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佩 摘要：“道”是宇宙发展规律，是万物之“母”，它的作用无穷无尽，天、地、人都必须遵从“道”，而“道”却由其内部阴与阳的对立统一推动它独立自在地存在着、发展着。《道德经》中“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明确地显示出“无为”与“无不为”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统一性与相互转化。这一辨证思想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农民盼望免除苛政的愿望，具有进步性。《道德经》中的为人之道处处显示出辨证思想的光辉，这一思想对如何为人的种种要求，至今对我们仍有教育意义。《道德经》中有一系列的辩证命题。《道德经》中的辩证推理证明，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已经具备了现今所讲的推理形式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推理形式。《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仍处于人类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 关键词：老子；《道德经》；道；辩证思想；辩证思维 《道德经》是老子的代表作。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春秋时人，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周简王6年)，死于公元前500年(周敬王20年)，约比孔子年长20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是楚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历乡曲仁里人。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两本主要经典著作，两千多年来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 本人在有关著作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整个人类的思维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形象思维阶段(从有人类开始到原始社会末期)、普通思维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和辩证思维阶段(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中国的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希腊时期为普通思维发展比较成熟(以普通逻辑的产生为标志)和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而《道德经》中的辩证思想乃是我国先秦时期辩证思维萌芽的主要表现之一。 一、“道”——《道德经》中最重要的辩证概念 什么是“道”?“道”就是规律(道：道路，轨道。人、车马只能是沿着道路、轨道前进，这样“道”也就转意为“规律”)。《道德经》中所谓的“道”，即是指宇宙的最一般的也是最恒久的规律。《道德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对“道”这个辩证概念进行了最概要的论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为“道”是指宇宙的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在老子的时代，虽然他隐约地感知到它的存在，但是对于它却是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老子就认为，凡是能说得出的，就肯定不是这个“道”。既然对它根本说不清楚，自然也就无法给它起一个适当的名称。因此，凡是可以给它起一个适当的名称的，也就不是这个“道”。《道德经》接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些话是说，“无名”，万物均未产生，因此是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产生，因此是万物之母。“常无”，虽无具体形象，仍然可以从中观察“道”的微妙之处；“常有”，随着万物的各自发展，可以从中体会到它们发展的终极。“常无”、“常有”两者名称不同，但同出于“道”的发展。 老子在这一章的最后作出总结说：“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说，宇宙这种从“无名”到“有名”、从“常无”到“常有”的发展是多么的玄妙莫测呵，而人们却正可以从这种宇宙的玄之又玄的发展中，认识到世界万物的奥妙之处。 “道”是《道德经》中最主要的概念，也是其中最重要的辩证概念。老子在《道德经》其后的许多章中都对“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如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话是说，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无声无形，独立自主地、永不停息地发展变化着，天下万物也都是由它产生的，我不知道怎样称呼它，就称它为“道”，又勉强地称它为“大”。大就意味着要流逝，流逝会愈走愈远，到了极远就又会返还。所以，道[是]大，天大，地大，人也是大。宇宙中有四大，人是其中之一。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 这里同样是强调“道”是不可名的，“道”是万物之始，万物都是“道”发展的结果，并且进一步指出，不管是天、地、人都必须遵照“道”的规律运行、发展、行事，而道则只是按照自己的自在规律变化发展着。 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些话是说，“道”是无形的，而它的作用却是无穷无尽的。它是那样的深远呵，好似万物之宗……它是那样的无形无影呵，好似无而实存。