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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晏私交甚密 齐国自齐桓公殁后，发生了长达四十年的诸公子争夺君位的宫廷内乱，齐国公室渐卑。在鲁国，因“秉周礼”的缘故，由公族执掌大政。鲁公族中以季、孟、叔三家最强，三家共掌兵权，鲁君实际不过保存了一个宗主的虚名。春秋中后期，齐、鲁两国是典型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势，孔、晏正是处在这种混乱的政局之中。 孔、晏这两位古代伟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品德修养上，都超出同时代的人，他们彼此相知甚深，交往比较频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孔子第一次到了齐国，在齐国达七年之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这次在齐国依附于高昭子，并为其家臣，企图通过高昭子达到在齐国从政的目的，这期间与晏子开始交往。起初，孔子对晏子可能不太感兴趣，因为他认为晏子连事三君，节操有亏。孔子主张“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对于大夫的不忠是反感的。另外，晏子反对齐景公为鲁昭公而伐鲁。但经过长期接触，孔子对齐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深感兴趣，曾“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随着孔子与晏子接触的增多，孔子对晏子也深表敬佩了，即“久则敬之”。因为一是晏子年长很多，无论从学识上还是从政治经验上，晏子都有许多值得孔子学习的地方；二是晏子与孔子在许多思想上是相通的。譬如，孔子重礼，晏子也重视以礼治国；孔子重义，晏子也强调“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晏子讲究明哲保身，孔子也提倡“中庸”；孔子有浓厚的尊君思想，晏子也主张“君令而不违”，（《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等等。孔子对晏子赞扬备至，当他听说晏子挫败范昭的无礼举动时，赞叹道：“夫不出樽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晏子春秋·杂上·十》）齐侯问晏子“为政何患？”晏子答道：“善恶之不分。”孔子赞赏道：“此言也信矣，善言进则不善言无由入矣，不进善言，则善无由入矣。”（《说苑·政理》）总之，孔子对晏子是推崇备至。司马迁讲：“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同样，晏子对孔子也是异常敬重的，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晏子陪同齐景公访问鲁国时，专程拜访了孔子，这是晏子与齐景公对孔子才德欣赏的表现。 二、孔、晏二人政治上的关系 在政治实践上，孔、晏之间也有若干的雷同，面对着鲁国的“三桓”当权和齐国陈氏即将代姜齐的政治局面，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即维护国君的政治地位。在鲁国，孔子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以图将三桓的势力削减，借以恢复加强鲁国国君的政治地位，结果三桓有所察觉，孔子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在齐国，晏子提出以“礼”治齐的政治方案，这看似软弱无力，但却说明了晏子是站在行将灭亡的姜齐政权一边，并力图挽救它的毁灭，在这方面，他们都归于失败。他们虽然都希图强公室、弱私门，但在强大的大族面前，他们又不得不屈已求人。晏子为免于政治灾难，请求辞掉政与邑，并“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齐景公为晏子拆了旧房盖新宅，晏子拆了新宅恢复了旧房，又是“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左传·昭公三年》）。孔子也是如此，当了鲁国的大司寇还必须向季桓子请示汇报，必须常常去拜见他，遇到“桓子不悦，孔子又见之”（《孔子家语·子路初见》）。这两位智者都在公室与私门的斗争夹缝中免强生存以求得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 孔、晏在政治上也是互相影响的。孔子在鲁国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大概与他与晏子及齐景公的关系有关。晏子与齐景公对孔子的拜访大大提高了孔子的政治地位与声望，使孔子名声大振的齐、鲁夹谷之会，其实正是孔子利用他与齐景公及晏子的关系的一次表演。这次夹谷之会，晏子大概因年老多病而没参加，但晏子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却很高。在举行盟会之前，齐人以为“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左传·定公十年》）。因而齐国便用些莱人以奏四方之乐为名，刀枪剑戟，旍旄羽戟，鼓噪而至，以便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一见此情，一反“知礼而无勇”的常态，竟怒斥齐景公为“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左传·定公十年》），齐景公忐忑不安，忙挥手将他们斥退。