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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顺先 解题：《退溪全书今注今译》这项科研计划，是在1985年筑波大学讨论会上，由韩国方面向我提出的。由于当时中韩还未建交，我未能立刻应允。到1988年，汉城退溪学研究院召开国际退溪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前往。此时中韩双方已设立商务代办处，我便正式写出注译《退溪全书》的计划，寄交李东俊先生。李先生看信后非常高兴，除立刻给我回信，答应资助出版此书外，又在《退溪学研究消息》等上报道了我的这一计划，在韩国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李宗源教授在《陶山全书解题》后记中说："近接中国四川大学贾顺先教授来信，以白话译完退溪全书，实为此学界一大喜消息。自此以往，英、苏、德、法诸译，渐得成就，自无可疑"（《退溪丛书》第一部，第一卷，12页）。不幸李东俊先生病逝，李龙兑先生继承他的遗志，支持我出版此书。从1988年正式开始，到1997年全部完成。韩国第一任驻中国全权大使黄炳泰先生看到此书后，来信说："此书对韩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本人甚表敬佩。"退溪学研究院理事长李龙兑、院长安炳周教授等说：此书为"东方文化交流，建立了一座金字塔"。 全书八册，加《考证校补》，共九册，六百多万字，一般人难以读完，故此次编选文集时，只重印了各册前言，以便读者了解各册基本内容和参加此项科研的学人姓名及担任的工作。在此特别怀念李东俊先生。 李东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使我常常记在心中的是他在日本筑波大学会议上提出的学术研究应以"人类共存，世界和平"为目的，与他去世前热情洋溢地对《退溪全书》进行今注今译计划的大力支持。 1985年8月29日，"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使我有机会与李东俊先生首次见面。会上，在筑波大学校长福田信之讲话后，东俊先生便发言，他说：此次大会主要是研究"退溪哲学的历史地位"，以发扬东方文化的美德和价值观，达到"人类共存，世界和平"的目的。他的讲话，获得了到会学人的支持和赞同，我也为他简明、有力地提出学术研究应以"人类共存，世界和平"为宗旨这一号召感到钦佩。 大会之后的一个晚上，东俊先生来到中国学人的住所，他像一位长兄和老师一样，与我们亲切地交谈，从是否习惯这里的气候、饮食起居，到我们学术研究的重点和成果。他还特别问我大会后是否愿意继续研究退溪学或与韩国退溪学院合作研究，使我感到东俊先生好像已经了解我送交大会的论文和学术兴趣。当我表示今后将把退溪学纳入我的教学和研究之中时，他很高兴。在夜色苍茫中，我们送别了这位像长兄和良师一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又在学术思想上能高瞻远瞩、指明方向的国际学术界的带路人。 1988年的春天，我又收到东俊先生约我在这年9月去汉城参加"第十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信，我非常高兴又将见到东俊先生了。这些年来，我反复阅读《退溪全书》，认为此书要想广泛流传，必须将其用古代汉语和古代朝鲜文混合写成的文字，改为全部用现代汉语翻译，使之便于阅读。而且对全书中的历史典故、成语来源，必须用现代辞书编写法加以注释，才能使现代的中青年更深入地体会退溪学的思想精华，才能方便以后再将其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使之在国际上流传。我将这些想法，草拟了一份"《退溪全书》今注今译计划"初稿，送给了东俊先生，准备在汉城见面时，再作进一步研究。由于当时办理出国手续的繁琐，被邀请参加"第十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我国学人除北京的外，其他的人均未能去汉城开会，我未能与东俊先生再次见面。但此次会议后不久，我便收到东俊先生热情洋溢的支持我注释《退溪全书》和资助出版此书的信，使我在实施此项中韩合作的科研项目时，得到了精神上的极大鼓舞。我在编写此书遇到各种困难时，想到东俊先生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心中便增加了无穷的力量，认为只有完成这项工作，才能不辜负先生在筑波大会上所宣告的促进"人类共存，世界和平"的宏伟愿望和对我的信赖与支持。 在1988年的冬天，当我收到东俊先生去世的讣文时悲痛欲绝，遥望东方，中夜难眠，徘徊反侧，成此绝句，以资悼念。 筑波初见如故友，传播溪学带路人。 君今先我骑鹤去，隔江遥望哭知音。 东俊先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退溪学研究院在李龙兑理事长，安炳周院长、李佑成院长等一批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资助出版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使退溪学的思想，不仅在东方各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先生的在天之灵，若能有知，亦当含笑了。 一、《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一册简介 《退溪全书》，是朝鲜李朝的朱子哲学家李退溪所作。李退溪，名滉，字景浩，号退溪。他生于朝鲜李朝燕山君七年（1501年），卒于李朝宣祖四年（1570年）。他一生经历了李朝的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和宣祖五世，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孝宗、武宗、世宗、穆宗这段时期。当时，由于中国与朝鲜是非常亲密友好的邻邦，中国文化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朝鲜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者，纷纷学习中国文化和汉字。李退溪从六岁起，便向邻居一位老者学习中国梁武帝（502－549年在位）时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十二岁便向叔父李松斋学习孔子的语录--《论语》。十七八岁时，便开始钻研中国朱熹、程颢、程颐的哲学。他潜心学习，领悟深刻，常常表现出一般人不能达到的水平。十九岁时，便根据自己的体会，写了《咏怀》诗一首。其诗曰： 独爱林庐万卷书，一般心事十年余。 迩来似与源头会，都把吾心看太虚。 诗中的"源头"是指朱熹的诗"惟有源头活水来"中的"源头"。"太虚"是宋代理学家张载哲学的专用范畴。看来，李退溪已经将他的思想，与朱熹的哲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并对张载"太虚"一词的含义作了改造，将"太虚即气"（张载《正蒙》），改为将"吾心"看作"太虚"。 李退溪二十岁时，开始读中国的《周易》。为了探索书中的义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到了二十三岁游太学时，已经是举止不凡，而能身体力行朱熹哲学的青年了。当他从太学回家时，河西金鳞厚送给他的诗中，便有"夫子岭之秀，李杜文章王赵笔"等语，将他视为朝鲜岭南青年的佼佼者，具有中国李白、杜甫诗文与王羲之、赵孟頫书法的才华。