我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在上帝之前就存在了。 这里又讲到“道”虽无影无形但却威力无边，并且亘古以来就是存在的。方尔加教授在《怎样理解老子的“道”》的演讲中，解释“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时说：“学者多解‘冲’为‘空’，但我认为，这个‘空’可不是日常生活说的虚空，而是隐含着勃发生机的‘空’，所以‘冲’或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道’这种生命力的特征。”我赞成这种说法。 三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这些话是说，伟大的“道”是多么的广泛，它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左右。世上万物都依靠它生存而它却并不表白什么，取得了成功也不说是谁干的，养护了万物而不以主宰自居。从来没有什么要求，可以算是渺小；万物都归顺于它，而它并不自以为主宰，堪称是伟大。由于它不自以为伟大，所以才能成其为伟大。这段话进一步讲述了“道”的无处不在以及它养护万物的伟大作用。 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些话是说，事物发展走向反面是“道”的运动，弱者[会成为强者]是“道”的作用。天下万物生于“有名”[之期]，而“有名”[之期]又来于“无名”[之期]。这一章寥寥几句，却讲述了“道”的发展的重要规律：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反面，弱者会转化为强者。任继愈先生在《老子绎读》该章的提示中说：“这一章讲‘反者道之动’，‘道’向着它相反的方面运动。这是老子辩证法的重要观点，但老子认为一切柔弱的东西都可以胜过刚强的东西，把它绝对化了……实际生活证明只有新生的事物虽然当时看起来柔弱，但是它有无限的生命力；没落的事物没有前途，并不能由弱转强。”这样的批评是正确的。 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话是说，宇宙原始处于浑然一体的混沌状态，进而发生分化，这种分化的不断发展，就产生了万物。万物都包含有阴和阳的两方面，阴和阳在看不见的气中得到统一。老子这里讲述了宇宙如何从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经过不断发展产生了世界万物的过程，特别提出了万物都是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与《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规律思想是相一致的。 由上述《道德经》有关章中对“道”的论述可知，《道德经》中最主要的辩证概念“道”具有如下的主要的内涵：“道”是宇宙发展规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宇宙发展规律是无法说清楚的，也无法给它起一个恰当的名称，因此，就姑且称它为“道”。宇宙之始以浑然一体的状态存在着，天地万物尚未产生，故称之为宇宙的“无名”时期，或称之为“常无”时期。随着宇宙的分化、发展，逐步产生了天、地、人万物。这样宇宙也就进入到“有名”和“常有”的时期。天、地、人、万物均由宇宙发展规律而生，因此，宇宙发展规律堪称天、地、人、万物之母。人、天、地都遵从宇宙发展规律，而宇宙发展规律却由其内部阴与阳的对立与统一推动它独立自在地存在着，发展着。宇宙发展规律无处不在，它的作用无穷无尽，万物都根据它而产生而它却无所表白，万物都依靠它而生存而它也并不以自己为主宰。在宇宙中，人是伟大的，地是伟大的，天也是伟大的，而最伟大的则是“道”——宇宙发展的规律。 二、“德”——《道德经》中另一个重要的辩证概念 在《道德经》中，“德”和“道”是密切联系的，“道”是宇宙发展规律，是天、地、人都必须遵守的。人在治国、为人(怎样做人)时遵守了“道”那就是“德”；反之，违反了“道”也就是非德。老子在《道德经》二十一章中讲得很明确：“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这就是说，所谓大德，就在于它与“道”相一致。也正因为如此，由于《道德经》中“道”的概念是辩证的，相应地，“德”的概念也是辩证的。 在《道德经》的有关章中分别讲述了“治国之道”和“为人之道”，也就是“治国之德”和“为人之德”。下文我们对它们也分别加以论述。 (一)《道德经》中的“治国之道”(治国之德) 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这些话的意思是：不重视贤者，可以使百姓不互相竞争；不贵重难得的物品，可以使百姓不进行偷盗；不接触可以引起欲望的物品，可以不扰乱百姓的心思。因此，圣人(也就是有最高德性的人)的治国之道乃是：百姓的头脑要简单，而肚子要填饱，百姓的志气要削弱，而筋骨却要强壮，使百姓总是处于无知无欲的状态。也使有智慧的人不敢有所作为，按照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治国，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这里老子认为，只有无为而治，才能真正治理好国家，也才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因此，他认为无为而治的统治者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称之为“圣人”，并把“无为而治”称之为“圣人之治”。 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在《道德经》的许多章中都有所论述。例如： 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些话是说，天地对于万物无所谓仁慈的问题，它听任万物像古时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祭祀之后就随便被抛掉一样，自生自灭。“圣人”治国也无所谓仁慈的问题，他也是听任百姓自生自灭。在治国时议论太多，反而办不成事，不如保持适中。 有人认为，对上段话前两句的断句有误，认为这两句话的断句应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即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地若不仁及万物就成为刍狗了；圣人若不仁及百姓也就成为刍狗了。