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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贤 摘要：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整合过程。东南亚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注重本土和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倾向，但却是以经济上采取市场经济模式为前提的。它们的意识形态整合，明显地具有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冲突，维护国家稳定，引导人民确立国家认同的性质。新加坡的儒家伦理运动，以及新、马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都具有这种性质。当今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并没有终止，需要回答的是：在不同地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面对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取得协调、平衡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新马模式”还是儒学的价值观、文化观，都可能会从新的角度给我们以启迪。 关键词：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意识形态化 儒学 儒学之所以在古代东亚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支柱，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官方儒学。在东亚，儒教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近现代以后，儒学能否再度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呢？这里可以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现代化模式中儒学的作用来进行探讨。 一、东南亚的传统社会与意识形态整合 东南亚的文化渊源比较复杂。这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都有关系。横断山脉的地势；决定了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民族走廊。就整个东南亚说，它是亚洲三大文化影响的交汇区，又地处南北陆路交通与东西水陆交通的十字路口上，历史上民族迁徙频繁，文化交流范围广泛。所以这里既有东亚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又有伊斯兰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伴之以随处可见的本土原始文化。东南亚地区内，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传播的重点不同，又有大陆文化和海岛文化的不同。据有的学者考察，东南亚追根，很多都要追到中国，[1](P342)加之近代以来大批华人迁居东南亚，所以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在此地有很重要的影响。而近现代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东南亚又成了诸多西方制度的“试验田”，这不仅使东南亚各国在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诸多差异，而且，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又是东西文化并存。例如，在“亚洲价值观”特别流行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时也流行着英语。 有人说，东南亚是亚洲社会的缩影，也是非西方社会的缩影。东南亚传统社会是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典型，这里保留着亚洲凝重的历史遗产。[2](P2-5)尽管东南亚在历史上曾分割为许多地方王国，近代以来又被西方殖民者割据，使得这一地区在地理和社会发展方面非常分散、各自为政，但是，该地区的各地、各国之间仍是有许多共性的。 东南亚具有亚洲内向性社会的特征，在这里，传统价值观表现为“社会先于个人”，人们认为，这表现了亚洲集体主义的特色；而“有组织的集团比个人更具有普遍性”，“普遍具有天然的集体思想——在集体中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地位和职能”，[2](P3-4)被认为是亚洲传统农业社会的共性。东南亚在政治方面具有亚洲传统社会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尊重权威，注重统治者个人的人格魅力，并以此为统治者合法权力的根据。东南亚所具有的亚洲社会特色除了文化交流的影响外，又是以久远的本土文化特色为基础的。早在殖民统治建立之前，东南亚人民已经形成了一些朴素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主要是多元的万物有灵崇拜、“船货崇拜”和文化上的实用主义。东南亚传统社会具有多元宗教、多元文化格局。 东南亚传统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用习惯法管理社会。就是说所有的村民都愿意服从当地的传统规则。可以说这种因袭的态度与各种等级秩序和权威一道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而这些秩序与权威建立在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秩序上。例如在马来乡村，地域性的族群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血亲集团靠通婚形成，掌握族群最高权力的是酋长，而酋长通常也是某个家族的领袖。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社会都看重统治者是否贤明，这种习惯也影响着东南亚传统社会的政治。[2](P5-9) 东南亚的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建筑在这样的传统社会基础上的。事实上，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整合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与东南亚各国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相关联的。有的学者在总结东亚成功的经验时，认为从主观因素而言，东亚的崛起是各种内部因素或综合因素的结合，并把这种因素概括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所谓东亚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意义。从经济角度讲，是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集中国家一切财力物力发展国民经济并形成有关国家经济建设、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上讲，振兴国家经济，实现现代化是全国全民族的最高纲领和指导原则；从文化上讲，东亚经济民族主义中体现着一种东方人特有的民族精神，即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不息的民族意识和感情。