他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三十四岁起开始担任承文院副正字和宣教郎、承议郎等官职，但是他不迷恋于仕途，多次请求辞职回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以探索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把教育青年应具有爱国、爱民、为圣、作贤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实际才能，作为他自己的终身志愿。 李退溪在五十二岁时，被明宗召到朝廷，任大司成和侍讲。不久，便请求辞职，未获准许，又改任通政大夫、成均馆的大司成等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暂时接受。以后虽然又被任命为兵曹参议、礼曹判书、弘文馆大提学、资宪大夫、工曹判书、判中枢府事等高级官职，但他都是极力推辞，而以教育青年和从事学术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编写了《朱子书节要》、《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启蒙传疑》、《四书释义》、《三经释义》、《经筵讲义》等书籍。至于他对当时政治、教育、文化的各种建议，特别是与友人关于"四端"、"七情"和"理"、"气"关系的讨论，以及他被李宣祖多次下求贤诏请进京师时所写的《圣学十图》和所上之疏，更是集中了李退溪学术思想的精粹。 自李退溪去世到今天，已经四百多年了！在这段时期，他的著作经不少学者编辑与整理，出版了多种版本，《退溪全书》是其中较完整和系统反映他的思想言行的一部著作。由于这部著作，除少量用古代朝鲜文字以外，其余全部用古汉语写成，到今天，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一般人很难了解。目前，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正由激烈的冲突逐步走向彼此舍短取长、互相补充和融合，正确总结出我们东方文化的精华而弃其糟粕，使之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正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肩负的重任。 到了20世纪90年代，探讨东方文化中有益的价值，便成了东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所关心和瞩目的问题。儒学是东方文化的主要部分，退溪学又是对中国儒学，特别是朱子学进行了发展的学术。这种学术，在朝鲜李朝居于领导地位数百年，还传到了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因此，发掘这部书中的合理内容，也是我们东方学人应有的责任。所以，我不顾自己能力有限，与一些学友商议，通过共同努力，将这种用古老文字写成的书，改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以便于广大学者和青年阅读。1988年的秋天，我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李东俊先生，得到了先生的大力支持。不幸东俊先生病逝世，李龙兑先生继承了东俊先生弘扬东方文化之精华的宿愿和重任，并与安炳周先生、李恩鹤先生等一起，积极资助我们出版《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在此出书之际，仅向以上各位先生和一批积极支持此书出版的学者表示感谢！ 在此书的注译过程中，由于李退溪是精通中朝两国文化典籍，知识渊博，造诣高深的学者，在全书中涉及中朝两国古代人物、书籍、典故、历史、地理各类知识很多，对此我们都尽力地作了考证，改正了原书在事例、人名和刻印等方面所出现的不确切处。由于我们知识的不足，特别是对朝鲜的历史人物了解不深，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人和读者提出批评和改正意见，以便我们加以纠正。 《退溪全书》全书原有约一百二十万字，加上注译后，约六百万字。我们计划分八册出版。在注译时，基本保持原书的体例和篇章顺序，只将分散在各册中的诗集中在一起，以便于研究和阅读。除此以外，为便于现代的学人和青年了解李退溪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概况，以便进一步深入钻研全书，我们特将《退溪年谱》、《李子粹语》编排为《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的第一册，首先出版。将李东俊先生在1988年6月30日为《退溪学丛书》出版所写的序言，李家源教授所写的《退溪全书解题》，李佑成教授所写的《增补退溪全书第五册序》，一并刊在此书第一册的前面。 此书第一册的《退溪年谱》是余光贵注译的；《李子粹语》是刘伟航注译的；李东俊、李家源、李佑成三位先生的文章，原本为朝鲜语，是由王成儒请学人翻译的，我只对其稿本作了一些修改、补充和部分的改写、统稿等工作。四川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王净，参加了此书部分稿件的核对和抄写工作。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对他们能同心协力于此书的工作，表示谢意。 二、《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二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二册，是由对《退溪全书》中内集的教、疏、劄、经筵讲义、启议、辞状、启辞、书等各种文体的文章注译而成。在编排中，我们一律保持《退溪全书》原来的篇章顺序。原书在编排时，既以内集、别集、外集、续集、附录为先后，又将各集分为若干卷，致使卷数名称重复，卷中又分卷。对此，我们去掉了卷数名称，只保持原来按内、外、别、续等分集的顺序，在今后所出的各册书目中，分别列出各集中各类文章的篇名及其在该册书中的页数，以便于读者查阅。 将一位思想家的著作，分为内、外、杂、别、续等几个不同部分的编法，出自中国汉代的一些学者，这些学者在整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所残留下来的先秦各家书籍时，由于这些书是从口传心授或古宅、古庙的断壁颓垣中获得的，不仅真假难分，而且将一位思想家本人的著作或其讲话的记录，以及门人弟子和后人在阐述和补充、发展其思想时假托其姓名写成的作品，也常常混在一起。汉代的学者们在整理这批书籍时，便根据这些思想家的各自特点与原书的来源及其内部逻辑结构的层次，大致按本人所著，或其弟子直接记录其师之言而编为内篇；将其弟子、门人阐述和发展其师之思想，或追述其师和学派往事，假托其师之名的作品，编为外篇；将这个学派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同派学者假借本派学术创始人之名的言论和论文，编为杂篇。这种编法最早的记载，见之于《汉书·艺文志》，其中便有：《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公羊内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谷梁内传》十一卷，《谷梁外传》二十篇；《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分内、外、杂三部分的版本。因此，从中国汉代起，采用内、外等不同部分，以区分以某一思想家命名的书中的不同层次的编法，或因已经整理成书出版后，又搜集到有关这位思想家的材料，而再编为续集、别集等等，便由此而出现。