当订盟时，齐国人突然在盟约中加了一条，说齐国出征时，如果鲁国不派三百乘兵车相从，就是破坏盟约。孔子一见派人回答说：“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左传·定公十年》）这使齐景公很难堪，会后只好把侵占的汶阳地区郓、讙、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在这次会盟中的大智大勇的表现使得他在鲁国的威望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子在会盟上的杰出表现同他与齐相晏子的非同寻常的关系有关，他知道，只要晏子为齐国相，齐国的外交政策必然是以礼待诸侯，不会欺负弱国，而且凭他与晏子和齐景公的关系，齐国也不会与他过不去。晏子于鲁定公十年去世，孔子从此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知己或外援，他在鲁国的政治地位便日渐式微了。 孔、晏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虽有些相似，但晏子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更适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他凭着机智灵活的策略在齐国的政坛站稳了脚跟，他的行政原则是在不触怒陈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维护公室的利益。孔子对三桓，尤其是季氏也是恭恭敬敬的，但在私室与公室的关系上，他明确主张强公室、抑三桓、贬家臣，他要让鲁国按照周礼、按照贵族等级制的政治秩序运作，因而坚决实施“堕三都”的计划。显然，孔子是个决不以妥协来保全“乌纱帽”的人，也是个不以原则作交换条件的人。受挫后，他毅然自动离开了鲁国政坛。 三、晏子对孔子的保护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到了齐国，与齐景公和晏子进行了接触。孔、晏之间在治国方针上是基本相同的。在孔子至齐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晏子便向齐景公提出了以“礼”治国的政治方案，他讲：“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针对陈氏即将代姜齐，他认为“唯礼可以已之”（同上）。同时，他把礼的历史作用提的相当高，“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同上），这一整套的礼治方案与孔子向齐景公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记·孔子世家》）的治国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很可能是晏子受孔子的启发或影响的结果。以孔子的才干与学识，赢得晏子的赏识与举荐是毫无疑义的，因晏子对越石父这样的一个奴隶及自己的车夫都不惜举荐提携，何况当时人所共知的孔子，而且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有些相同。但当时齐国政坛比较复杂，“齐大夫欲害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便匆匆离去了。在齐景公欲封孔子时，晏子将儒家大骂一通，这其实是晏子对孔子的一种保护。因齐景公当时为姜齐政权担忧，正需要一个能强公室、抑私门的干才，孔子也恰恰是鼓吹周礼的，两人一拍即合，但这却是陈氏等大族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孔子在齐国高氏门下做家臣，高氏已经衰败，陈氏正强，陈氏不能容许在高氏家臣中选出一个执政者，否则对陈氏不利，因而就想暗害孔子。晏子的明哲保身思想使他在不过多地伤害大族利益的前提下得以长期持政，独木支撑着姜齐政权的大厦，但孔子的政治思想是极端强硬的强公室、抑私门，春秋末期这已经是行不通了，任何企图削弱私门的政治举措都是以流血失败而告终。晏子深通此理，因此，他将礼治思想向齐景公提出之后，大概发觉齐景公无力推行，便只好将儒家学派狠狠地贬低一番，使孔子不能在齐国推行其政治主张以达到保全孔子的目的。这也是晏子治齐对私家大族妥协的原因，也是他明智之处。从孔子后来在鲁国实行他的一套抑三桓政策失败的行为来看，孔子一旦在齐国从政，后果将不堪设想。晏子死后，陈氏的屠杀政策比鲁国三桓要残酷得多。 孔、晏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政治理想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春秋末期的政治现状都深深地感到忧虑，并力图改变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他们之间互相学习并吸取对方的优良品德及学识。世人多以为晏子曾经非难过儒家而认为孔、晏之间在政治上是敌对的，这未免不察当时的政治形势。晏子的人才思想是典型的唯才是举，决不求全责备，因而他不会因忌贤妒能而进孔子的谗言。只是因为晏子早已看到姜齐政权必然灭亡的结局，他不愿也不必为此腐朽的政权再陪送个孔子。其实，他指责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史记·孔子世家》）并非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只是儒家在礼上的行为表现，这是明显地避重而就轻。他们互相欣赏，互相保护，互相尊重，这便是晏婴劝齐景公不封孔子的原因所在。（作者：高广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