[3](P42-43)无疑，在东南亚地区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这三方面特点也都具备，只不过由于上述东南亚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以及移民多的特点，使它在后两个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突出地表现在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经济为中心工作中的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结合。正像一位台湾学者所说的：“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国家的入侵东南亚一个积极有建设性的反应。结果形成了一种激昂慷慨的新情操，和一种强劲莫之能御的新动力，坚持要创造一个自己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新社会。”[2](P11) 东南亚一些国家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整合表现的特征主要是：以民族主义为自豪，视之为被授予权力、自由和主张民族尊严的象征；重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注重宣传民族意识、神圣的国家，及国家光荣的历史；创制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物，要求以主人的身份书写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甚至在学术上也要求表现民族的尊严，摆脱西方传统的“东方学”单纯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研究东南亚社会和民族的倾向。 应该指出，东南亚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注重本土和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倾向，都是以经济上采取市场经济模式为前提的。在经济运作方式上虽然有的国家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有的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模式，但总的说，他们在经济上都是自由主义的。这样，他们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明显地具有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冲突，维护国家稳定，引导人民确立国家认同的性质。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加速解体，意识形态整合的这种功能就更为显著。新加坡的儒家伦理运动，以及新、马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都具有这种性质。 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治国方略，即在政治上、文化上保守东方传统，并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有机结合。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亚洲国家）并不轻易放弃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但是”在不同程度上，亚洲人静悄悄地采用了西方不少有用的价值观、社会措施以及管理方法，因此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有东西混合的成分”。[4] 二、新加坡——新、马模式成功的典型 东南亚各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最为受人瞩目，两国之中新加坡的现代化最为成功，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并常被人们用儒家文化来注释其成功的经验。故这里且从新加坡入手，分析新、马模式的经验。美国学者K.E.柯德尔(Calder)在分析新加坡赖以取得现代化成就的社会结构模式”儒家社会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时指出：“在许多方面，新加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忠实地反映了东亚模式的显著特色。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尽管高度西方化，但在许多方面仍不失为一位典型的儒家领导者……”“新加坡的国家政策也是完全儒家式的，盛行道德训诫，或许除中国之外，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更彻底。如同中国大陆用大字报抵制修正主义敦促提高生产，新加坡以政府公告形式告诫人们节俭、勤奋以至最近号召剪短发……”“除了继承儒家道德传统之外，新加坡在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是东亚政治经济制度上最西化的国家。”[5](P74-75)这是用一个西方人的眼光来看新加坡模式与儒学的关系。此外，人们在评价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成功中的作用时，常提到的是：儒家企业精神；贤能和集权的政府。这两点也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般经验。 其实，新加坡模式中的儒家企业精神是以新加坡华人所具有的勤奋、自强、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为基础的。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华人移民占国民的大部分。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有大批下南洋的移民在这里停留。早期南洋地区的开发和繁荣，是与华人的辛苦创业分不开的。但是，这只是从儒家文化对新加坡影响的历史渊源来说的。从现实看，新加坡既是移民社会，又是多种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也是个开放的社会；这里东、西文化，新旧观念交织碰撞，公民多掌握英语，西方文化的传播不存在语言障碍。这使新加坡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突出地遇到国家认同、文化整合以及社会控制等问题。为此，新加坡采取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整合措施。在新加坡，儒家文化本只是多元文化之一元，但新加坡政府公开提倡儒家伦理，以儒学为凝聚人心、整合秩序的工具，因而儒家思想便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治国理念。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可谓是一种带有实用化色彩的意识形态运动，这也正体现了儒家“时中”的特性。