《退溪全书》，基本上是按这种方法编辑的。 在本册书所注译的论文中，文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国际交往和哲学、教育、文化等很多内容。其中既有李退溪代表当时朝鲜李朝国王，对几位巡边、观察大臣的教导书信；又有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日本等邻国之间的国际交往问题；特别是在《圣学十图》、《经筵讲义》，以及与友人李仲久、南时甫、李叔献、李大成、郑静尔等人的论学书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化、中国儒学中的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以及宋明理学与佛学、道学的区别，对理学内部陆九渊、王守仁的"心学"与程颢、程颐、朱熹的"理学"之间的异同等，也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体会与见解。在大量的请求辞职的书信中，更体现了李退溪的言行一致，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与学术，紧紧地与自己的日常行为相结合，反映了一位伟大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热爱自己的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的崇高品德。在义与利、公与私、他人与自己等问题上，始终坚持了中国儒学的自强不息、忠君、爱民以及先义后利、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原则。在坚持这些原则方面，李退溪甚至对宣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德兴君一事，也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本书的注译，由王成儒写成，我与戴大禄、余光贵分别对原稿的某些部分进行了加工，最后由我统稿。四川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王净、王仕才参加了本书的部分稿件原文和资料的核对和抄写工作。特别感谢韩国学者组织的《退溪全书今注今译》支援委员会的李东升教授等，及时给我们寄来了《退溪全书考证》和《儒学大辞典》，对我们核对一些古代朝鲜的官职名称、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很大的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三、《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三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三册，是由《退溪全书》中内集第八部分内容注译而成，包括原《退溪全书》十六卷到二十七卷的全部内容。主要是退溪先生与他的学生和友人奇明彦、黄仲举、李刚而、赵士敬、郑子中、金而精等人的来往书信。 在这些书信中，既反映了一位学术界的长者对自己的学生、友人那种平易近人、虚心好学、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又表现出了在对待国家、民族、道义等大是大非和为人应正直、清廉、俭朴、关心百姓疾苦等优良品德上，不随俗浮沉而敢于痛斥邪恶，坚持原则的立场。特别是他与奇明彦关于"四端七情、理气关系"问题的辩论，引发了朝鲜哲学史上前后历经百多年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双方论点明确，论证层层深入，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中国先秦儒家和宋代程、朱等人的思想。 这场争论，是由郑之云（号秋峦，1509－1561）所作的《天命图》和图说所引起的。1553年10月，李退溪看到了郑之云所作的《天命图》，认为其中错误很多。在取得郑的同意后，对此图作了很多改正，特别对原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这句，李退溪认为这是将过分理气分离的一种错误看法，而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退溪全书》十六卷《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李退溪将改后的稿本，发给他的学生再次研究。1559年，他的学生奇明彦认为："理，气之主宰；气，理之材料。"二者虽在名称上有区别，"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因而主张：四端"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乃七情发而中节者"。（同上书，奇明彦《非四端七情分理气辩》）就是说，理与气只是名称上有所区别，作为一个事物来讲，它们是"混沦而不可分开"的，故作为人固有的优良品德，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虽然是纯粹的"天理"的表现，但它们却不在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情"之外，而是人的这七种感情表现得恰到好处的反映。因此，理与气、"四端"与"七情"，只是称呼上的差别，其实是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根据这一认识，奇明彦认为：李退溪的说法，虽比郑之云将理气分割好一些，但仍然有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的倾向。为此，在1560年11月李退溪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中从子思的"天命之性"，孟子的性善之性，到张载的气质之性，以及二程、朱熹对此问题的见解，层层深入，逐一论证，认为"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子思、孟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性善"之性，都是指"理"的"源头本然处"说，故纯善无恶；如果指理气不相离，则不是指本然之性。"四端"产生于仁、义、礼、智；"七情"却由于"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然后由人心产生出来。所以李退溪在此书中告诉奇明彦，对理与气的关系问题，"勿以一说为主，应虚心平气，徐观其义趣，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就异中而见其有同，分而为二，而不害其未尝离，合而为一，而实归于不相杂，乃为周悉而无偏也"。这些话不仅反映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思想方法论上，对后辈的希望，而且深深地包含了辩证法的哲理。李退溪对奇明彦的主张之所以特别重视，不仅因为奇明彦聪明能干，才思敏捷，是自己喜爱的学生，更担心的是奇明彦的理气"混沦而不可分"之说与中国明代罗整庵（字钦顺）的"理气非异物之说"近似，怕奇明彦由此而进一步走向"以朱子说为非"的道路。李退溪是忠实于朱熹思想的，他不能让自己的学生走上反朱熹的道路。其实李退溪与奇明彦都是主张理气相依的，只是李退溪侧重从理气关系的"源头""本然之处"着眼，指出了二者的同中相异之处；奇明彦侧重于从理气不可分离上着眼，强调了二者异中之同的一面。 