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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顺先 "四端""七情"理气互动说，是李退溪哲学思想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基本范畴与思想内容，来源于中国的孔、孟、程、朱。李退溪将孔、孟、程、朱的这些思想，融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它成为朝鲜李朝数百年的主流思想，为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的生活、生产立下了功德。 一、孔、孟对"四端""七情"的论述 "四端"是指人心生来便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品德的根源；"七情"是指人体具有喜、怒、哀、欲、爱、恶、惧这七种感情。从中国的先秦到宋明时期，许多中外哲学家，都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孔、孟、程、朱和李退溪是这些研究者中具有特色的代表人物。 孔子（前551－前479）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以下只注篇名。。爱人，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不仅要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和父母、妻子、儿女，还要爱护他人和帮助他人，对他人的生命、生存、疾苦，应富有同情心的这种美德。"仁"是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他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他的学生时，很少给予这种称誉，但他又孜孜不倦地鼓励人们去做。孔子说：在殷商时期，只有三人可以称为"仁者"，那就是殷纣王的叔父箕子、微子、比甘三人。因为箕子看见纠王做残害人民的事，又不听从他的劝告，便脱离纠王的统治而到海边自己耕种而食；微子则坚决反对纣王的暴政，被纣王罚做奴隶；比干因苦劝纣王，被剖腹控心而死。这三位都是反对暴君、热爱人民的人。 管仲是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用兵车"《宪向》。，宣扬当时中原文化，巩固当时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有才之士，所以孔子说：无管仲，"吾其被髪左袂矣""如其仁，如其仁"《宪向》。。在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中，只有颜渊一人能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其余的只能做到一个月或一天的时间。因为孔子的"仁"这一范畴，包含了很多内容。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等等，都是对作为一位"仁者"的品质的要求。 对于"礼"，孔子也谈得很多。他把"礼"作为治理国家和人立身于社会的基本准则。他说：治理国家时，如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便可以使人民自觉地改正错误，遵守国家法纪。他对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还说做人要"兴于诗，立于礼"《秦伯》可见。，可见孔子对"礼"的重视。 关于"义"与"智"，孔子说：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向》。，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等。但孔子并未将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品质，说成是人生而具有的。他只说："性相近，习相远"《阳货》。，承认人在幼年时期，只知饥食、渴饮和喜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情感是彼此相近似的，一旦成人之后，参加各种不同社会活动，处于不同的环境和地位时，便产生各种不同的变化，以致相差很远。 孟子（前385－前304）是以继承孔子的儒学正宗地位自居的，他除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这一思想外，由于他正处在诸侯割据，战乱不息，人民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动乱时期，他便将孔子的仁学，在政治上发展为"仁政"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给人民以"恒产"。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不违农时"，使人民"仰则可以事父母"，"俯则可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使他们能有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除向国家交纳赋税外，还要能养活自己的父母和妻子儿女。他用"仁政"思想，去说服梁惠王、齐宣王等国君，并劝他们在自己"好色"、"好货"时，也要知道人民同样有追求美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要他们"与民同乐"，这样便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而"王天下"。孟子反对当时以强凌辱、以大欺小的巧取豪夺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梁惠王》。的不义战争。孟子出游各国，虽表面上受到各国以"客卿"之礼的招待，终以他主张的"王道"、"仁政"学说，既不能满足这些国君对眼前利益的更多要求，更无法抵御秦、楚等大国的侵略，因此得不到重用。孟子只好回到家乡，与学生著书立说，以传后世。 "四端"说见《孟子·公孙丑》上篇，是孟子周游各国后，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人的本性，研究道德伦理与人体思维器官之间的关系，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性"善"这一学说。他在《孟子·告子》上篇中，系统地与告子展开了人性是"善"或"无分于善，不善"的辩论。在这场激烈辩论中，孟子提出了"四端"说。孟子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在这里孟子肯定了仁、义、礼、智这四种优良的品德存在于人的心中，是人心这一器官的固有属性。他还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用当人们看见一个小孩子即将掉进井里时，发出内心的一种惊吓和不忍看见小孩掉下去这种感情，来证明人人皆具一种并不带有什么企图和希望得到报答的善良的"不忍人之心"。这种不愿看见他人遭受灾难的心，就是人人皆具有的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差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父母。 