正像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并不轻易放弃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但如果这些价值观成了进步的绊脚石，它们就会被抛弃或者被改装”。[4] 新加坡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贤人（或好人）政府和儒化社会。为了看清二者的逻辑关系，这里先从后者说。 关于儒化社会。 韩国学者金日坤曾把家庭集团主义看作儒家文化的一大特性。[6](P144-145)诚然，新加坡的政府也非常重视维护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但与日本或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团队主义并不突出地表现在微观的企业管理上，即把企业当作扩大了的“家庭”。移民社会的新加坡更注重树立一种国家团队精神。前总理李光耀说：“我们能够建立起团队精神、集体精神。每个人都为团队作出最大努力。这团队就是国家，反过来，国家关心个人，公正平等，政府的艺术就是建立团队精神的艺术。”[2](P339) 新加坡政府致力于加强儒学在治理社会中的作用，这包括：用儒家的伦理教化人民，号召国民讲礼仪、勤劳、重视家庭、爱国，提倡公德心，号召建设“优雅社会”，“团结的社会”；同时强调权威、秩序，提高社会凝聚力；狠抓人口素质，意识到新加坡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因而重视培养人才，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重要位置。政府在运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和影响人们价值观的同时，也采取严厉的法制来进行道德引导及有效的社会控制。例如：严格执行罚款制度，实行新闻审查和网络审查、电影和电视节目审查，实行生育控制和优生政策，以及对公务员实行严格的财务监督和财产申报制度，实行各种严格的廉政措施等等。 新加坡政府用儒家伦理塑造“好公民”，以此来整合社会、稳定社会，同时也注重关心人民、改善人民生活。例如：对低收入居民和高薪阶层采取不同办法，以解决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设立强制性的多功能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及在政府与职工、工会间建立一种“共生关系”，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等。[2](P421-422)政府的富民政策使人民得到实惠，生活富足，人民就更加拥护政府、维护政府权威。新加坡政府与民众的融洽关系，从某一角度看，有些近似于传统儒家的“仁政”说，而新加坡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政府与社会的紧密结合”，通过这种结合，营造一个儒化社会。这对于维持一个多元化社会，同时又建设一个统一坚固的现代民族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所以1988年李光耀在对新加坡大学生演讲时说：“华人失去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一天。”[2](P424)这反映了多年来新加坡政府的治国理念。 关于贤人政府。 如果说新加坡政府倡导儒家文化的目的是在于营造一种社会意识氛围的话，那么这种创造社会意识的成功有赖于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的精英领导集团。这就是新加坡的贤人政治或好人政府。新加坡贤人政治的前提是政府领导集团由精英分子组成。如在总理职位上领导新加坡凡31年，后又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就是这样的精荚。在他周围集中了全新加坡第一流的人才，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和高级管理人才，大多在西方著名学府留过学。例如1997年国会选举中上任的内阁成员中，总理吴作栋是美国威廉斯学院发展经济学硕士，内阁资政李光耀是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学士，副总理李显龙是哈佛大学公共行政学硕土，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陈庆炎是美国阿得雷德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内政部长黄根成是伦敦大学商学硕土等。[2](P268-269)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置人才机构组织，把挑选高中层干部的重点放在大学毕业生身上。从小学到大学，他们实行教育分流制，让最杰出的学生留学欧、美、日、澳，归国后很快便成了国家各部门的精英。 新加坡政府也具有东亚威权主义的特证。这表现为：一方面，在施政风格上对政治权力的独断，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和各项社会事务的干预、调节和启动作用，同时新加坡领导人也对西式民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李光耀多次表明这样的看法：所谓民主，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同文化、历史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主。他还认为两党制“不符合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一个亚洲社会”。[2](P344)另一方面，从新加坡民众来说，华人社会也渴望得到权威的保护，以免在相互倾轧中财富被剥夺，这就使他们把一元的权威的政治领导看成是“自然的”现象，而少数政治精英，则怀着“救世型的”报国心态，参政意识十分强烈，导致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行动党的集权统治正是儒家政治的张扬。”[3](P90) 但是，儒家政治文化，其核心在于注重当政者的素质、品格及个人修养，这一点，新加坡又可以称为世界之最。在新加坡，多年处于执政者核心地位的李光耀是一位既“贤”且“王”的君子。他威严、清廉、勤奋而又博识好学。他是新加坡发展的设计师，视新加坡为“生命所系”，对国家和人民怀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政府被称为“君子政府”和“好人政府”。1990年接任他为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曾说：“我们感到特别幸运，因为31年来，新加坡一直由英明又正直的人统治。……我们的国会制度能运用得这么好，应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7] 上文所述两点——儒化社会和贤人政治，可说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但是，如何看待这份经验，即如何衡量儒学在新加坡的地位，却是一个有争议和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此，有人提出：新加坡是一个商业社会、一个较发达的社会，虽然在那里可说是“儒风”吹拂，但它决不是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社会，在那里，儒学只是一种工具。[2](P350-351)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若仅把儒学概之为一种工具，即“儒化”人民，维护威权体制的工具，那么，它又与封建社会历代君王以之为政治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服从“三纲五常”的社会秩序的儒学有什么区别呢？