这种新的断句无非是要避免肯定“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但是这种新的断句恰好背离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任继愈先生在该章的提示中说：“这是从政治上讲‘无为’的品格在于不讲仁慈，不发议论，听任事物的自生自灭。”我赞同任先生的观点。 十七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些话是说，最好的统治者，老百姓就像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差一点的，老百姓亲近他们，赞誉他们，再差一点的，老百姓害怕他们，最差的，老百姓侮蔑他们，认为他们值不得信任。这样，也就会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最好的统治者是那样的悠闲，决不轻易发布命令。国家治理好了，老百姓都说：“我们在按照我们本来的样子生活着!”试看，在老子的心目中，最好的统治者是那些老百姓似乎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的人，国家治理好的标准也竟然是老百姓感到他们都在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生活着。这里老子把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了! 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些话是说，统治者弃绝了聪明和智慧，老百姓也就会获得百倍的好处；统治者弃绝了仁和义，老百姓也就会重新孝慈；统治者弃绝了巧和利，盗贼也就绝迹了。这里老子把老百姓的利益、孝慈、安全与统治者的聪明、仁义、巧、利绝对对立起来，正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阶级对抗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正是这种阶级对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二十九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些话是说，谁想在统治天下时有所作为，我断定他的想法不可能实现。“天下”这个神物，是不可能对它有所作为的，想要对它有所作为的，就一定会失败，执掌它的人，也一定会失掉它。老子这里宣扬说，对“天下”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看来，他是在为他的“无为而治”制造理论基础啊! 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些话是说，从事于学习，就要一天天有增益，而遵守“道”来治理国家，则要一天天减少那些干扰百姓的政令、举措。减少了再减少，以至于完全消除了那些政令、举措。没有了那些干扰百姓生活的政令、举措，国家的各个方面也都可以治理好了。统治者总是以不做损害老百姓的事统治天下的，一旦做了损害老百姓的事，他就不能够统治天下了。这里老子把治理国家与学习相比，学习是获得知识，自然是多多益善，而治理国家要发号施令，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政令都是苛政扰民的，因此则是越少越好。老子并据此提出了他治国之道的最主要的辩证命题——“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在《道德经》中的其他一些章中也多有涉及，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引证了。 老子生活在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时代，当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各国的统治者对农民横征暴敛，各个封建国家之间连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因此，当时各国百姓(广大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除去苛政和兼并战争。这种广大农民的愿望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有明确的反映。例如： 五十三章：“……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这些话是说，宫殿内十分整洁，而农田却十分荒芜，仓库内也很空虚。穿着华丽的服装，佩带着锋利的宝剑，美食吃得都不想再吃东西了，财货多多有余，这样的人就叫盗匪头子。这是不合乎“道”的呀! 七十五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些话是说，老百姓之所以闹饥荒，是因为统治者赋税太多。老百姓之所以难管制，是因为统治者苛政扰民。老百姓之所以冒死犯上，是因为统治者的生活过于奢侈。 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话是说，按照上天之道，乃是以富裕人家多余的财富，来补偿贫穷人家的不足，而当今之世的所作所为却不是这样，而是榨取贫穷人家的财物，用来供奉财主们。 老子《道德经》提出的“无为而治”和“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正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为了反映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农民的愿望而提出的。因此，应该说，这一命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 “无为而无不为”，明确地显示出“无为”与“无不为”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转化，因而，它显然属于辩证思想。 但是，也应该看到老子《道德经》中“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的片面性。