“经部”之书皆经他手定。清代考据学虽由顾炎武等人发轫，但到了戴震这里才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清晰的治学方向。戴震指出，治学必须由训诂﹑音韵等“小学”入手，先通字义而后了解义理，象宋明理学家那样单纯注重精神修养是无助于理解儒家之“道”的。清代经学家基本上接受了戴震的理论，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引之等人都是杰出的文字学家，对清代学术有重大贡献。直到民国时的胡适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中还可以依稀看出戴震考据学方法论的影响。 戴震虽以考据学大师著称于世，但他本人更为看重的是自己的“义理之学”。在乾嘉朴学重考据而轻思想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义理之学”并不受重视。当时的学者普遍沉迷于繁琐考证的风气之中，对哲学思辨不感兴趣，认为戴震指斥宋儒﹑谈论义理只是标新立异，存心与宋学作对，是学术精神不够纯粹的表现。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时期，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戴震的哲学思想忽然一跃成为近代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先驱，好评如潮。这其中如梁启超赞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以“情感哲学”取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章太炎则推许颜元与戴震为“叔世之大儒”。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巨子中，鲁迅对中国旧文化黑幕的批判深度与高度至今无人企及，他以小说﹑散文的形式揭露“吃人的旧礼教”，其思想脉络也明显与戴震的“以理杀人”说一脉相承。（见许苏民著《戴震与中国文化》） 戴震重视理性，倡导实事求是的求知方法，是儒家传统中“智识主义”（余英时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先驱，他同时代人称颂他“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梁启超则称他“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这应该是对戴震思想最恰当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