对于这个问题，1982年应新加坡教学发展总署之邀访问新加坡，参与新加坡开设儒家伦理课程计划的杜维明教授，曾给予特别关注。他在与新加坡各界对话时屡次谈到，要强调儒家哲学的核心价值，即长期以来启迪了东亚一代又一代心灵的那些基本观念；要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伦理道德的形式，以此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杜维明认为，历史上儒家思想可以而且确实曾经被当作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用。但是，由于这些统治者根本就不信奉儒家伦理这样的伟大理想，因而他们将儒学堕落成一种强制性的控制术。利用道德来达到政治目的，把道德政治化了。而且，由于他们不是由群众心甘情愿地推选出来、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施行统治，所以他们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影响。[8](P129、39、161)基于此，杜维明指出：“当强制性的政治实体，同时垄断了意识形态和道德控制的时候，其政治化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创发力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8](P40) 杜维明阐述了儒学理想化的道德价值形态，同时，也指出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儒学的危害性。也许，这是针对当时新加坡一些人提出的现实问题而发出的警示吧。 但是，当代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儒家伦理，与历史上封建君王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儒学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虽然儒家伦理在新加坡作为一种寻根文化、作为华人社会代代相传的道德伦理，是政府用来凝聚人心、稳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它是新加坡用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新加坡“儒化”社会的基础是从西方引进的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包括法律制度、经济体制、教育体制乃至市政建设等；而新加坡弘扬儒家文化，是为了治理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弊病，“抵御西方歪风”，建立一个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经济发达的现代化东方社会。今日的新加坡与旧时的儒式政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如李光耀所说：在华人传统中，统治者是胜任其职的人，具有某种学识能力，是正直的人，但是他们是世袭的，而“每5年我都必须面对一次选民”。[2](P424) 对于新加坡运用儒家伦理治理社会的经验，杜维明是从“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社会”，致力于“它自己的普遍化的趋向”角度来看的。他以为，鉴于国情，新加坡“惟一的选择就是创造性的一体化——一种寻求文化认同和普遍观点的综合”。[8](P205)同时，他把新加坡的儒家伦理看作一种“转化了的儒家伦理”。他说：“在新加坡所有的，不是排斥一切其他百家的儒家伦理。……在某种方式上，西方的竞争性和经典的儒家伦理的勤奋结合到了一起。儒家伦理不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一种为接受西方挑战而转化了的儒家伦理。这种新的模式，作为一种反应回答不仅仅是对于世界的适应。”[8](P210) 而北京大学陈峰君教授则从东亚模式的角度认为新加坡经验是“欧美的新教伦理创造的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创造出的新的文明，“是一种全新的‘再生机制’”。他说：“新加坡既是倡导儒家文化的典范，同时也是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范例。……一方面在新加坡具有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有利于国家意识保持发展的政治稳定，从而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中引起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及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的宏观调控，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整合等。另一方面，依据新教伦理而来的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与此相关联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既保障了市场原理的适用和开放性，又使得传统的伦理和秩序的存续与传承成为可能。新加坡……将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与东方文明的优秀积淀，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突发性的成就。”[3](P190-191) 以上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新加坡经验是十分有益的。 三、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看新、马模式 东南亚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常宣称他们的发展成就得益于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即“亚洲价值观”。其实就新马模式看，亚洲价值观首先是这两个国家立足于自己的国情所实施的治国哲学和治国方略，是融合东西方文化，成功地结合了西方“发展理性”与东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混合型意识形态。但是“亚洲价值观”也是时代和国际政治的产物，从这些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亚洲价值观”是以新、马为代表，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抗西方民主和人权的说教，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亚洲国家对西方中心论的挑战和自信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发展成就，是东亚模式的成功，使得“亚洲价值观”成为冷战时代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使得西方国家与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辩论成为国际关系中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一个焦点和学界的显学。 