奇明彦接到李退溪给他的"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后，仍然认为：仁、义、礼、智存于人心未发时，是善的"天理"，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是"心"有感于物发动时所产生的情，是理和气运动恰到好处的表现，所以"四端"不是纯"理"，而是"理"和"气"的一种共同活动结果。针对奇明彦的这一认识，李退溪又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第二书实际是第一书的改正本，除对个别词句有些修改外，对第一书中的根本观点，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理、气虽然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但从"源头""本然之处"看，二者"不容无（分）别"。"四端"虽发于仁、义、礼、智之性，但孟子所指"则主于理"；"七情"之发，虽出自理、气结合之心，但又是外物触动人心后所产生的结果。因"外物之来，易先感动者，莫如形气，而七情则其苗脉也"。（《论四端七情第二书》）程、朱在讨论"七情"时，虽然肯定了理的支配，但主要是指气的作用。所以在理气关系上，"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同上）的"混沦而不可分开"之说，是不恰当的。 奇明彦接李退溪给他的第二书后，又写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辩"的第三书，重申人的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无异，"七情"之所以能做恰到好处，与"四端"之善是一样的。李退溪只就奇明彦书中的几段作了一些批语，指出奇明彦的理气"混沦而不可分"之说难以成立外，未再另作答复。1566年，奇明彦又写了《四端七情》与《四端七情总论》，李退溪看后认为文章"议论极明快"，并计划将"取吾两人往复论辩文字为一册，时自观省，以改瑕"（《全书》卷十七《重答奇明彦》），真不愧为一个时代的伟大学者。 在李退溪去世后的1572年，李氏朝鲜的李珥(栗谷）又在理气关系上与成常（牛溪）展开了争论，使理学分为以尊李退溪为首的岭南学派和以李珥为首的畿湖派。李珥的学术地位虽然不及李退溪，但两派弟子的争论却长达百多年。 除理气关系问题外，李退溪在给黄仲举、李刚而、赵士敬、郑子中、金而精等人的书信中，更反复系统地介绍了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程朱理学的主要思想。 这册书的注译初稿，从原《退溪全书》十六卷到二十二卷，是王成儒注译的；二十三卷到二十四卷，是李才远注译的；二十五卷到二十七卷，是段景莲注译的；我与戴大禄、余光贵、卿三祥只对他们的原稿进行了一些补充和加工，最后再由我统稿。四川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生王净、王仕才参加了此书部分稿件的校对和抄写工作。在此对他们能同心协力于此书的工作，深表谢意。 四、《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四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四册，是由《退溪全书》原本中内集的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部分的内容注译而成，包括《退溪全书》原本的二十八卷到四十九卷全部内容。 第八部分内容，主要是退溪先生与他的学生和友人金而精、禹景善、金士純、李宏仲、琴闻远等，以及他的兄长、子、侄、孙儿的来往书信。在这些书信中，讨论、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学习、体会儒家学术的精神实质，如何使每一个学习的人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为国为民身体力行自己应遵守的道义与责任。他在与金而精、李宏仲等人讨论心、性、情、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等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孔、孟、程、朱的人生观和天理、人欲等思想。李退溪认为："圣人必可学"，学者应"以天下为己任"。"人之为学，以趋向正当，立志坚确为贵。……应不为浇俗所移夺，只要刻苦用工，久而不輟，何患无成。"（《退溪全书》三十五卷《答李宏仲》）强调人的求学，应有远大、高尚的目标和坚毅、刻苦的精神。并且认为人具有这种远大、高尚的人生观和努力为人民与国家谋福利的精神，是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将人类的利益和个人利益融为一体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爱人"与"爱自己"二者的有机结合。因此，李退溪反对那种"为浇俗所移夺"，只知有己而不顾他人，如中国古代杨朱那种"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愿做的极端自私行为；也反对如佛家那种不承担对父母妻子的责任和不顾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以逃避世俗生活，循入空门的主张。李退溪认为：人们只能在实实在在的社会中生存，人们的吃饭穿衣、婚丧嫁娶，都是些真实的事。这些事，既是对人类社会规律"天理"的反映，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公利""财货""大欲"之所在。因此他不同意离开人们的"财利"和吃饭穿衣、"饮食男女"等去谈天理、人欲和义利问题。他在解答《大学》一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含义时，多次反复阐述了这些思想。李退溪说： 饥食、渴饮等事，非独众人，虽上智（圣人）亦不能无。 盖民之所依者，莫切于财。利之所欲者，莫大于财。……《易》曰：利者，义之和。程子曰：和合于义也。利之为言，义之顺便之谓也。（《退溪全书》三十八卷《答赵起伯问大学》）。 人的生活中，"以饮食男女为切要。饮食男女，至理所寓，而大欲存焉。君子之胜人欲而复天理由此，小人之灭天理而穷人欲也由此。"（《退溪全书》三十八卷《答李宏仲》） 在这里，李退溪非常明确地把人们追求饥食、渴饮、男女之间的正常夫妻生活，认为是"上智"的圣人与普通群众共同具有的一种"大欲"生活。这种生活是人类"天理"的表现，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他特别看出了"民之所依，莫切于财；利之所欲，莫大于财"，坚持"利者，义之和"，认为"凡事事物物，合义顺便者，是谓利也"。他将义利结合，将人们追求正当的财利的欲望，看作是符合道义的行为。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纠正了当时一些儒学家将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的片面看法。 李退溪虽然将义利结合，强调人民追求正当财货、利欲的合理性，但他又结合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在许多书信中，反复指责那种败坏社会正常道德伦理，不顾道义原则的见利忘义、鱼肉人民、荒淫残暴、丧尽天理良知的纵欲行为。李退溪既承认人们追求正常利欲的合理性，又反对那种不顾国家、人民利益和社会公共道德准则，极端自私的纵欲主义行为，这是非常正确的。