老子把“无为而治”绝对化，认为“无为而治”就是要不尊重贤者，就是要百姓能填饱肚子，体格健壮，但却处于无知无欲的状态，就是要使那些即使有智慧、有技能的人也不敢有所作为，这种设想又如何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又如何能给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美满富裕的生活? 老子又认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德经》六十四章)。什么事都不干，自然也不会有失败；什么东西都不掌握，自然也不会丧失什么。但是，什么事都不干，又如何会有成功?!什么东西都不掌握，什么时候也只能是两手空空。照此方针办理又如何能强国富民?! 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片面性的社会根源何在?在于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老子以及相应地他所代表的广大农民，没有也不可能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根本不了解当时社会发展前进的方向。老子认为，要免除统治者强加在农民头上的种种苦难，唯有重新回到古代生产力低下、小国寡民的时代，这一点老子在《道德经》八十章中也有明确的显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试看，老子当时所向往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竟然会是：居住在只有很少居民的城镇，各种器具概不使用，舟船车马不便于乘坐，兵器、装备不便于显示，老百姓又用结绳进行记事，城镇之间虽然百姓相互都看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也听得见，但百姓之间却至死不相互往来。试想，这样的社会生活条件难道能为百姓带来幸福生活吗? 人们不禁会问：“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明明是辩证思想，辩证思想是富于创新的思想，怎么到了老子那里却蜕变成了复古保守的思想了呢?我们的回答是：辩证思想确实是富于创新的，但对于它必须正确地把握和运用。实际上，“无为而治”的思想，一旦被正确地运用，确实可以成为推动创新，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前些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有人提出过“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指导思想。意思是说，建设社会主义，不能采取凡是需要建设的项目都一拥而上的办法，否则，由于人力、物力等条件的限制，反而会导致所有这些项目都不能圆满成功的结果。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在需要建设的所有项目中，首先进行某些重要的、条件成熟的项目，其他一些项目暂缓进行。这样，那些优先发展的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圆满完成，其他暂缓的项目也可以逐次取得成功。应该说，这种“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辩证思想，乃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批判继承。说是“继承”，因为两者都断定了“不为”和“有为”矛盾两方面之间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关系；说是“批判”，是因为后者被老子用来作为历史倒退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前者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来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思想方法。 (二)《道德经》中的“为人之道”(为人之德) 七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些话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乃在于它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因此，圣人总是把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放在后面，而他(在社会上)的位置反而在前，把自身的利益置之度外反而保全了自己。难道不正是由于圣人毫无自私之心因而成全了他自己吗?老子这里认为，为人之道就在于毫无自私之心。 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些话是说，最高的品德就像水那样，水有利于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利。居住要[像水那样]甘心于卑下之处，存心要深沉，不要浮躁，交友要有仁爱之心，说话一定要讲信用，为政要善于治理政务，办事要能够多才多艺，行为要善于把握时机。正因为有德之人不与人争，他也才不会犯错误。试看，按照老子关于有德之人的种种条件，即使在当今之世，也堪称是上等的“好人”了。 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这些话是说，不是只看见自己，所以就看得明白；不自以为是，所以就功过分明；不自我吹嘘，所以有功；不自高自大，所以能当上首领。正因为不与天下人争，所以天下也就没有人能与他争。古人所谓‘委曲才能保全’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 这里老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不是处处只看见自己的人，不是自以为是的人，不是自我夸耀的人，不是自高自大的人，不是好与人争的人。他认为，一个人能够委屈自己也才能保全自己。