在这里，孟子不仅论证了仁、义、礼、智这四种优良品德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如同两手两脚一样，如果能以它们作为开端，加以正确运用和发扬光大，对于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组织好家庭生活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孟子以后，战国末期的大儒荀子则不同意"人性善"的说法，提出了"人性恶"学说，主张用儒家的仁、义、礼、智的教育，来改变人生而具有的恶性，使人由恶变善。荀况的两个学生韩非、李斯继承了荀况的"人性恶"学说，又在早期法家商鞅等的思想基础上形成法家思想，主张法、术、势集中于一人，只有通过严刑竣法，才能使人民为当时的君主利用。东汉时的王充（27-100）认为人由男女交合时，"禀气而成性"《论衡·率性篇》。，因禀气不同，故有善恶、贤愚的差异，提出了人性既非全善，又非全恶，而是有善有恶。到了唐代的大儒韩愈（768-824），则将孟子"四端"中的仁、义概括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并提出了中国有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以传播仁、义、礼、智为中心的儒学道统。这个道统自孟子以后便失传了，韩愈以继承这个道统为己任，反对当时流行的佛教而提倡儒学。他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这是人"与生俱生"的。除性以外，人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也"《原性》。，情为喜、怒、哀、欲、爱、恶、惧。因人性分上、中、下三品，情也随之而分为三类。韩愈的这种人性说，补充和发展了以前的人性说。他虽然主张人的性与情分为上、中、下三品，但通过教育又可以使上品"就学而愈明"，"下之情畏威而寡罪"，这就比王充的"禀气劣者，则劣，优者便优"，更具合理意义。 二、二程、朱熹的天理、人欲和理、气思想 孔、孟提出的仁、义、礼、智等道德伦理思想存在于人心，决定人性善恶说，经汉唐的一些哲学家加以补充和发展之后，到了宋代，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在汲取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的元气本体论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三十二章。等思想的基础上，遂将仁、义、礼、智等道德伦理思想升华、慨括为一种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 "理"或称"天理"，用"理与气合"以形成人与万物，用气的聚散来说明万物的变化，在这一切变化中又是"理"作为主宰的宋明理学体系。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上蔡语录》卷上。的。又说"有理则有气"，"有理而后有象"《二程粹言》卷一。，把一切有形有象的事物，看成是有形之气与无形之理相结合而成的。"理"是纯善的，"气"则可善可恶。"理"如果处于主宰的地位，则人的行为便善；如"理"被七情之气所淹没，则人的行为便失去规范，作出恶事。所以二程在人性问题上，认为人性是善的，之所以作出不善之事，是由于气质的七情六欲超越了应有的道德规范尺度而造成，因此他们提出了"灭人欲，存天理"的要求。 朱熹（1130-1200）的哲学，是以二程哲学为基本内容，但他又在二程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有所修改。例如，二程认为"人为不善，欲诱之也"，故主张"窒其欲"，反对因饥寒将死的寡妇再嫁，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遗书》卷二十二。。当朱熹的学生问他"饮食男女谁为天理？谁为人欲"时，朱熹说："饮食男女者，天理也，要求美色、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这就将人们正当的社会生活要求和正常的道德伦理关系与非正当的社会生活要求区分开来，主张人应有正当的情欲，而不同意二程的"窒其欲"说法。朱熹还汲取了佛、道二家思想和一些自然科学事例，建立起了一个博大精深、说理论证严谨的哲学体系，将以孔、孟为首的儒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使之传播于东西方各国之中，并与这些国家的本土思想相结合，成为这些国家一定时期的主流思想。 三、李退溪的"四端""七情"理气互动思想 李退溪（1501-1570）是朝鲜李朝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从七岁起便读孔子的《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后写了《四书释义》。以后又读了儒家经典和中国的历史、地理与诸子百家的著作，著有《三经释义》和读朱熹写的《易学启蒙》之后写的《启蒙传疑》等书。他是一位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和儒学的学者，被现代韩国李家源教授等称为"东方之朱子"。李退溪虽然继承了孔、孟、二程等的思想，应当说主要集中在朱熹哲学上，但他并不死守朱学不变，而是在继承中又有发展。 朱熹去世后，他的学术在宋理宗时得到普遍的传播。元朝灭赵宋王朝后，采用"礼待"朱熹后学的政策，使理学由南方传到北方，并正式出版朱熹的著作，朱熹编注的《四书集注》逐渐成为儒生考试的必读之书。当高丽王朝的使臣来元大都时，遂将朱熹的书带回高丽，组织人阅读。当李成桂废高丽恭让王，建立李氏朝鲜王朝时，朱熹哲学中崇尚天理、人伦，重视人民生活、生产，不迷信鬼神，主张让贤重学等思想，对于改革高丽王朝迷信佛教，大修庙宇，不关心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国家安全等弊病，无疑是一付救世良药。所以，李退溪从"仁者，爱人"出发，主张应重现实社会中人民的生产生活、男婚女嫁、君义臣忠、夫和妻顺、父慈子孝、朋友有信、邻里和睦等实际问题，而不是修仙成佛。他认为重视这些实际的事，就是"天理"，是存在于人心的"大道"。只要人通过学习、体会，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心表现出来，自觉地使身心舒畅、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认为：理与气的关系并不是"理"独自指挥、控制"气"的变化，而是理气"互动"，"理动气随，气动理随"，二者相互依存，而不是谁主宰谁。他将郑之云《天命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主张人性中有善、恶两种倾向，故应该通过学习、教育，使人自觉地行善去恶，成为圣贤。这样既解决人性的善恶，人是否有天赋的道德观念的争论，又说明了现实人生中恶人、善人的来源，并提出了人应当如何为善去恶的方法。他继承、汲取前人关于理、气、情、欲等等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它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 从上述孔、孟、程、朱到李退溪的思想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主张"仁者，爱人"。主张：作为人，不仅知道爱自己，而且还要爱他人。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地做好人、善人，而不做恶人、歹人。这些思想，在今天还是有教育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