李退溪为了坚持这一正确思想，主张当时的儒者、史官等人，不仅要敢于揭露那些贪官污吏等奸佞之徒的罪恶，就是对国王的言行，也要"据事直书"。他说："据事直书，史法也。""而褒贬寓其中。自《春秋》圣书外，诸为史，当守此法。"（《退溪全书》三十四卷《答金士纯关于"史职"的问目》）。他高度赞扬不阿媚于权贵，能"据事直书"，因"直笔死职"（同上）的古代史官安名世，和李氏朝鲜的"己卯士祸"中因"直谏"被处死的赵静庵的精神。 此书的第九部分是杂著，是有关《天命图》、《心经》、陈白沙的《诗教》、王守仁的《传习录》以及心性、体用、理气等问题的讨论，重点是阐述李退溪对王守仁哲学的评价和他自己的见解。第十部分是李退溪写的一些游记及为一些书写的序言和跋语。第十一部分是李退溪警示自己或子侄等的箴文、铭文以及向国王、太妃、太子等表示感谢、祝贺的表笺和文章。第十二部分是李退溪写的祭奠风雨、山川、神灵及高丽与古朝鲜一些学者和贤人的祭文。第十三部分是李退溪为其祖先及亲友所写的一些墓志和碑文。第十四部分是李退溪为古代李氏朝鲜的明宗国王以及贤人和学者所写的一种记事性的传记体行状。这几部分内容，除第九部分的杂著是重点讨论学术外，其他各部分都体现了李退溪终其一生的那种孜孜不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敢于对邪恶思想和行为不断地进行批评、谴责的精神。 原书中的《问目》，对于提问人与答话人，采用低二字和高二字以示区别，在文字上未指明的方式，使现代读者不容易掌握。我们为了使此书便于阅读，在提问与答问前，各加一"问"字和一"答"字。 此书的初稿，是由段景莲、魏积温、刘玲、白彬、钱英杰、张维、杨之秀、张小飞等人注译的，我和戴大禄、余光贵、卿三祥只进行了一些补充和加工，然后再由我统稿。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净、王仕才对此书的部分史料进行了一些核对和抄写，在此对他们能同心协力于此书的工作，深表谢意。 五、《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五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五册，是由《退溪先生文集续集》、《三经释义》、《四书释义》、《退溪先生言行通录》和《退溪先生言行录》等五部书的注译组成。《退溪先生文集续集》是自《退溪先生文集内集》于古代朝鲜宣祖三十三年（1600年）出版以后，约一百多年间，又收到退溪先生所写的书信和诗文，由先生的后人李守渊（1693－1748）编辑而成。 《三经释义》、《四书释义》，则是李退溪在阅读或向学生讲解这些书时，对原书的篇章和生词、生句所作的摘要、注释。两书均用古汉语和古代朝鲜语混合写成，一般人难以阅读，但它却表达了李退溪对中国的《周易》、《尚书》、《诗经》三部儒家经典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退溪先生言行通录》是李退溪去世以后，汇集他的学生记录他言行的各种版本，由权斗经（1654－1725）在古代朝鲜肃宗三十三年（1707年）编成。此书被当时的丰原君赵公显视为："吾东方之《鲁论》也。"遂由大学士李浃作序，于英祖八年（1732年）正式刻印出版，称为"花山本"。此书出版后，便被发现内容与史料有一些错误，遂再由当时的一些学者"合席商确，删其繁复，正其讹舛"，"改刊于陶山书院"（见《退溪先生言行录》凡例），并取名为《退溪先生言行录》。在此两书之后，又于英祖二十九年（1753年），由当时的哲学家、实学派的代表人物李瀷（1682－1764）在总结以上两书的编法，并阅读了当时流传的退溪书籍及其各种言行录版本之后，又编辑出了《李子粹语》一书。但 这三部书，重复的内容很多。我们此次注译时，只删去了整篇、整卷全部重复的部分，其余则保持原貌。续集中的诗，将与内集、外集、别集中的诗一起编为《退溪先生诗集》。这三部书，均是仿效中国的《论语》和《朱子语类》的方法编辑而成。它们比较简要地从各个方面归纳出了李退溪的主要言行，反映出了李退溪道德、文章的高深境界和爱国、爱民、廉洁奉公，敢于仗义执言、以身作则等一代学术宗师与仁人志士的伟大精神。如在庚子年（1540年）5月，因天大旱，李明宗按过去的惯例，采用了"避殿、减膳、撤乐"和"大赦"罪犯的措施。李退溪则不怕冒犯国王和大臣的意见，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一种"皆文具也"的形式主义做法。他说： 数赦，则众善受害，奸人致喜。近者奸细之徒，意谓旱极必有赦，作罪者或逊隐而希望，或故犯而无忌，其弊不小。 方今府库虚竭，请节约用度，设遇事变，（方）不至大段狼狈也。""土生万物，莫重于稼穑，然土气不养，则稼穑不盛……饥馑疠疫等事，亦恐因土气不养而然也。（《堂后日记》） 他将重视土质的保养、发展生产、节约开支、反对浪费作为抗旱救荒的根本措施，而不同意那种不问善恶是非、罪大罪小，甚至可能引起社会混乱的一律"大赦"。 己已年（1569年）李退溪受到宣祖的特别礼遇，委以右赞成、判中枢府事等重要官职，他却极力推辞。但他为了宣祖和国家、人民，不仅呕心沥血地写出了《圣学十图》和各种表章疏劄，而且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复劝勉宣祖在当时的太平之世，要注意治世之中的"隐忧"和明主领导下可能出现的危机。他说： 明主有绝人之资，治世无可忧之防。有绝人之资，则以独智驭世而有轻忽群下之意；无可忧之防，则人主必生骄侈之心。此，诚可虑也。今世可谓治平矣，然南北有衅，生民困悴，府库空虚，将至于国非其国，猝然有事变，不无土崩瓦解之势，不可谓无可忧之防也。……夫太平极，则必有生乱之渐，若谓今日无干戈之乱，少放其心，或有高亢之意，或有偏私之狃，则如挽舟逆水，而一放手也，舟忽下流，遇风波而颠覆，在于顷刻，岂非可大惧哉！（《退溪先生言行通录》卷四） 李退溪敢于在当时及时提出：要注意太平之中的不太平，明主只恃自己的聪明，可能产生骄傲自满，拒绝"群下之意"的弊病。而且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南北有釁，生民困悴，府库空虚"，如果不及时预防，一旦"猝然事变"，则会有"土崩瓦解"、"舟覆人亡"、"国非其国"的危险！他的这些言论，自然是大胆的逆耳忠言，但却对古代朝鲜这位被称为尧舜之君的宣祖以后获得人民的拥护，取得反对日本封建军阀侵略的胜利，起了启示性作用。 李退溪不仅能高瞻远瞩地提出各种忧国、爱民的意见，而且能身体力行地从自己和家人做起，以实践他主张的思想。他在给儿子李寯的信中说： 倭寇声息甚恶，凡食禄者，当思效忠节，不可萌规避之心。（你）所送杂物，官本清冷，虽或有俸食之余，亦必不多。今此贸物驮送于我，心至未安！盖小小食物虽则无害，若勉强过为，则非居官者，清心省事之道。凡事千万谨慎，毋贻羞悔。大抵身在冷官，若不以恬静苦淡为心，必有为所不当为之事，更须戒之。（《乙卯年家书》） 李退溪教育儿子，在国家有危难时，应临危不惧，效忠国家、人民，做官要清正廉明，就是小小的一点食物，也不要随便送给自己的亲人。这种品德，直到今天还是有教育意义的。李退溪自己虽多次担任大小官职，但根据当时他的学生和家人的记载，仍然"归家之日，行囊萧然，唯书籍数驮而已"（《退溪先生言行录》卷三《居官》）。可见他在当时那种一些人只知终日挖空心思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中，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五册的初稿，是由黄德昌、李海山、邓天雄、李晓、何玉庭、王净、王仕才等人注译的。特别是《三经释义》、《四书释义》两书，因由古代汉语和古代朝鲜语混合写成，一般人不能认识，我们特托吉林省延边大学朝鲜研究所的李洪淳教授，请该校朝文系的李海山教授，历经两年多的时间，才将这两本用中朝两种不同的文字写成的书，统一译成了现代汉语。在此成书之际，我特别感谢参加此书注译而辛勤工作的同仁。 