这些话直至今日对于我们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二十七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这些话是说，圣人总是善于挽救人，所以，世上就再没有了无用之人。所以善人可以教导不善人，而不善人也可以成为善人的鉴戒。这里老子认为，有道德的人不仅应该教育品德低下的人，而且也应该从品德低下的人身上得到鉴戒，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比较全面的。但他认为，圣人善于挽救人，所以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无用之人，这种说法就有点绝对化。在阶级社会，不管是多么高明的教育家，都不可能完全消灭无用之人乃至“坏人”的。 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这话是说，天下没有什么比水更柔弱的，而善于攻击坚强的力量却不能战胜它，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老子在为人之道中强调为人要柔弱，要甘居人后，要不争，要委曲求全，反映了当时居于社会下层的农民的与人不争、但求苟活的思想。遵照这种思想，可以暂时地缓和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思想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敌对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被压迫、被剥削者“委曲”终究不能求全，因此，总有一天被压迫者会奋起抗争，以“刚”、“直”来求得保全的。 老子为人之道的精彩之处，仍在于处处显示辩证思想矛盾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这一点在我们上文的有关引证中已很清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道德经》中一系列的辩证命题 《道德经》中除了“道”和“德”两个主要的辩证概念之外，还有一系列由辩证概念所构成的辩证命题。下面试择其要者加以列举(限于篇幅，对这些辩证命题，除了简单的白话译文和指出其辩证的性质外不再多加解释)： 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委曲则能保全，弯曲则能伸直，低洼则能充盈，陈旧则能新奇，学得少些反倒能收益更多，学得多了反倒受到迷惑。)这些都是有关矛盾两方面的转化的辩证命题。 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要想收敛它，要暂且扩张它；要想削弱它，要暂且加强它；要想废除它，要暂且兴起它；要想夺取它，要暂且赠与它。)这些是矛盾两方面的转化关系的辩证命题。 三十九章：“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贵[统治者]以贱[老百姓]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这是有关矛盾两方面的统一性的辩证命题。 四十二章：“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事物有时贬低它，它却因此被抬高了；有时抬高它，它却因此被贬低了。)这是有关矛盾两方面的相互转化的辩证命题。 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吝啬过分反而会有更大的花费，多多收藏反而会有更多的流失。)这也是矛盾两方面相互转化的辩证命题。 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真正有成就的好像有点儿欠缺，最充实的好像有点儿空虚，最直的好像有点儿枉屈，最灵巧的好像有点儿笨拙，大辩家好像有点儿嘴笨。)这也是有关矛盾两方面的统一性的辩证命题。 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啊，幸福就靠在它旁边；福呵，祸就藏在它里边。)这是有关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辩证命题。 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解决困难问题，要先从容易处下手；要办成大事，须从细小事开始。)这也是矛盾两方面的转化的辩证命题。 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萌芽生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从第一堆泥土筑起的；千里之行，是从行走的第一步开始的。)这也是有关矛盾两方面相互转化的辩证命题。 由上可知，《道德经》中的辩证命题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断定事物矛盾两方面的统一性，另一则是断定事物矛盾两方面的相互转化。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辩证法，首先也在于认识事物矛盾两方面的统一性和相互转化(普通思维与辩证思维的最根本的差别，首先在于普通思维只认识事物不同方面的根本差别)。《道德经》中所呈现出的辩证命题种类的情况，恰好也证明了老子的时代，人们的辩证思维还只是处于萌芽时期。 四、《道德经》中的辩证推理 《道德经》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辩证命题，由一定的辩证命题就又可以构成一定的辩证推理。限于篇幅，我们仅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类比推理 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众小河流之王，就在于它善于处在众小河流的下游。所以，要成为众百姓的统治者，在言谈上要居于百姓之下[对百姓表示谦恭]；要成为百姓的领导，就要置身于百姓之后。) 老子的时代，人们认为自然之“道”(规律)和社会之“道”(为人之道)是相类同的，这里老子把江海和小河流的关系与国家的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相类比，从江海的居于小河流的下游能够成为小河流的领袖，类比推出国家的统治者要想居于百姓之上，也必须把自己置身于百姓之后。 （二）归纳推理 三十九章：“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天如果不能保持清明，恐怕就要破裂；地如果不能保持稳定，恐怕就要震动；神如果不能保持灵性，恐怕就要灭绝；河谷如果不能保持充盈，恐怕就要涸竭；万物如果不能孳生，恐怕就要绝灭；侯王如果不再高贵，恐怕就要失国。所以，贵总是以贱为根本的，而高又是以下为基础的。) 老子认为，天、地、神、谷、万物、侯王对于清、宁、灵、盈、生、贵高来说，都是贵与贱、高与下的关系，他从前者都是以后者为根本、为基础，归纳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对于一切事物来说，“贵”都是以“贱”为根本，“高”都是以“下”为基础的。 （三）演绎推理 七十一章：“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凡是无知，而自以为有知，这就是病。凡是能把[无知而自以为有知的]病看作病的，他就不会病。圣人能把[无知而自以为有知的]病看作病，所以，圣人不会病。) 显然，这一推理是三段论推理。 十六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识了“常”就能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能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能成为国家之王，成为国家之王就能与天的规律相一致，与天的规律相一致，也就是符合了宇宙的规律，符合宇宙规律就能恒久。[所以，认识了“常”，]终身都不会遭到凶险。) 显然，这一推理相当于我们现今所说的联锁三段论。 五十九章：“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早做准备就是德的不断积累。[如果]有了德的不断积累，那么就可以战胜一切。[如果]可以战胜一切，那么就具有无限的力量。[如果]有了无限的力量，那么就可以掌握一个国家。[如果]掌握了治国的规律，那么就可以长治久安。)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假言联锁推理。 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百姓不怕死，用死来吓唬他们又能怎样?如果百姓真的怕死，把那些捣乱的人抓来杀掉，也就无人再敢捣乱了。[可是当今]经常有专管杀人的去杀，[捣乱的人仍然存在，可见，百姓并不怕死]。) 应该说，这是一个反证法论证。 （四）归纳、演绎联用 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普天之下唯有水最柔弱，而任何攻击坚强的力量都不能战胜它，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它。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天下人是都知道的，因此圣人说：能够承受全国的屈辱，承受全国的患殃，才真称得起是国家最好的君主。) 老子从世上比任何事物都柔弱的水可战胜任何坚强的其他事物，进而推知世上一切弱者、柔者总能战胜强者、刚者，这里运用了归纳推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然后又进一步推知，作为国王，只有具有柔弱的性格(甘愿承受巨大的屈辱)也才称得起是好的国王，这里又可以说是运用了演绎推理。 从上述《道德经》中的各种推理，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在我国先秦时期，已经具备了我们现今所讲的推理形式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推理形式；第二《道德经》推理中的概念、命题大体上都是辩证的，由它们所构成的推理当然也是辩证的，但就其所运用的推理形式来看，基本上仍然是普通思维推理形式，这也再次证明我过去提出的一个看法：辩证推理可以运用普通推理形式。 五、《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仍处于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 《道德经》中具有丰富的辩证思想，这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的。但《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仍然属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萌芽时期。 人类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在这一时期普通思维在一般人中仍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辩证思想还只是在极少数杰出人物的思想中存在，而这些杰出人物的辩证思想并不为一般人理解和接受。老子的辩证思想当时就正处于这样的境地。试看《道德经》中的如下叙述： 七十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这些话是说，我的话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实行。可是天下人竟然既不理解，又不实行。正因为天下人无知，所以才不理解我。天下能理解我的人很少，能效法我的人也很难寻。 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些话是说，众人是那样欢喜，就像享受大餐一样，也像春天登台眺望那样舒畅。唯独我，平淡地就像还不会发出笑声的婴儿，也像身心疲惫的无家可归的人!一般人丰饶有余，唯独我却处处不足。我这个愚人的心肠呵!是多么混混沌沌!一般人都显示出明明白白，唯独我却像是糊糊涂涂。一般人都那么精明，唯独我却很沉闷……[其实]我之所以与一般人不同，就在于我找到了天地的根本。 试看，正因为老子找到了天地的根本，对世界的辩证发展规律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了一定的辩证思想，在当时竟然显示出与一般人的根本差异，甚至使他处于完全孤立的困境。这恰恰证明：辩证思想在我国先秦时期还极其少见，辩证思维还仅仅处于辩证思维发展的萌芽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