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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锐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末说：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亦见《老子》第79章（《后汉书·郎顗列传》则引称作“《易》曰”）及《太公金匮》，散见于《说苑》等。当时这种天能赏善罚暴的观念，以墨家的“天志”、“明鬼”论鼓吹得最为有力。不过墨子也遇到过质疑，如《墨子·公孟》载： 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 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 《老子》、《史记》所说“天道”，和《墨子》等的“鬼神”，功能是相近的。不过上举《墨子》中，对于墨子学说的质疑，所讨论的都是善者或不赏的问题，并未涉及到暴者或不罚。 天能赏善罚暴的理论，是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之一，是甲骨文之中每事必卜背后的理论支撑。而对于这种理论的怀疑，也有很早的渊源。如众所周知的《诗经》中的《雨无正》、《云汉》等篇，就表现了在天降饥馑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天的赏善罚暴之能力的怀疑。这就难怪《荀子·宥坐》等载孔子厄于陈蔡之时，子路也是以“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质疑孔子之厄。因此，天能赏善罚暴是先秦时期一种很普遍的观念，它不仅是诸子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数术方技、天人感应的理论支撑；但是很早又有对这种理论的怀疑，尤其是处于乱世、逆境之时。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对天能赏善罚暴之说提出了质疑，不仅涉及善者或不赏，而且包括暴者或不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还是渊源有自？如果有思想渊源，他是否有所创新？ 《墨子·明鬼下》曾举上帝赐秦穆公十九年之事为证，说明鬼神之明。但是墨家弟子缠子因宣讲这个观点，被儒家之徒董无心驳斥。今存《论衡·福虚》记载了此事： 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之九十〔十九〕年，（缠）〔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1] 董无心的“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之说，正合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之理。《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有“《董子》一篇”，注云“名无心，难墨子。”因为缠子为墨子后学，所以《董子》的“难墨子”之语，当是根据学派观念中的“子为一家之代表”之说[2]，大概言之。此书明代陈第《世善堂书目》尚记载有传本，至马国翰编《玉函山房集佚书》时已经不见。 董无心之说，可谓是一个突破。但是，他的言论只是一个机智的辩驳。他本人可能无心纠缠于此，因为儒学也宣讲修身养德，忠孝仁义，也在利用神道设教。 而且，在战国时期，还有比董无心之语更抽象、更理性的说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中，有《鬼神之明》篇。整理者曹锦炎先生将此篇认定为《墨子》佚文，并有专文论述[3]。但是此篇的教义和墨家的“天志”、“明鬼”之说明显相背。这样的学派判定，仅仅只抓住片言只语的相近，非常不可靠，值得质疑其方法与意义。 根据学界的研究成果，兼笔者陋见，《鬼神之明》篇的释文如下：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4]〉，则以其赏善罚暴也。昔者尧舜禹汤，仁义圣智，天下法之，此以贵为天子，1富有天下，长年有誉，后世述之，则鬼神之赏，此明矣。及桀纣幽厉，焚圣人，杀谏者，贼百姓，乱邦家，【此以桀折于鬲山，而纣首于岐社[5]，】背身不没，为天下笑。则鬼2[神之罚，此]明矣。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鸱夷而死。公者，天下之乱人也，长年而没。如以此诘之，则善者或不赏，而暴3[者或不罚。]古（故）吾因加（解）鬼神不明，则必有故。其力能至焉而弗为乎？吾弗知也。抑其力固不能至焉乎？吾又弗知也。此两者歧吾，故4[曰：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此之谓乎！ “公”虽然尚还待释读（有荣夷公、宋穆公、秦穆公等意见），但是一定是当时知名的一个坏人。简文先举尧舜禹汤和桀纣幽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说明鬼神赏善罚恶，证明鬼神之明；再举“善者或不赏而暴者或不罚”的伍子胥、公之例，说明鬼神不明。但是鬼神不明的原因，论者虽然有两个关于“力”的考虑，却都不能确定，故而最后认定：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 《鬼神之明》篇举尧舜禹汤和桀纣幽厉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证明鬼神之明，和董无心“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证明鬼神不明之说，举例相近，而结论不同，可谓针锋相对，正相抵触，这说明二者是不同的思想。《鬼神之明》也不可能是墨家后学对自家学说的修正之作，因为作为数术方技、天人感应理论支撑的天能赏善罚暴理论，商周以来一直就很有号召力，汉代的董仲舒等以至后世，仍然以之为立论基点。墨家若对之进行修正，无异于自掘坟墓。《鬼神之明》篇的信鬼神而又疑鬼神，以及强烈的寻求终极原因的思想倾向（“鬼神不明，则必有故”），是对先秦信天疑天两种观念的理性综合。 《鬼神之明》篇对举伍子胥、公之事，和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末对举颜回、盗跖说明天未必赏善罚恶，非常相近。《鬼神之明》的“鬼神有明有所不明”，和司马迁所言：“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对天道表示质疑，而在其它篇章中又谈论、相信天道，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司马迁的疑天观念，与先秦的疑天思潮是相通的。 但是，《鬼神之明》篇说的是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论者完全相信鬼神有明；对于鬼神不明，是认为存在原因的（“其力能至焉而弗为乎？吾弗知也。抑其力固不能至焉乎？吾又弗知也”），只是还没有弄清楚而已，论者其实倾向于鬼神之明。而司马迁则是先引《老子》之语，然后悲伯夷、叔齐，再举颜回、盗跖之例证明天道不可信，更控诉“近世”的种种黑暗，虽然表面上说“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实已经完全不相信天能够赏善罚暴了。 因此，如果说《诗经》部分篇章、墨子弟子、子路之语等，是在鬼神有明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思想反动的话；那么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他就是在已经产生鬼神有明有不明的思想背景下怀疑鬼神之明、天道了。所以，司马迁的疑天观念，是基于更高思想层次上的怀疑，比先秦的疑天观念要更进一步，是对先秦疑天观念的发挥与发展！ [1]参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8—269页。 [2]参拙作：《“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3期。 [3]曹锦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墨子〉佚文》，《文物》2006年7期。 [4]简文“有所不明”之下，刮去几字。据文意看，疑“有所不明”也当刮去。 [5]“纣首于岐社”，整理者云此事“不见古书记载”，似稍失检《逸周书·世俘》篇。此篇载武王克商后之事，不少学者以之为实录。篇中云：“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大师负商王纣县首白旗、妻二首赤旗，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正是悬纣首以献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