六、《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六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六册，是由《启蒙传疑》、《宋季元明理学通录》、《退陶先生自省录》三部书的注译组成。 《启蒙传疑》是李退溪阅读朱熹所写的《易学启蒙》时，"因思有所契，或考古有证，不免随手札记，累至成帙，盖所以便考阅，备遗忘耳"（《启蒙传疑》前言）而写成的一部研究《周易》的专著。此书是在《三经释义》的基础上，参考有关研究《周易》和《易学启蒙》的著作所写成的。 《周易》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是由中国上古时期，人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传下》），首先概括出阴（━ ━）阳（━━）这两个范畴和代表这两个范畴的符号，然后将这两个符号按天、地、人"三才"自我重叠两次，于是便产生出代表地和母亲的坤（瘙 椺 ）卦和代表天与父亲的乾（瘙 椸 ）卦，再将乾坤二卦相结合，于是便产生出代表雷的震（瘙 椻 ）卦，代表风的巽（瘙 椼 ）卦，代表水的坎（瘙 椾 ）卦，代表火的离（瘙 楀 ）卦，代表山的艮（瘙 楁 ）卦，代表泽的兑（瘙 楃 ）卦。这六卦，是乾坤二卦的子女卦。乾坤二卦加上六个子女卦，便组成了最早的八卦。到商周交替时期，由于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便出现了将这八个基本卦相互交错重叠，而成六十四卦（8×8），以反映更多事物的变化和人类的吉凶祸福。这样只有三爻的基本卦，便被称为经卦，由经卦演变出来，有六爻的卦，则称之为别卦。六十四别卦，每卦六爻，共为三百八十四爻（64×6）。每个卦有卦名，每一爻有爻辞，再加上每个卦的符号，如乾（瘙 椸 ）、坤（瘙 椺 ）等，便组成了《周易》中属于经的部分。这就是《周易》一书的基本结构。据说，开始画八卦的人，是上古时人伏羲；将八卦演变为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写出卦名和爻辞的是周文王。但从《易经》爻辞中所引用的史料看，最早的有商朝先祖王亥"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的记载，最晚的则是周文王死后，武王的弟弟卫侯康叔"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卦辞）的故事。可见此书是在商周时期，由周文王与一些掌管史料的史官，对从上古到西周初年的一些卜筮记录进行整理、分类，编辑而成的。伏羲、周文王只是此书在形成演变过程中，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 《易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易经》所作的注解文章。它有七种不同的文体：（1）《彖传》上、下，主要是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判断每卦的基本观念。（2）《象传》上、下，是依据一卦的基本观念，指出人们应如何遵循这些规律而行动。分为《大象》和《小象》两部分。（3）《系辞传》上、下，是《易经》的通论，主要阐述《易经》的主要思想，及其对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意义。（4）《文言》，主要解释和阐发乾、坤卦的思想和作用。（5）《说卦传》，主要从总体上说明八卦所代表的事物及其规律的变化。（6）《序卦》，是解释六十四卦产生的顺序。（7）《杂卦》，是杂论六十四卦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对相生的道理。由于《彖传》、《象传》、《系辞传》各为上下篇，因此全部《易传》共为十篇，一般称之为"十翼"。意思是说：通过《易经》对这十篇文章的解释，其幽微深奥、贯通天人之间的玄妙道理，便像鸟之有翼而能飞翔于天空一样。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但《易传》不仅是由七种不同的文体组成，而且有些史料是孔子死后（战国时期）的事，所以《易传》不是孔子一人所作。《易经》通过《易传》的解释，自然容易了解一些，但由于它穿着神学占卜的外衣，引用的是古代巫卜记录下来的极其隐晦的语言和史料，因此虽经《易传》对它作了注释，仍难阅读。故自汉代到魏晋隋唐，以至宋元明清，都有不少的人对它反复地进行考证和注释。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人、地理、乐律、兵法、音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以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李退溪的《易学传疑》，又是这众多研究《周易》的书中别具特色的。如果说李退溪在《三经释义》中关于《周易》的部分，主要是对《周易》的一些辞句进行注解，那么《启蒙传疑》则是在系统阅读《周易》和朱熹的《易学启蒙》后，对一些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后所写出的学术见解。他特别在河图、洛书的图象变化，朱熹与邵雍等在易学上的同异，既用图象比较，又用文字阐述，让人一目了然，这是前人所不及的。至于对宋代数学家杨辉六十甲子纳音的运用和九归乘除法，岁历的四时、八节，以及日月星辰运行等的计算，虽一般的数学家也难以达到。 《宋季元明理学通录》，是一部专门综述朱熹、朱熹的学生、朱熹和张栻的私淑学生，以及宋、元、明三代信仰朱熹理学和与朱熹理学有分歧的陆象山等"心学"派人物的主要言行的著作。全书共分为十一卷。李退溪说明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自宋末以及元、明诸子之学，大率皆源于考亭。今录诸子而不本于先生，则无以见其学之有渊源宗统故耳。"就是说，宋末、元、明时期的一批学人的思想，都是以朱熹的学术为出发点，这就是当时学术的"宗统"。李退溪在编写此书时，除《宋史》、《元史》外，主要便是根据《朱子实纪》、《朱子语类》、《朱子大全》、《一统志》等书，以及能搜集到的这些人的墓志铭文。李退溪花了多年的心血，利用在当时中朝两国友好往来中流入古代朝鲜的书籍，而编写成这部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前，专门研究理学思想的巨著。它所涉及的丰富史料，有些我们今天已难以找寻。它在中、朝学术史上，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功绩。鉴于《宋季元明理学通录》的文字较为浅显，为了节省篇幅，对其中部分附录材料、按语及解释性文字（原书均作为夹注）在正文中加以括号，不再作今译，对部分基本重复的文字也不作今译，特此说明。 《退陶先生自省录》是李退溪对他回答学生和友人提问的信加以研究、反省的书信集。李退溪说："今与友人讲究往复，其言之出于不得已者，已自不胜其愧矣！……间搜故箧手写书稿之存者，置之几间，时阅而屡省之。"通过这种"屡省"的反复研究，以考虑自己见解的正确或错误，反映了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此书只有一卷，仅选了答南时甫、郑子中、黄仲举等人的部分信件。此书的初稿是由黄德昌、李于彪注译的。余光贵与我只对他们的原稿进行了部分修改和补充。刘素蓉、任昭民、高贤凤参加了此书的抄写和史料核对工作。在此成书之际，对为此书的出版而辛勤工作的所有同仁深表谢意。 七、《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七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七册，是由《退溪先生文集》内集中的诗一至五卷和外集、别集中诗的注译组成的。