亚洲价值观，就一般含义上讲，本应指亚洲范围内存在的各种源流价值观的总称，它几乎包括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内容，或指亚洲的东方价值观的主流。但目前在国际上引起争议的“亚洲价值观”，却是东亚某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权威主义特色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包括：（一）国家与社会先于个人，并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坚持集体主义的人际伦理和人权观；（二）强有力的施行仁政的“好政府”，这是政府对人民安分守已、尊重权威的回报；（三）维持有秩序的社会，有了秩序才有效率和安定的生活；（四）家庭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人们工作的动力和目标；（五）崇尚和谐与协商，没有非白即黑的强烈对抗意识，重视通过协商取得共识。[2](P394) 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提倡“亚洲价值观”，或在国际上以“亚洲价值观”解释、辩护自己的行为。他们对“亚洲价值观”各有自己的诠释与实践，而对之阐释和实践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和领导人。西方的媒体、学术界，及官方主流意见对“亚洲价值观”的批评诘难，也集中针对这两个国家。 例如，1994年12月，美国一个新闻业组织“自由论坛”和香港的外国俱乐部联合在香港举行了一个名为“亚洲新闻论坛”的国际研讨会，对新加坡的新闻模式和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进行猛烈攻击。有评论说这是对“亚洲价值观”进行的一次“公审”。[9]不仅西方媒体，并且西方国家政府也卷入了这场论战。如1994年7月21日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方面肯定“亚洲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又严厉批评说，有人认为民主似乎对亚洲不太合适，至少对亚洲国家不合适，人权是相对而言的，西方的人权政策仅仅是在掩盖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该报告指出，各国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民主形式。但是，进行虐待和实行暴政是找不到理由的。美国不能听任压迫在道义相对主义的幌子下自行发展。因为民主和人权不仅是西方人向往的东西，而且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向往的东西，是普遍原则。[10] 西方媒体和政府舆论之所以对“亚洲价值观”这样关注，倾注这样大的力量进行批评，是因为把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代表的“主张威权控制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意识形态”当作他们向世界播散自由民主价值观、实现民主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而实际上，西方对“亚洲价值观”的诘难，也主要是依据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统，和当代在西方已经渗透到哲学、宗教、科学、政治、社会、文化、行为等各个领域的，极富号召力的自由主义理论。 如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主要是靠惊人的资源投入而获得快速增长的，并不是靠提高效率来推动。[2](P469)克里斯托弗·林格尔则针对新加坡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对“亚洲”价值观的乐观态度，认为在他们眼里，“在发展经济的祭坛前，政治自由成了祭祀的羔羊”。在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上，林格尔认为独裁体制无法适应未来捉摸不定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市场，不一定能赢得未来。他说：“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发展取决于文明社会的私有制。它有助于防止少数统治者控制和分化其余的社会成员，从而起到制衡作用。”“恰恰相反，独裁政权靠限制交流和信息传播，靠强行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来削弱和排斥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也许只允许自己信任的党内阿谀奉承者在国内商务活动中唱主角，以确保经济力量不会用来削弱执政党的统治。”[11]而《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亚洲世纪”还远得很》一文中强调，亚洲许多国家经济依然落后。1996年在吉隆坡出席“新亚洲论坛”的詹姆斯·加里森博土则说，“亚洲复兴(Asian Renaissance)对亚洲是重要的，可是对世界其他地方却是无关紧要的”。[12]他干脆否定了亚洲模式具有任何普遍意义。 西方不仅以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原则，而且以他们自身的发展模式为普遍原理来权衡亚洲的发展，而积极倡导“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却强调：非西方国家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确立主流价值观；从国际关系的原则看，全球民主化不仅指各个国家内的民主化，也应该是国家间关系的民主化。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上，倡导“亚洲价值观”的国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在向西方大国的“威权政治”要求民主，进行抗争而已。 例如，对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新加坡就更相信自己的理解。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说，东亚人不相信西方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个人是重要的，但个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家庭、家族、宗族、邻里、社区、民族和国家的成员。1992年李光耀在访问菲律宾时谈到他与“美国政治评论员”在民主观上的分歧，他说：“我不相信民主对于发展来说是必需的。我相信一个国家要发展，它就需要纪律甚于需要民主。民主的泛滥导致了纪律涣散和秩序混乱。”[2](P474-475)李光耀还说：“东方国家的目标是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以使人人享有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只存在于纪律严明的社会中，而不存在于任意争斗的无政府状态当中。”[13](P53)而对于国际论争持更激烈态度的马来西亚马哈蒂尔，对西方批评“亚洲价值观”的言论亦有自己的回应。他在《迈向亚洲的复兴》著名演讲辞中说：亚洲很多人相信，我们的确有本身的价值观和做事的方式，这些都是为了争取一个更好的字眼：“亚洲”。