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麓书院，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到南宋的乾道年问，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而，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械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岳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学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舒星摘自庞朴《中国儒学》卷二，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链接1：岳麓书院魅力何在？（朱汉民） 岳麓山因为拥有一座千年不朽的庭院浸润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国的一座文化名山。一千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儒家士人在此开拓经营，精心构筑这个能使自己静心读书、安顿心灵之所，使其独具光彩地呈现在中华文化宝库中。 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访者在此流连忘返。岳麓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那时还只是一些读书人汇聚读书的临时之所。北宋初，岳麓书院才成为一所教学设备完备、管理制度严谨、学术空气浓厚的高等学府，并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以后，由于一代代学术大师、教育名家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遂成为历代著名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整、人才培养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千年学府”，堪称中国书院史的典范。 岳麓书院的独特魅力在哪里？首先在于她是中国古代儒家士人文化的形象代表和典范。这里典雅优美的古建筑群是儒家士人的人文理想、心灵世界的体现。在这座曲廊相连、亭台相望、绿荫碧水的古老庭院漫步时，其实正仿佛步入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灵深处。孔子说：“士志于道。”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儒家士人心灵深处的“道”，既体现出他们对超越理想的精神向往，又体现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入世关切。一方面，岳麓书院处处体现出一种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无论是书院周围的碧波湘水、红叶麓山、清风峡谷的自然风景，还是一块青瓦、一支梅竹的人工环境，无不体现出经营者那活泼的心灵自由与超脱的人格精神。我们发现，儒家士人的自由心灵与岳麓书院的山水草木是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我们几乎说不清楚哪里是自然哪里是人文，而其实这正是儒家士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又处处体现出儒家士人对经世济民的入世追求。本来，岳麓书院最有成就、最有特色之处就是她在一千多年历史中所培养的士人群体，他们在历史的重要时刻，勇于承担知识创新、社会道义的责任，这种经世情怀来于母校的传统——朱熹“忠孝廉节”的院训与张栻“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教诲，激励着一代代儒生的忧国忧民、经邦济世之志。可以说，你如果读懂了岳麓书院的文化内涵，你也就理解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结构，洞察了他们隐秘的心灵世界。 岳麓书院还体现出儒家士人所独具的“雅”的精神情趣与审美取向。不管是主体建筑，还是碑匾对联，抑或是漏窗石凳，都体现出典雅别致的生活情趣。教学、藏书、祭祀的三大部分均朴实无华，整个建筑格局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爽朗怡人的感觉，引导在此的人勤于问学求道，精于修身养性。讲堂是书院的核心建筑，前有大门，左右有斋舍、百泉轩、湘水校经堂，后有御书楼，既严谨又雅致。书院最有特色的是,几乎每一个院落、每一栋建筑的门、柱、檐、枋等,都见对联匾额，把书院简洁质朴的建筑装点得韵味无穷，书院千年的文化、千年的历史、千年的精神就凝聚其中。而园林中的几个石墩，几棵古树，廊轩墙壁上几处漏窗，更是给原本淡雅的书院增添了几分妩媚。 今天，当我漫步在这山间庭院，总想回溯这座文化遗迹的发展历程，总想弄清这座千年名院的文化内涵，总想透过这座文化名山、历史名院而深窥深厚博大的文化生命。岳麓书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成长、繁衍的精神家园，今天依然是中国传统国学教学和研究基地，延续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而且也让现代人得以跨越时空，感受儒家士人的心灵奥秘，或许这正是书院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邹艳》 链接2：千年岳麓：唯有源头活水来（朱汉民）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所古老的学府，从宋初开始办学，延续至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在这所学府里，经一代代书生苦心经营，使它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人才的摇篮，学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 在中华民族遭受苦难之际，这里走出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倡导最前沿的思想文化，推动社会变革；当国家发生“天崩地解”式的剧变关头，这里站出了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栋梁。 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岳麓书院。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为何能绵延千年办学不绝？一代代书生在这里倡导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它又以怎样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现出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历程？ 岳麓书院的历史源流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将它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他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李允则的扩建，标志着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模已经形成，同时包括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办学成绩卓著，闻名天下，故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受到了宋真宗的召见。周式学行兼优，真宗要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其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 北宋后期，岳麓书院在地方教育体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被纳入到了“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志》中有“三学”的记载。所谓“三学”，即指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三位一体，分成三个等级，学生通过考试，以积分高下逐级安排升舍。官办州学学生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升湘西书院，最高者方可升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三学”中的最高学府，反映了它在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方面，已高居于州学之上，这是它能够延续900多年办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从北宋开始，它名副其实地成为地方的高等学府。 南宋是中国书院制度的成熟、繁荣时期。南宋书院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家们为了振兴儒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辨方法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利用书院作为自己的学术基地和教育基地，使书院得以蓬勃发展。岳麓书院在南宋走向鼎盛，也与理学思潮的相互影响分不开。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修成后，由张栻主持书院教事。张栻和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为这次重建岳麓撰写了《岳麓书院记》。他主教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问题，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与此同时，其他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岳麓书院展开学术会讲。当时湖湘士子闻风而动，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形成了一个学术主旨接近、且有一定规模的湖湘学派，在南宋政治界、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为理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后，它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均进一步扩大，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元朝时期，岳麓书院仍在绵延办学。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恢复后，由朱熹、张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传统也得以继承和发扬。明代岳麓书院教育还有进一步发展，规制更加完备。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他们所倡导的心学思潮对岳麓书院的学术、教育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朝是中国书院的演变、普及化时期。清初，岳麓书院更多地得到官方的支持。因此，书院的院舍建设、经费收支、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完善。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春，康熙所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岳麓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发布上谕，扶持一些省会重点书院，称之为“省城书院”。岳麓书院名列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湖南地方高等学府的地位。乾隆八年，乾隆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以表彰书院传播理学之功。 清代岳麓书院不仅有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还受经学传播的影响。乾隆以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一些从事诂经考史的经学家主持书院，他们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经学，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同时反映了清代的学术特色和成就，使岳麓的学术风尚发生了一定变化。如经学家王九溪主院，很注意培养学生“通晓时务物理”和诂经考史的务实学风。道光时，更有湘水校经堂设置，它不课时文，专习经史，成为岳麓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开辟了经学研究的基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体制也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中。后来，遂有废书院兴学堂、废学堂兴学校的不断变革发展。晚清以后，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岳麓书院面临变革学制的重大转折。从1903年至1926年的2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岳麓书院——湖南高等学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的学校更替，终于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变革。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湖南大学，既反映出教育体制变革的必然趋势，又充分证明中国有着绵延不绝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 传统教育理念的凝聚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栻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 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 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 （来源：《国学》2011年第2期 编辑：邹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