按原来计划，还应将《退溪先生文集》续集中的诗包括进去，但由于篇幅太长，只好将续集的部分诗编入第八册。 本册的全部内容为诗。从诗的格式来看，有五言、七言古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乐府，歌曲等。从诗的内容来看，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与学生和友人论学言志；二是感时伤物而引发的爱国爱民思想；三是因物触情，对自然界的山水风光的赞美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三大类内容，又以一、二类为核心，通过这个核心，反映出李退溪作为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诗人的一代学术宗师风格。这种风格，是既继承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追求为圣、作贤的高尚道德情操，主张"推己及人"、"正己"、"正人"、"视民如子"、"哀民如伤"等美德，又结合李朝朝鲜民族文化思想的特点和实际而形成的。李退溪的这些诗的主要内容与中国古代学者关于什么叫诗以及诗的产生和社会作用等认识，基本一致。《毛诗正义》中说： 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毛诗正义序》） 又说：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大序》） 把诗作为反映人的人生观（志）和世界观的根本看法，对社会中的真、善、美行为和美德加以歌颂，对奸佞、邪恶、欺诈等丑恶作风和品德进行批评和制止，是对人出自内心的感情的一种表达。这种看法，处处反映在李退溪诗的字里行间。如：他在《和郑子中闲居二十咏》中谈到讲学和求志时，明确提出："希贤正属吾侪事，守道宁忘此日忧"（《退溪全书》内集卷三）。把为圣、作贤、"守道"，作为学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劝诫初学之人，不要斤斤计较短期利益和贪图生活上的享受，更不要随俗浮沉。要注意义与利、善与恶之间的分界线，处处"以身作则"，而不要只去指责他人。特别要掌握程、朱所提倡的"主敬"工夫，先从"正心"、"诚意"、"修身"方面做起，然后再推之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李退溪说： 难随时世学妆妍，应事如方凿柄圆。 往事已知成大错，来缘何必问高天。 （《闲居次赵士敬等诸人唱韵十四首》，《退溪全书》内集卷二） 文公平昔警门墙，主敬研几进室堂。 若事《真经》与程注，指南应不叹亡羊。 （《真西山心经》，《退溪全书》内集卷二） 鸡鸣而起各孳孳，触手无非善利几。 莫只攻人忘自责，斯须不戒小人归。 （《东斋感事十绝》，《退溪全书》内集卷三） 这些诗，把为圣、作贤的高尚品德作为学习的远大目标，把程、朱的"主敬"学术，真西山为了发挥朱熹思想而写的《心经》，以及程篁墩为《心经》所作的附注，作为达到这种远大目标的入门指南，而且要求应时时从自我做起，警惕义与利、善与恶之间的分界线，这些说法，都是符合儒家为人做事的道德标准和人生哲学的。 儒家的学术，不仅要求人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要求从事这种学术研究的人，应具有"济世"、"爱民"、"治国"、"安邦"的思想和能力。1541年（辛丑），当李退溪由京城来到关西朔宁，看见因天旱缺粮，粮食还未成熟便被人割去吃掉，心中难过极了，就写了这样的诗： 恻恻荒年意未宁，江边立马影竛竮。 叶从霜夜浓全赤，山入秋空割半青! 从"恻恻荒年"到"江边立马"，再转到"割半青"，写出了一位诗人和爱国爱民者的思潮起伏和忧虑。1542年（壬寅），他在《全义县南山峪遇饥民》一诗中，又将饥民的悲惨处境，官家收粮后人民吃野菜充饥的情景，再次用诗记录下来： 屋穿衣垢面深梨，官粟随空野菜饥。 独有四山花似锦，东君那得识人饥！ 当看见人民房屋破烂，衣不遮体，饿得脸青面肿，交完官粮后只能用野菜充饥时，虽然山中繁花似锦，李退溪这位具有敦厚品格的学者，也无法控制满腔沸腾的热血而怒斥"东君""那得识人饥"了。所以当他担任救灾摘奸御史时，不仅上书请求惩处公州判官孙贵印的"悖戾贪污"罪行，而且还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储蓄粮食的救灾对策。就是这样，他心里仍然感到不安，写下了"民独流离我得安，道逢饥者久盘桓"（《退溪全书》别集卷一，《天安东轩》），"饥民撷菜谋当日，宿鸟投林占几枝"（《赠赵士敬》），"未必能纾九重念，驱驰空靓尔民何"（《夜行入公州》）等诗句，表现出了他虽然努力工作，仍无力改变人民四处流离、抛妻弃子、受饥挨饿的状况，而深深感到内心有愧的情感，反映出了李退溪的"反躬自省"和仁爱人民、尽忠职守的高尚精神。 除以上的两类诗外，李退溪作为一位诗人，还写了大量触物生情，与友人游山观水，赞美大自然和评论古今人物的诗，这些诗清新优雅，形象生动，抽象思维能力强，使人读后余味无穷。例如，1541年（辛丑），他"以咨文点马"，随军去李氏朝鲜的义州城（这座城正处在中朝交界的鸭绿江边），写了一首题名《鸭绿天堑》的七绝诗： 日暮山城独倚栏，一声羌笛戍楼间。 凭君欲识中原界，笑指长江两岸山。 此诗与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出塞》相似，只是把"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带有悲怨色彩的两句，根据当时中朝两国的友谊，改为"凭君欲识中原界，笑指长江（按：这里的长江，指鸭绿江）两岸山"。把两个国家亲善友好，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历史，用诗记录了下来，留给后人。韩国李家源教授在《退溪学及其系谱的研究》一书中指出，退溪诗有四大特色："道文一致，薰陶德性，忧国怜民，不专陶、杜"。退溪诗的忧国忧民，无疑受到杜甫诗的影响；热爱山水，追求平静的田园生活，不迷恋仕途，这自然与陶潜的性格近似。李退溪对李白、苏轼，特别是朱熹的诗也极其称道，对伯夷、叔齐的风格，贾谊的才华，严光垂钓桐江，诸葛亮躬耕南阳，林逋孤山咏梅等，也极其称道，这些人的品格、才华和诗文，不能说对李退溪没有影响。正由于这样，所以退溪诗虽受杜甫、陶潜的影响，但又"不专陶、杜"，而是汲取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文人、学者的优秀成果，再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可惜李退溪一生未能渡过鸭绿江，到中国来与当时的文人、学者交游，若能如此，李退溪在哲学、文学上，定会有更突出的成就。 全书初稿的注译者，内集的一、二卷是魏志江，三卷是魏志江、王晓芳、谢永平，四卷是魏志江、金墨莉，五卷是张维、门敬中、潘大德；外集的注译者是梁勤星；别集的注译者是曾庆红。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苏恒、副教授蒲友俊，对这些稿件进行了校正、补充和修改，贾海宁作了一些资料的校对和抄写工作，最后则由我对全书进行统稿。在此书即将出版之时，对参加此书注译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 八、《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八册简介 《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八册，是由李退溪的《陶山十二曲》、《渔父歌》、《退溪先生诗续集》、《退溪先生挽祭录》、《退溪先生世系图》、《陶山及门诸贤录》和《峤南宾兴录》等的注译文共同组成。 