对于那些认为本身价值观和做事方式放诸四海而皆谁的人，这是一个异端。但亚洲价值观难道就不能成为通用价值的基础吗？[14]他还说：“我只是认为，我们可以要求担任一个平等的角色。我们要求共同决定权……但西方至今还不承认这一点。”[15] 从上述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出“新马模式”发展的国际文化背景。“亚洲价值观”本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向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西方与东亚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话题呢？这就关系到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格局的变化了。 自冷战时期结束，伴随着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美国在西方集团中的领导地位也在走向衰落。而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亚洲的复兴，即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等，都使得非西方国家、地区的重要性持续上升。不仅世界经济形成了美、欧、东亚三极而立的格局，而且亚洲发展中国家对自身传统的自觉、对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自主，以及在国际关系中要求平等地位意识的增长也形成一种趋势。 对于世界上若干非西方文明的发展与崛起，以及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相应变化的趋势，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早已予以关注。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富勒在他撰写的《下一个意识形态》文章中指出，当今民族文化正受到世界文化普遍均质化的威胁。第三世界面临着强大的文化压力。因权力、财富、影响力的不公平分配以及大国对小国的不尊重所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其实要比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教义的冲突严重得多，冲突是现实造成的，文化只是冲突的载体。因此，“下一个意识形态”对抗实质上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尊重”、“尊严”这类词语将构成下个世纪政治言论重点的基本词汇。第三世界的人民和领导人已认识到，按照西方的观念，他们也应受到西方的平等对待和尊重。曾以“文明冲突论”引起学界争论的亨廷顿教授则警醒地指出，当代在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风靡全球现象所掩盖下的文明冲突的实质。他在《西方：独特的，但不是普世性的》一文中提到，近年来西方有不少人自认为西方文化应该就是世界文化，并不遗余力地推销这一概念。他指出，有一种看法，认为现代化就是其他民族在追随西方模式时，放弃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制度和风俗习惯，实行全盘西化。他认为，这些具有均质性、普世性的西方化世界的幻影是错误的、傲慢的和危险的。[2](P451-452) 而《亚洲大趋势》一书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则更直接地指出：“全面承认并且接受东方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这种接受就和当初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一样意义深远。东方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包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都是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强大力量和重要参与者。”[13](P246-247)他还说：“整个世界舞台正上演着一出大融合的戏剧。全球各个角落都被信息高速公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洲的现代化不能被看作它的西方化过程，而应是它自己的‘亚洲方式’的现代化。”[13](P264) 从这些议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东亚发展模式以及“亚洲价值观”提出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并没有终止。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的价值”这一观念又成为经济和社会学界批判的对象，并成为热点问题被炒作；在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中，形形色色所谓西方世界“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又纷纷出笼。此后，由于2001年1月27日，新加坡李光耀在瑞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表演讲，针对信息技术和信息时代谈到了儒家传统，于是又引起西方诸多媒体有关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的一番舆论。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还以《李光耀放弃“亚洲价值观”》为题发了专稿。[16] 但是，毕竟时代在前进，无论是“东亚模式”，还是“亚洲价值观”，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他们会随着全球经济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时俱进”。今天，由于“尖端技术通讯网的发展，低廉的运输费，无边境的自由贸易等”，“全球化”的实现已经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在日益靠近我们了，因此，不仅文化的开放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而且重视本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已同时作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走出原来的思维框架，必须重新认识，重新把握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即需要回答：在不同地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面对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如何才能在自己文化的认同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取得协调、平衡和发展？[17](P4-5) 而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新马模式”还是儒学的价值观、文化观，都可能会从新的角度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