《陶山十二曲》和《渔父歌》与中国屈原（前342-前278）《楚辞》中的《九歌》极其近似，都是在汲取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歌词新鲜，音调轻松活泼，读后，一幅幅诗人、隐者吟咏于山水之间的画面便会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些歌曲，应当说是李退溪不迷恋于仕途，而追求人生最后归宿的一种写照。由于这些歌曲全部用汉字和朝鲜文字混合写成，为了排印方便，我们除影印了两页原文外，其余一律用汉字译文排版。 《退溪先生诗续集》共两卷，基本内容与第七册相同。 《退溪先生挽祭录》是李退溪1570年去世后，当时的官员、学者以及他的好友、学生和家人等所写的挽词、诔文和祭文的汇编。全书在1935年7月，由韩国李家源教授的父亲根据陶山书院所藏的版本在金泉印行。通过这些挽词，可以看出这位一代学术宗师去世之后，上至国王，下至普通百姓，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亲自受过他教育，或只是读过他诗文的人，都如同失去了父母一样的悲伤！李退溪在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地位，不是由权势和金钱的力量形成的，而是他那种爱国爱民、廉洁奉公、忠心耿耿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诲人不倦、不慕名利、孜孜不倦的求学进取精神对人们的感染。即使我们现在的人，读了这些挽词、祭文后，也不能不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陶山及门诸贤录》是李退溪去世后，由权斗经仿照李退溪编的《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体例，将退溪先生言行录、文集、诗集以及挽祭录等中所涉及的他与学生的谈话和往来书信、互相唱酬的诗歌等资料，基本上按他的这些学生年龄的长幼次序编辑而成。主要目的是权斗经认为《宋季元明理学通录》编写的是宋代理学的发展脉络，其中又以朱熹及其门徒的体系为中心；《陶山及门诸贤录》则要编写退溪先生的门人体系，以揭示退溪学与朱子学和宋代理学、中国儒学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可惜，权斗经才编写了一百多人便停笔了，然后由退溪先生的后孙李守渊和山后公守恒、广濑公野淳三人，继续增补到二百六十多人。以后在印行时，又增加了挽祭录中被遗漏了的一些人的材料，再由陶山书院儒林综合编辑而成。本录中所涉及的李退溪的思想、言行等内容，更进一步反映了李退溪在对青年的教育上，那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及待人接物的高尚精神。 此书的卷首还载有：李退溪自己写的墓碣铭，奇大升为李退溪墓碣铭写的序，赵穆为李退溪写的言行总录。由于这三篇文章已收录在《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一册的《退溪先生年谱》第三卷中，为了避免重复，故在这里删去。 《峤南宾兴录》共两卷，第一卷的主要内容是"传教"、"御制祭文"和"书启"等。"传教"是说明儒学的渊源，"峤南人士，谨守先正正学，不挠不夺，不涅不污"的特色，以及此次在陶山书院考试的重要性。"御制祭文"，是代表朝鲜李朝正祖，向玉山书院的李彦迪和陶山书院的李退溪进行祭祀的祭文。"书启"则是主持此次祭祀和考试的政府官员李晚秀等人的活动记录和他们发布的通告。第二卷则是当时应试儒生的名次榜和优等生姜世白、金照洛等的试卷，以及李晚秀在此次考试后所写的《陶山试士坛碑铭》。 这次在陶山书院进行的祭祀和考试活动，是在李朝正祖十六年（壬子，1792年）进行的。到正祖二十年（丙辰，1796年）时，李退溪的祀孙李世淳到永柔县任县令，随身带着刻有李退溪像的祠板路过京城。正祖知道后，立刻派礼部的官员到泮村祭祀，京城的官员也前往参拜。《泮村致祭时日记》，记述的便是这次在泮村祭祀李退溪活动的情况，所以在编《峤南宾兴录》时，也将其附录在此书第二卷的后面。 本书初稿的注译者，《陶山十二曲》、《渔父歌》、《渔父短歌》，是延边大学的李海山教授；《退溪先生诗续集》，是王成儒；《退溪先生挽祭录》，是赵泽光；《陶山及门诸贤录》，是党跃武、刘蕴梅；《峤南宾兴录》，是梁勤星。我与余光贵、黄德昌，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贾海宁参加了此书部分史料的查对和抄写、打印等工作。 九、《退溪先生文集考证》校补 1991年春天，当我们获得韩国汉城退溪学研究院的资助，开始注译《退溪全书》时，书中所涉及的中朝两国历史、人物、事件和经史百家文物典籍、例证等，往往使我们不少参加写作的人感到困难重重。正在此时，韩国支援《退溪全书今注今译》这项工作的同仁，为我们寄来了《退溪先生文集考证》、《儒教大事典》等书，为我们准确地掌握退溪先生的思想，特别是朝鲜李朝的人物史料、典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我们仍非常的感谢。 在我们使用柳道源先生这位博学多才、致力于退溪学研究和考证的学者在1788年所写成的《退溪先生文集考证》时，又发现此书中，限于当时的历史研究条件，没有大型的辞书和专业图书可查考，仅凭柳先生的个人记忆和所掌握的书籍，便出现了"语焉不详"，或史料、年代上有出入等"白玉"中的"微瑕"。为了推动退溪学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我们便决定在柳道源先生所著《退溪先生文集考证》的基础上，补充其考证中史料上过于简略或不足之处，更正其某些年代和史料上有出入之处，再将原来用古汉语写的考证注释，改写或注译成现代汉语，以及将此书所校补的内容，与《退溪全书》和《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的内容相同的页数注明，以便于现代青年读者的查阅。 在《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一至八册即将出版时，我便将写《退溪先生文集考证校补》一书的工作，交给了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青年教授刘伟航。因他既是历史专业的学人，又是《退溪全书今注今译》第一册中《李子粹语》的注译者；既了解中、朝两国的历史，又掌握退溪思想的全貌。 经三年的暑热冬寒，查阅了大量的文献，伟航教授终于将此书的初稿写成，我们看后，又交给他补充、修改。再经一年，他再次成稿，然后由我统稿、定稿，交出版社出版。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时，我不仅感谢经四年多来日夜伏案、勤劳苦虑的作者和为此书操劳的有关先生和女士，更感谢为此书筹集经费的韩国汉城退溪学研究院李龙兑理事长、安炳周院长，国际退溪学研究会理事长柳赫仁先生、李东升教授、李宗焕理事和李允熙干事长等各位同仁，还有韩国大宇财团，以及为此书写序，论证此书对现代社会"辅世意义"的柳道源先生八代孙柳正基教授等。 总之，此书的出版，是中韩两国学人合作的成果。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足和学术水平有限，我们在"校补"时，对原书中某些了解不够的人物、典故，不敢自专，有的只照抄原文，对其中的文字做白话改写，以待其他学者今后进一步考证。书中可能还有一些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诚恳地希望国际、国内的学者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